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南方某个省会城市。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城里灯笼乡下骨。”在我出生之前，我家始姐公从乡下跑进城里谋生，已历五代。
换言之，我是根正苗红的省城土著，户口落在城市中心的中心位置。
但是，我的父母都是电建职工。自幼的记忆里，老家是冬天，街道上弥漫着食物的香气，家家户户的门板被刷得白白的，门上贴着大红春联。
那么，夏天呢？努力回忆下，夏天只有一个片段——烈日中，奶**顶毛巾，登着木梯爬上围墙，去拔得意洋洋的马尾巴草。
我站在石板的地上，张着小手喊：“扔下来，扔下来，奶奶，扔下来。”
奶奶很听话地把整把草扔下来，顿时“马尾巴雪”漫天飞舞，我在“雪”中欢跳。奶奶笑骂：“坏人。”
更多的夏天，我在山上掏洞，水里摸鱼，光着脚在河边踩鹅卵石。
不认识的人在我自报藉贯后点头微笑：“你看，就是省城来的孩子，长得多白。”
晒不黑难道是我的错？
从小我致力于长得高大粗壮皮肤黑黝黝，总之一定要man。
成年后，我成功地做到粗壮，却与高大无缘。
有道是，挫挫娘矮一个，挫挫爹矮一窝。我的父母成功地矮了他们这窝里的唯一一个。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过年。过年意味着回家，而回家有太多禁忌。
婶婶看着我，对母亲说：“嫂嫂，他现在怎么这么爱吃肉，人家说肉吃太多长不高。我记得他小时候爱吃海鲜，你看我买了这一桌。”
母亲：“山里待太久，怕都待傻了——少吃点肉，来，吃鱼。”
我用眼角瞄着还剩大半的螃蟹，不敢动筷子。
叔叔为什么只买一只螃蟹？记得以前每次都买一提兜。
清蒸螃蟹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溜进厨房，一边甜甜地喊“叔叔”，两眼盯着大盘子里成堆的螃蟹。
“拿去！”叔叔豪气冲天地拎着一只螃蟹的脚：“不要跑外面去吃啊，阿勇他们会跟你抢。”
我坐在厅堂，抱着螃蟹啃，吐满地蟹渣。
邻家老太太走进大门直摇头：“老二真败，怎么整只蟹给小孩子，都吃不干净，浪费。”
现在，过年只有一只螃蟹，我若多伸几次筷子，饭后铁定加一顿爆炒肉片。
每一次过完年回工地，父母都会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只螃蟹。可那舟车劳顿颠颇一昼夜的螃蟹，在我眼里大失其味。
“没出息，在家里那样抢，现在又不吃了。”母亲骂。
“那当然了。”父亲打着哈欠，“家里的菜哪里有我们自己的好。”
“现在每年回去，都是那几样，老二都不懂得换换花样。”
他们的谈论中，无非表达对叔叔的不满——小气，怕老婆……
来年回去，他们还是交了饭钱，由叔叔自行处理。
索然无味的年，到我初中的时候变成怪味。我家在全市第一批旧城改造的范围。那时候，从官方到民间，很多行为都不规范。彼时奶奶已经作古，爷爷竟然做主将我家那套房卖了钱给叔叔，说是政府给的是毛坯房，单位效益不佳的叔叔婶婶无力装修。
我不知道父母有否为此吵闹，不过吵也没用，当时他们省外工程，得到消息时，木已成舟。
于是，已经开始发育长个的我，过年必须与父母挤在堂妹的闺房。
初三那年，过年时我死活不肯与父母睡一张床，宁可睡在客厅凳子上，任凭母亲打骂。
最后爷爷把我拉进他的那个半间，挤在单人床上。
至今我还记得清晨醒来，爷爷坐在木窗边抽烟，一脸歉意地看着我。
因为父母的工作流动性，我初中念了三个学校。
说来可笑，公司原本规定，户口必须迁进公司，随公司而流动。母亲为了保住我“省城户口”的身份，宁可每月扣三分之一的工资，一扣就是十多年。
我从未受过“省城户口”的一分好处，却要在那年的七月长途跋涉回家中考。
父亲正好被借在公司总部安装闭路电视，在总公司招待所里占有一间。
之前母亲借着出差回家，在姑妈的陪同下去中招办填报中考志愿表。回工地跟我说起其间趣事。
“有帮我报高中吗？”我问。那时我的理想是读大学，学历史。
虽然成绩不理想，但是那年我相信自己能考上高中——那一年席卷全国的“读书无用论”，以至于大多数学生不愿念高中，一些成绩不错的同学还要老师甚至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减免部分学杂。
而且，那一年起，国家放开高校教育，大学扩招，民营大学试点，最坏我也可以念师范，我那届的师范，几乎你只要报名就能上。
我相信自己有希望。
“先准备考试，不要想太多。”母亲说。
我很单纯地没有多想。
等我考完，他们告诉我，第一志愿他们填了技校。
我大急：“我要上高中！”
“上高中，你住哪里？”一向温和的父亲非常严肃，严肃到眼中有一丝厌恶：“为你上高中，我和你妈妈有一个人要请假回家照顾你，还要去租房子。”
“你们只要租一间小小的房子就好，我能自己照顾自己。”
“吹牛！小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再说，你敢保证三年以后能考上大学？考不上我三年白白损失那么多。”
我能！我在心里大喊。但是，那时候我读了太多高考失利自杀的报道，内心是灰暗的。
我何德何能让父母为我如此付出？
第一次，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多余。
在中专技校吃香的年份里，我以总分排名第四的成绩进入省安技校。
有人可能会问，你不是喜欢文史吗，进技校没问题？
我还记得中考分数：化学96；物理83（或者85？）；数学64；语文90；英语65。至于后来我同人侃大山评实事用得麻利溜的政治，只考了57.5。
中考是我学生生涯的分水岭，我后来再没拿过那么高的分数，最后我以3门专业课补考，数学挂科的成绩技校毕业。
上技校之后，我发现原来老家也有春夏秋冬。然而现在报藉贯让我十分不舒服。
“你是本地人？”对方将我上下打量，“不像，而且连方言都不会说。”
很严肃地告诉你，我！会！说！
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不说，我一开口，同学们都笑得滚到床底下去了。
自从奶奶去世，很多年我没再说方言。
学校在城乡交界处。我住在学校，每个月骑着车往城里跑几趟。
那时候，国家实行粮食供应制，买米要粮票。我十岁之后天赋异禀，特别能吃。
记得有回姥姥让舅舅给母亲带来一个纸包，里面有各种粮票：全国通用，全省通用，全市通用。
母亲感动得几欲落泪：还是娘懂得女儿，救急来了。
学校食堂不提供米饭，学生须自带大米，自己蒸饭。
那时按户口本领粮票，母亲和我与爷爷一个户口本。父亲交待爷爷把母亲那份粮票卖掉，换来的钱给我买米。
他们把生活费托给了姑妈。
于是，每个月，我有一个周末上叔叔家拿米，另一个周末到姑妈家领饷。
我上技校那段时间，表哥还在北京上大学，姑妈思儿心切，巢内空空。让我每个周末去她家，春节之外的节日都去她家过。
“米在姑妈家拿也可以嘛，你爸爸做事就是这么小心。”
姑爹姑妈都是知识分子，姑爹是享受国家津贴的教授，所以姑妈家还算殷实。不过表哥大学第一年突发重病，生命垂危。为抢救治疗花了不少钱，背上一笔外债。这笔债一直到表哥结婚之后才还完。只是一直瞒着，表哥至今不知道。
虽然每次去，姑妈都好饭好菜招待，返校还要带一点。但我知道姑爹姑妈平时只拿咸菜下饭。所以姑爹姑妈晚年双双高血压，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不喜欢看电视，那时白天也没什么电视看。姑妈指着墙角一堆书：“自己随便看。”
我在表哥的简易书柜里找到一堆《奥秘》《世界兵器》在地上一蹲就是一个下午。还偷偷拿过姑爹书柜里看起来高大上的《红与黑》《悲惨世界》。
真羡慕表哥有那么多书。
寒假，表哥打电话说没买到火车票，不回来了。
姑妈马上汇了钱去让他搭飞机。
还是八十年代啊！表哥一身行头西装近千，我低头看看自己工作服改的夹克，相形见拙。
表哥眉飞色舞地谈学校生活，述北京风光。全家团聚时，所有人的眼光都围着他转。
身为学渣的我，在学霸的边上抬不起头。
从那以后，我开始找各种借口推托着不去姑妈家。
宁可侍在学校，周末骑车在街上乱转，到书店读免费书。差不多这个时候，芬走进我的生活。
怎么跟芬好上的，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忆。
她家离学校很远，每个月只回家一趟。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芬三年毕业后仍然很土。
因为她没条件“洋”。
她家七男一女。在我想象中她的七个哥哥应该众星拱月一般地宠她。虽然她说哥哥们对她还好。但是父亲大病之后欠下一大笔钱，哥哥们做主将她许给债主的儿子。
芬是他们那所中学为数不多升学的学生。哥哥们认为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没必要浪费钱学这没什么用的专业。
好在母亲支持她。她和芬一样，希望芬跳出农门，让知识改变命运。
芬年长我三岁，皮肤黑，穿着土，比实际年龄又老几分。
我究竟有没有爱过芬？现在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少年懵懂的向往中，“我要帮她摆脱包办婚姻”的意念十分强烈。
实际上，芬并没有太多和我谈到她的家事。我几次半开玩笑地吵着要去她家玩，她都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她弟弟，或者更进一步，是她儿子。
我与她开始接触，是请她帮忙补功课。芬的功课很好，数学特别强，还是课代表。
虽然我们男生一致认为，占全班人数五分之一的女生，最好担任文娱委员、宣传委员、语文课代表之类。但是芬的数学让全班折服。
我那补考的三门专业课都是芬用假期帮我补的。数学最终没考过，把她气哭了。
事实证明，爱情振救不了学渣。
三年很快过去。临毕业，出事了，出大事了。
技校每年都会向系统内各单位输送毕业生（当然，各单位子弟优先）。然而那年我们公司只打算招回职工子弟。
国家开始体制改革，政体分开。
省局属下的各个单位开始与主管部门剥离，自负赢亏。换言之，技校与我们公司不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那就没必要一定要消化技校生。
其它各单位领导也这么想。
于是乎，毕业临近，各单位派人拿着清单领走********，名单外的一概不管，没得商量。
技校没有“不包分配”的先例！
校长快疯了，上省局求爷爷告奶奶，又到系统外协商，终于从锅炉厂、纺织厂、化工厂之类拿到几个专业不对口的名额。
杯水车薪，何况还会不可避免地夹带私货。
毕业仪式上，校长神色凝重地请没有被分配的同学回家等消息，同时作了“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演讲。
不过即使分配名额足够，农业户口的同学仍然没戏。大吃皇粮的日子一去不返，城市户口的指标卡得很紧。各单位那点指标还不够应付老职工，哪有富余给新人。
怎么办，我曾经暗暗发下的誓言，就这么付之东流水？
芬寄住在我们班另外一位女同学家，我告诉她一定要等我。
我要去求父母帮忙，我相信诚心感天动地，相信有志者事竟成。BUT，求人总是很难开口。
小心翼翼地说明意图。
“不可能，公司已经没有指标了。”
“多一个不行吗？您去跟领导说说。”
父亲冷笑：“现在国家已经停止招收正式工，我听说，你们已经是最后一批。”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不是说公司指标只能给单位子弟，那我跟她结婚，她就算单位子弟了吧。”
“开玩笑，我们公司结婚要25岁，你才17岁，你要等8年。”他用右手比一个“8”，开心得眼镜都快掉下来。
母亲嗅出其中三昧：“你跟这个女孩子怎么了？”
“就是男女朋友啊。”我懵懂。
“你没把人家怎么样了吧，她赖上你了？”
“哪有！”我跳起来，“芬不是这种人。”
“要说实话。”母亲轻轻吁了口气。
“放心，借给他胆，他也不敢。”父亲笑得更欢。
我这才意识到他们指的是什么，涨红了脸气鼓鼓地不再说话。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问我：“那个女孩子，是你同学？”
“同班同学，”我以为有希望，把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母亲，十分聪明地瞒下了芬家里欠巨债的事，虽然我从来不知道具体数字。
“农村的。”父亲小声嘀咕。
“农村的怎么啦，她学习很好啊，数学全班第一，很聪明的。”
“是很聪明，”母亲加重语气，“她家一定很穷，对吧。”
神一样的嗅觉！我的脑子乱了——我在哪里说漏了吗？
“听话，儿子，”母亲放缓声调，“跟那个女孩子断了——父母不会害你——不然以后你负担很重。”
“我不怕，我们都年轻，我们会努力……”
“你努力个屁，你以后打算一个人养她一家吗？”父亲打断我。
“她很勤劳啊，我们一起赚钱。就算做不了正式工，进来做临时工，家属工……”
“儿子啊，你太天真，”母亲笑了，“公司那是照顾老职工，才让他们把家属带来，在工地上做点事情。”
“何况，也只有工程高峰期，房子足够住才让家属过来，平时人家都住在老家。”父亲悠悠地说，“你准备平时让她住在哪里？”
“何况，我们城里人，跟农村人结亲，想想都觉得可怕。”母亲搬出许多例子，又大谈做双职工的好处，“先好好工作，过几年再想结婚的事。”
后面的话，我稀稀落落地没听见几个字，我知道自己完了，初出社会给我上了人生第一课，让我看到人世的艰辛和小人物的无奈。
“没出息”“没用”，母亲十多年一贯制的恨铁不成钢成就了废钢。
我无能得甚至不敢去见芬。
在同学家苦等的芬，收到我的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因为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们分手，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