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布什及行为艺术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所谓艺术，就是能够经常超越文字理念，发挥直觉的想象力，并且调动大众的直觉想象力。这两个想象力之间通常需要行动来连接，需要行动造成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有力推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甘地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代表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党员来说，对曾经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项，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是最具有广泛参与性的运动，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这是一处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而人民的斗争信心就可以大大增强。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致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在伦敦街头成为了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明星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屉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势如破竹。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当时空空大狱之内有七名犯人，两个是精神病人，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力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1917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克了整个圣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即便是实际效益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即便是一场广大民众的即兴演出，也足以名垂青史。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的诗境。
象征没有什么实利的价值，却可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画龙点睛之功，以一种有声有色的行动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种历史创造力的爆发聚焦着大众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个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为了艺术。可以肯定，后来的很多政治人士都从这些成功的象征中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展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英国电影《007》里的“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儿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和崇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的“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举情况。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也许并非都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于是可视的比不可视的重要，可谈的比不可谈的重要，一个人即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迎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1996年，叶利钦的支持率不到5%；2001年，小泉纯一郎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当上俄罗斯连任总统和日本首相。
中国《南方周末》报最近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做秀！”在一个革命似乎已经遥远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事物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儿生不逢时，即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10%，也还是能获得一些二流或三流的形象包装。震惊世界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持久掌声，而且到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和才思充盈。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旧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避的食言，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慌乱，曾大大加剧了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失措。他当时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些小小的举动会比他在国会发表100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9·11”之后的美国，广获全世界的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儿六神无主。在一个被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候，公众信心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但更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9·11”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同样是出于这种逻辑，布什后来脱口而出，称反恐怖主义同盟的战争是“十字军”东征，一句蠢话和疯话，将他去清真寺从事政治亲善的一类形象得分输得干干净净。尽管被白宫发言人后来急忙收回和更正，但形象包装上出现了一个扎眼的补丁，不能不让观众长久地耿耿于怀和疑窦丛生：这仅仅是纯属偶然的失言？
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是他个人的错误。包括他的很多政治对手，很多反对美国的独裁专制者，一旦成为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刻意经营者，一旦失去了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美的创造力也必然枯竭。包括大多数商业机构、社会团体、艺人以及学者，当他们也动员起来纷纷思虑所谓形象包装的时候，当他们力图以此包装在利益分配中获取最高市场份额的时候，他们无疑也患下了美的绝育症。他们越是想包装出一种美，就越证明包装下面已经缺失美的自然和真实，只能靠涂脂抹粉和虚张声势来引人注目。在这个时代，人们确实可以“狠狠地做秀”，但并不是一切“秀”都能抵达美。这些人一旦被金钱、权力、技术喂养着和包藏着，就永远成不了甘地，永远失去了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悲愤出诗人，悲愤出美学，历史悲壮演出的真正导演从来都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刚好是那些被金钱、权力、技术逐入了绝望边缘的多数。没有这个多数的拥护，不站在这个多数一边，任何政治家都只是一个豪华包装的空白。即便有上佳的演说词和演说姿态，也只会是一朵无根的纸花。
这也是某些行为艺术的天然缺陷，艺术终于向日常行为延展，可以令人陶醉，可以令人惊醒，不仅大大开阔了艺术天地，而且可以对人类行为给予及时的疗救和示范。但真正的行为出乎自然而不是设计方案，因此行为艺术只是一些仿行为和拟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流行的形象包装一样，流行的行为艺术不过是从另一角度暴露出我们当代人的行为已经远离了美，生活形式已经苍白失血。我们的行为怎么看也是一些平庸无趣的肢体陈规，得靠专家设计来增添风味和光彩。更要命的是在市场利益原则之下，很多行为艺术一起步就纷纷成了另一种商业化形象包装，成了某些才子企图坐地收银的肢体杂耍。我有一个朋友，多年前一心想着在画界出人头地，曾灵机一动地请来几个朋友，租下郊区一间库房，打造出几十张各种各样的门，大汗淋漓地远到北京去开办了一个命名为《门》的个人画展。那时的画展多如牛毛，与他同馆展出的就有五个，个个都先锋，个个都感觉，个个都抽象，一时难分伯仲。观众们入馆后太多去了别的展区，一些碧眼金发的西方记者进馆后，也更注意另一个画家的草船和马桶。这个朋友一开始还沉得住气，渐渐冒出了汗，在人流中钻来窜去，发现形势极其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找来墨汁，迅速在大堂正中央画出一个中国的八卦图，自己脱得只剩下一束布条遮羞。他在八卦图的中心盘腿闭目打坐，嘴里念念有词，屁股边还放了一圈刚刚找来的石头意义莫名。画家事后得意扬扬地夸耀，说他这一招真是绝了，真是盖了，立刻哗啦啦把绝大部分观众吸引到他的展区来。你想想，行为艺术啊，时髦吧？秀吧？既有八卦，又有裸体，又有石头的哲学，是弗洛伊德和海德什么什么，你肯定知道的人——他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见我一头雾水，便说反正是那个海什么鸟吧。你想想，中国的和外国的鸟都有了，传统的和现代的鸟都有了，还能不深刻吗？还能不火和shock吗？他在床上翻了个跟头，把烟头胡乱弹向空中，一个劲儿回味当时的爆炸性效果：洋记者纷纷要给他拍照并且有人在预约采访时间。
我看过他当时的照片。他很瘦，又光着头，赤着脚，半裸着身子，安详坐地样子有点儿像甘地。他可惜只是有一点儿像甘地，是混进艺术圈的一个冒牌甘地。正像布什在《上帝保佑美国》的震天歌潮中宣布一次拯救人类自由的“十字军”圣战，把自己置于受难耶稣的光环之下，但他可惜只是有一点儿像耶稣，是一听到爆炸就在前呼后拥之下忙不迭钻进钢筋水泥防空洞里的冒牌耶稣。
事情就是这样，在眼下的很多地方，行为的艺术正在成为商战艺术，艺术的行为正在成为权谋行为；利益是这一切自我形象包装的主题。假富翁和假穷人，假智者和假疯子，假圣人和假流氓，还有假领袖和假先知……现代社会的行为无所不有而一切行为却都不能让人动心，甚至让我们连瞥一眼都打不起精神。一个行为与艺术相互融和并且已经失去了边界的时代，实际上是行为和艺术都在双双焦灼和双双挣扎的时代；人类行为的闪电和雷击还能否出现？
如果在惨痛的一片瓦砾废墟前还不能出现，还能出现在哪里？
人在江湖
轻轻地一震，是船头触岸了。钻出舱篷，黑暗中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身边同行者的三两声惊呼，报告着暗中的茅草、泥潭或者石头。终于有一盏马灯亮起来，摇出一团光，引着疲乏不堪的这些人上了坡，钻过一片树林，直到一幅黑影在前面升了起来，越升越高，把心惊肉跳的我们全部笼罩在暗影之下。
提马灯的人说：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