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神。
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辅助难民，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小城思索
一
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二
1770年的德国还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没有所谓德国，只有三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莱比锡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
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年，维兰德来到魏玛。1775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年，席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土。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着浮士德的初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三
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瞑”。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四
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歌德故居里挤着一堆又一堆的学生和游客，扬扬沸沸，解说员滔滔不绝。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经让我在寒夜孤灯下笑出声来。在自述里，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用一种狂妄的艺术姿态睥睨传统社会，重估一切价值。我不能不爱他叛逆的彻底。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国势力所及之处，文学就会遭到摧残，瓦格那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训练，我的日尔曼先生们！”尼采预言，有一天，人们会成立特别的讲座去研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
难道尼采，在他旷世的大寂寞中，早已知道他将如何地被他最蔑视的人所扭曲误解？难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剧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