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这样去做，才能吸收人才为自己的团队服务。十要能“明”。要明辨是非善恶，既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和批评，也要辨别是非，不被小人的谗言所迷惑。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要偏听偏信。自己没有辨别能力，结果只会让“小人得势君子危”，导致整个团队丧失公正信义，成员们各怀己私，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
十一要“谨”，是要谨慎、严谨。这样做事情，就不会违背“礼”。这里所说的“礼”
不仅仅是礼貌、礼仪，更主要的是制度和秩序。管理者言谈举止、思虑行动要缜密，工作严格按照规律办事，才能不出差错。尤其是在战争中，将领要预先想到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并制定出应对措施。《三国演义》中写刘备在赵云的护送下去东吴娶亲，临行前诸葛亮送给赵云三个锦囊，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锦囊恰好在刘备遇难之时帮助他脱离险境，最终偕孙尚香同回成都，使得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诸葛亮之所以能够防患于未然，是他清楚地看穿了周瑜出此计策的目的，细致地分析了刘备进入东吴后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可谓“知己知彼”，这才产生了锦囊妙计。
十二要能“仁”。为将者要有仁爱之心，以仁爱之心善待士卒。这不仅仅是指前面提到的“爱兵如子”的爱护，更重要的是让手下能找到自身价值和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手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位才会有积极向上的士气和紧密团结的和谐。
十三要能“忠”。对于军人而言，“忠”主要体现在对上级、对国家的忠诚，在战场上是否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就是要看职员们能否真心实意地为单位办事，能否将单位的荣辱与个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将爱岗敬业视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是要求职员对单位“尽忠职守”。
十四要能“分”，意思是要安守本分，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安分守己、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既不要越权行事，也不要对权力和财货想入非非，要时刻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狂傲浮躁，露才扬己乃至夸耀炫富。
古往今来，那些谋反叛乱的人都是十足的野心家，对权力与钱财的欲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这其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会发现，那些成功的人之所以造反，其目的不在于贪求一家之权力，而在于深刻地意识到现有政权、秩序的问题，认识到现有体制的腐朽与不堪一击，寄希望于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秩序，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胜利。那些失败者往往贪求一己之私，全无是非善恶之念。
所以，那些在腐朽的王朝末年揭竿而起的起义军领袖往往能够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替天行道，顺应时势。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那些在王朝鼎盛时期发动叛乱的人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原因在于他们的所图所为，皆与大义背道而行，不得人心。比如春秋时期卫国公子州吁的叛乱、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等。
十五要能“谋”。既要清楚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更要把握敌人的虚实情况，这样才能够用自己最强大的地方，去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即“以己之实攻敌之虚”。除军事角度外，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商业运作，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交友理家，都需要认人、识人，既能自料，也能知他。
明察：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能够集中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进入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而成为国家精英，其作用正好相反，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只会无利而不往。
“明”指“明辨”，意喻像日月一样普照万物；“察”本义是祭祀，意喻祭祀的时候要光明正大，即《说文解字注》所说的“祭祀必天质明。明，察也”，引申为体察，发现。“明察”就是要求指挥官能够明辨事物，体察入微，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
兵法里说的明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人的明察，即知人；第二是对事，也就是在战场上对种种情况的辨识能力，即晓事。战场上只有知己知彼，明察秋毫才能取得胜利。《孙子兵法》开篇即是《计》篇，讲的是在作战之前，要做好敌我双方的综合力量评估。孙子反复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将苑·揣能》里也讲：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
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从双方的敌我力量对比中，判断出战争的基本走向。其判断的主要标准是：
一要思考哪方的君主或统帅更圣明。“圣”字的繁体写作“聖”，圣，通也。《说文解字》说的是“耳顺之谓圣”。《管子·四时》也说“听信之谓圣”。作为君主要明辨是非，知人善任。将领统率军队在外作战，如果君主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是犹豫狐疑，偏听偏信，这样不仅掣肘前线的军事活动，还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
赵孝成王七年（前259年），秦军和赵军在长平对峙。此时赵奢已死，蔺相如又病得很严重。赵王派廉颇率领军队抵抗秦军，秦军一再打败赵国，廉颇命赵军加强防备，坚守不出，即使秦兵一再挑战，廉颇也不理会。
要命的是，赵王听信了秦国的离间计。秦国间谍说：“秦国最忌讳的是让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做将领。”赵王信以为真，用赵括换下了廉颇。
蔺相如进谏说：“大王仅仅凭借虚名而任用赵括，这就像是用胶漆黏住弦柱，然后再弹琴一样啊。赵括这个人，只不过是能熟读他父亲留下来的兵书罢了，并不能体悟到战略上因时而变的变化啊。”赵王不听，坚持派赵括为将。
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最终使得赵国四十万降卒尽皆被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秦国对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明朝抵抗清军的袁崇焕，都因君主不辨是非而丧命，也最终导致了战争局势的转变。
二要比较哪方的大将更贤能。前线指挥官作为决策者、执行者，他的贤能与否，直接决定了作战的成败。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素质过硬的指挥官是强国安邦的前提。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不断处于劣势，就在于诸葛亮只用人不培养人，蜀汉政权后期的人才构成无法与早期相比，如廖化早期只是诸葛亮帐下的一员偏将，到了蜀汉后期，国中无将可用，廖化反而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三要分析敌我两方的下层的军吏，哪方更有能力。下层军官是军队系统的基石，承担着最基础的行军布阵、后勤补给等烦琐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工作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军队的运转效率。仅就后勤补给而言，如何保证数万、数十万人的吃穿用度，保证粮草运输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历史上多次战争都因后勤补给的成败，决定了战争走向。官渡之战曹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正在于奇袭袁军粮草重地乌巢，断绝了袁军的后勤补给。四要辨别哪方的士卒更英勇善战。普通士卒的素养，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基本战斗力，士卒是否英勇善战、是否坚定团结，不仅体现了部队的战斗力，更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跨欧亚大帝国，其勇敢与顽强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代湘军挽狂澜于既倒，在于其良好的作战能力和严密的军事组织。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能够集中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但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进入政府机关、军队系统而成为国家精英，其作用正好相反，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只会无利而不往。
五要审察军容是否整齐。军容军貌呈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形象问题，更是一支军队军纪军规状态的直接反映，是体察一支军队是否管理有法、行进有序的重要参数，更是军队正规化的根本表现。
通过体察敌军的军容军貌，就可以对敌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把握和判断，进而制定对敌策略。《孙子兵法·行军》中就说：敌兵拄着兵器站立，是饥饿的表现；负责打水的士兵先喝水，是干渴的表现；敌人见利而不争夺，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寨上空聚集飞鸟，是空虚的表现；敌军夜间有士兵尖叫，是恐惧的表现；敌军纷乱扰动，是敌军将领没有威严的表现；敌人的旗帜摇动得不整齐，是敌军队伍管理混乱的表现；敌军军吏容易发怒，是疲劳的表现；敌军用粮食喂马然后宰杀马匹吃肉，收拾起一切炊具，不回营舍，是陷入绝境的表现；士兵絮絮不休地议论，是敌将失去人心的表现；不断地犒赏士兵，是敌军一筹莫展的表现；不断地处罚部下，是敌军陷入窘境的表现；敌军将帅先强横后又畏惧部下，是将领最不精明的表现；派来使者委婉地谢罪的，是敌军想休兵的表现。敌军盛怒而来，但总是不与我军交战，又不肯撤兵，遇到这种情况，更要谨慎地观察敌军的意图。所以，通过观察敌军军容军貌，可以大致推断出对手所处的具体情况，这是一手情报。
六要判断敌我的劳逸情况，看谁疲敝不堪，谁以逸待劳。兵法讲究“避实击虚”，疲敝不堪的军队就是“虚”，以逸待劳的军队就是“实”。为将者要善于观察敌我劳逸状况，若己方处于疲敝的“虚”势，而敌军处于“实”势，那么，就要避免与敌军正面接触，保存好自己的有生力量；若己方处“实”势，而敌军处“虚”势，那么，就应该抓住战机，以己之实击敌之虚。
七要明白“形势孰险”，哪一方能够占据有利态势。这种“态势”可以指国际国内环境，也可以指具体的驻军作战环境。就地形而言，要求指挥官能辨别、且借助地形，实现更有利的作战态势。《孙子兵法》把地形分为死地、衢地、生地、高地、泽地、平陆等众多类型，并根据不同地形制定了不同的驻军、作战策略。
体察并利用地形，被历代兵家重视，并灵活多变地运用到实际战争当中。比如马陵之战，孙膑之所以用退避三舍的计策将庞涓引进马陵，就是因为马陵地形利于伏击。诸葛亮之所以派刘备、赵云做佯兵吸引敌人，命令关羽在博望坡设下埋伏，就是因为博望坡地形像口袋一样，易进难出又处于低位，适合进行伏击和火攻。
当然，地形不仅指较小环境中的具体地理形态，也指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要争夺与把握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比如关羽镇守的荆州，是魏蜀吴三国纷争之地，荆州一失，蜀国失去的不仅仅是荆州几个郡的土地百姓，更为严重的是失去了与曹魏、东吴争夺天下的桥头堡。此外，国内国际环境也是“形势孰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队应该在充分了解敌国内政外交不利态势的基础上，趁机发动进攻，这样必将使得整个战争事半功倍。
八要分析“宾客孰智”。“宾客”大致包含两类人：一类是往来各国的“行人”，也就是外交官和纵横家，这些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往来各国，为国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比如秦国的张仪数次出使楚国，先是假以城池来诱使楚国背弃盟友齐国，从而成功地破坏了齐楚联盟，继而使楚国在盛怒之下发兵伐秦，并将其打败。苏秦更是身佩六国相印，合纵六国来进攻秦国。
另一类则是替国君和前线指挥官出谋划策的智谋之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腔韬略，为国家和军队制定战略战术。这些人往往要比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的前方将领更重要。比如伊尹之于商汤、吕望之于文王、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等等。孙子深刻认识到这些“宾客”之士的重要性，认为要不惜钱财拉拢这些人才。
九是思谋“粮饷孰丰”、“财货孰多”。表面上看，一场战争拼杀的是敌我双方的武装力量，较量的是智慧谋略，可究其根本，这一切得以进行的基础是“财货”和“粮饷”，归根结底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这种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是经济实力。
法家主张“耕战”，积蓄国力以备攻伐。孙子也认为，行军作战必然是“内外之费，宾客之用日费千金”，所以“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隋炀帝好大喜功，数次发动征讨高丽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百姓疲敝，最终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二战时期，日本之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因为美国断然决定对日本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实行禁运，切断了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补给线。
十要看“百姓孰安”。这里的“安”字，一方面讲国内百姓对战争的支持与否，另一方面讲国内局势是否稳定。前者即孙子所言“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可与之死”，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在某种意义上，是军队和国家最值得依靠的力量。
以上是从整个战局出发而作的宏观把握。那么，具体到应对不同类型的敌军将领时，又该如何操作呢？《将苑·情势》中谈道：
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谋而情缓者。是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谋而情缓者，可袭也。
这可是对症下药，看将领下菜。当面对勇敢无畏、置生死于度外的将领时，可以引诱他们与我军交战，并提前做好埋伏，使得敌军将领冒死一战，这样就可以将之打败；对于那些心焦气躁、急功冒进的人，可以故意拖延时间，以“持久战”应对敌人的“闪电战”，充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得他们焦躁不安，逐渐丧失理智和耐心，己方趁机打击；对于那些贪财爱利的将领，可以以钱财去收买或引诱他们；对于那些仁厚犹豫的敌军将领，可以假以仁义之事来困顿他们；对于那些智谋有余而勇气不足的敌军将领，就可以以威猛诡异之事来惊吓他；对于那些善于谋划但行动迟缓的敌军将领，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袭击。
责己：曾国藩可以说是“责己”的楷模。《曾国藩日记》中有很多诸如“语不诚”、“心有骄气”、“有狂妄语”、“背议人短”之类自省责己的话。他曾在日记中记载：“今日，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句戏谑的话，虽不是大的过错，却是不对的。”
所谓“责己”，意思是说人要不断地思考自己的错误不足，并不断地自省与改变，自我完善。一个人能否有较好的修为，能否成就事业，坚持自省并勇敢地改正缺点是关键。
曾国藩可以说是“责己”的楷模。《曾国藩日记》中有很多诸如“语不诚”、“心有骄气”、“有狂妄语”、“背议人短”之类自省责己的话。比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说了很多的话，其中有一句戏谑的话，虽不是大的过错，却是不对的。”廿一日日记中记载：“今日说话太多，心神疲惫，心中有些许的骄傲，这样小的度量是可耻的。”由此可见他能够毫不留情地自我反思。
十月初九日记最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