童年纪事
追忆往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同探求生存的意义的努力极为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你觉得自己像是伸手去抓蓝球的幼童，两只手总不时地滑脱开去。
打头说起。我不妨相信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我于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俄国列宁格勒，它的原名叫彼得堡，老百姓由此为它起了个绰号，直呼其为“彼得”。有两行打油诗这么说：
人们的两肋
由老彼得摩挲
就国家的历史而言，这座城市无疑应该叫做列宁格勒；然而，我仍然打算称呼它“彼得”，因为在我初记事的时候——大战刚结束的年头，它不像“列宁格勒”建筑物灰色、浅绿色的外墙上嵌着累累弹痕；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街空空荡荡，行人稀稀，车辆寥寥，浑然一幅饿得面黄肌瘦的贵族面孔，而惟有天空反射着涅瓦河面那看不见的波光。
那些瘢痕密布的雄伟壮观的建筑啊！在它们的内部，是旧钢琴，磨损的地毯，笨重的青铜镜框及其尘垢蒙面的绘画，围困期间没有被炉膛吞没的木器家具（至少有椅子），奄奄一息的生命正在其中复苏。我上学总路经这些建筑，这时我每每会情不自禁的揣摸，那些糊墙纸发黄、起泡的房间里的生活该是怎样一种情景。这些楼房的外形和门廊，有古典的、现代的或是兼收古典和现代风格的，它们的圆柱或壁柱上雕砌着神话动物或人物的头像。实在说，我从这里，从它们的雕琢装饰，从支撑露台的女像柱，从门道两侧壁龛中无首无臂的胸像上所了解的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比我后来从书本上学到的要丰富。希腊，罗马，埃及，这里全有，而且它们在轰击中全部经受了炮弹片的砍凿。那流入波罗的海的灰暗、波光粼粼的河，偶尔驶过的在激流中奋争的拖轮，比数学家和季诺教了我更多的关于无穷和斯多喀主义的学问。
我历来不认为形成性格的因素可以毫无例外地追溯至童年时代。几十年来，俄国人一直住在公寓和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我们的父母做爱，我们则假装熟睡。接着是战争，饥馑，出征，战死或残废的父亲，心灵结成厚茧的母亲，学校里官方的谎言和家庭里非官方的谎言。再后来是红旗在军营上空的旗杆上迎风招展。这战争化的童年，愚蠢的恐怖，淫欲的冲动（年方十岁的我们已经对我们的女教师动了邪念），这一切并没有对我们的伦理观念，或者审美情趣，或者爱和受苦的能力产生了不得的影响。我提及这类事件，并非出于缅怀童年的需要。我回想这些事件，是因为我迄今从未想起过它们，而且因为我愿意让某些事件永驻：白——至少在纸上。再者，回首以往比翘首未来更为有益。明日怎能具有昨天那样的吸引力！昨天决不像明日那样放射无限而单调的光芒。而明日复明日，数量何其多，所以未来是宣传。草也是宣传。
一个人意识的开端往往是他第一次撒谎。我清楚地记得我自己的例子。那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填写借书申请表。第五项当然是“民族”栏。我那时七岁，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我对管理员说我不知道。她满腹狐疑然又幸灾乐祸地建议我回家问一问家长。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图书馆，尽管我后来成为许多图书馆的读者，填写过一模一样的申请表。我并不以做一个犹太人为耻，也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在班级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民族全都详详细细地登记在册。课间休息时，每每有教师将它“遗忘”在讲桌上，我们便会像一只只饿鹰扑向它。我们班的人全都知道我是犹太人。而七岁的孩子是不会有强烈的反犹太情绪的。再说，我比一般七岁的孩子长得更加壮实，在那个年龄拳头更有权威。使我感到难堪的是“犹太人”这个词自身——俄语叫eBpeH——而不在于它的内涵。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它被使用的场合和频率。“eBpeH”在俄语书刊中有如“mediastinum”或者是“gennel”，在美式英语中同样罕见。事实上，它的处境有些像那些不便全部拼写出的秽语，或是像一些花柳病的名称。人到了七岁，他的词汇量足以使他判断这个词的罕见度，而将自身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是极其不愉快的，它和人的诗情诗感更是水火难容。记得在听到俄语里“犹太鬼”（它的发音酷似安德烈·纪德）这一词时，我倒觉得好受一些，因为这是一个脏字儿，所以不含有意义，更不带有暗示。俄语里单音节的词的作用极为有限。而一旦加上后缀、词尾或前缀，这样羽毛也能飞上天。在此我不是想告诉人们，我那样小小的年纪便因为出身犹太民族而遭到迫害，我的本意是说，我编的第一个谎同我的出身有关。
这个开端不坏。对类似的反犹太情绪，我处之淡然，因为它主要集中在教师身上：我们生活中天生就有这么拙劣的一群，我们该给他们打不及格的分数。倘若我是俄国天主教徒，我将诅咒他们中的多数人入地狱。确实，教师中也有好的。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执掌我们切身利害的主人，我们于是无心将他们分个孰优孰劣，同样，他们也不将他们的小奴隶分出三六九等，他们最激烈的反犹太的言辞便因为泛泛而指而失去锋芒。不知怎么的，我从来不会认真对待他人对我的詈骂，尤其是与我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一群人对我的詈骂。八成因为父母对我经常的申斥使我受到良好的锻炼。有的教师本人也是犹太人，我对他们的畏惧不下于对纯血统俄罗斯人的畏惧。
这仅仅是我们修剪自我的一个事例——伴随着语言进行——我们觉得置身于不可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其结果是，不出十年，我们的意志力变得和海藻的意志力所差不几。四年兵役（男子十九岁应征入伍）将完成百分之百屈从国家的过程。服从将不仅是第一也是第二天性。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一定会同这个制度斗智，比如口是心非，隐晦曲折；同上司私下里交易；编造谎言；利用有权势的亲朋等等。这需要费去一个人的全部心计。然而，他将清醒地意识到，他编织的是一张谎言的网。无论他获得怎样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将鄙视他自己。最终胜利属于这个制度：他击败它也好，向它倒戈也好，你总是问心有愧。这个民族的信仰是——正如一句成语所说——恶中有善，反过来说，事理亦是如此。
自相矛盾在我看来是我的祖国的最大特点。没有一个俄国行刑者不担心某天自己会沦为囚犯，哪怕是最可怜的囚犯也不会不承认（至少是对自己承认）他同样具有行刑者的气魄。在刚刚成为历史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自相矛盾自有其道理。人们甚至会认为自相矛盾就是道理，生活本身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但它是武断的。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大肆美化我们的事业，大概是因为它受到强烈的责难。倘若这种努力单纯表现出我们的矛盾心理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它折磨着我们的本能。我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状态才真正是无所奉献的东方准备强加于世界的所谓“幸福的消息”。世界似乎准备接受它。
我们且不说世界的命运。一个男孩子同眼前的厄运作抗争的惟一方式是脱离轨道。这一点不容易做到，因为父母要阻挠，因为你本人对未卜的前途也不免感到惶惑，更因为它将你同大多数人分开了，而你从喝母奶的时候起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大多数人总归正确。这里需要一种淡泊的处事态度，而我向来想得开。我十五岁上退了学，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抗议。我实在不堪忍受我班上那些——同学的，主要是教师的——面孔，所以，一个冬日的上午，课才上了一半，我并无明显的理由，然而却站起身大摇大摆走出校门，我心里明白我决不会再回头了。在那个时刻支配着我的感情的，是因为我年幼，不得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操纵而对自己产生的厌恶，当然还有因为自由，因为那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无尽头的大街所产生的隐秘的快感。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以为，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集中制的国度里，所有的屋子全都一个模样：我们中学校长的办公室断然是我五年以后开始时常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同样的木制嵌板、木桌、木椅——木匠的天堂。同样的创始人肖像：列宁，斯大林，政治局委员，学校里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苏维埃文学的创始人），倘若是审讯室，则有费列克斯·捷尔任斯基（苏维埃秘密警察的创始人）。
捷尔任斯基——宣传媒介称之为“铁费烈克斯”或者“革命的骑士”——的肖像也很可能装点在中学校长办公室和我们教室的墙上，因为此人从克格勃的峰巅滑入了教育系统。我们的教室用拉毛水泥抹墙，齐眉高处有一道蓝色的横线。所有的礼堂、医院、工厂、监狱、公寓走廊，无一处缺少这道蓝线，全国各地均无例外，它不啻是一道无限公分母的分数线。我惟一没有遇到这道横线的地方是在农民的木屋里。
这种一统的装饰能让人疯狂。我这一生中曾有多少回发现自己在失神地盯着这道两寸宽的蓝线傻看，有时把它当作海平线，有时以为它是虚无的化身。它是抽象的，不具有任何含义。打地面到你眼睛的高度这一段墙壁被漆成鼠灰或淡绿色，它由这道蓝线压住，往上是白花花的拉毛水泥。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非有这道线不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它存在着，一道边界线，灰色和白色、上和下之间的一道分界线。那些也称不上颜色，只能算是颜色的一种暗示，惟一能打破它们的是一片片褐色：门。关闭的，半开的门。透过半开的门，你可以看见又一间由蓝线区分开灰色和白色的房间。加上一幅领袖像和一张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式的世界令我快慰，尽管在那时——仿佛——我已觉察到我不过是用六个换取半打。我知道无论我再进入哪一幢建筑，它们全是一个模式，而我们的生活注定要在建筑物内进行。然而，我仍然觉得我不得不退学。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很不妙，我们主要依靠母亲的月薪维持生活。我的父亲从海军里刷了下来，所根据的是某种天使般动人的规定：犹太人不得掌握军事实权。他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父母亲缺了我那一份贡献当然照常能维持得下去，他们的主张也是让我先念完中学。这个我明明知道，但我给自己寻找的理由仍然是：我得去挣钱帮助父母。这几乎是一个谎，但这么一说就显得合乎情理。况且，我在此时已经学会喜欢谎言，这种“几乎是”的谎言，它把真理的界线衬托得更加分明：真理的结束正是谎言的开端。这是一个男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比代数更加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