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终于开窍了。在准备出国留学的日子里，我开始迷恋给天牧写电邮，我告诉他我在做什么，我的城市发生了什么。在考试、办签证、来回奔波于大使馆和教室的日子里，每日等待他的邮件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在我得到确切消息被录取的那天，我和季雨出去大喝了一场，我知道，我即将飞往他的城市去寻找我的爱情，就像季雨拥有的爱情一样。
不，不一样。在所有人看来，季雨和何铮是金童玉女，而我和天牧不是。他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是个金童，而我不是玉女。
天牧
凌晨两点，圣彼得堡寒冷的秋夜中，我激动得辗转反侧，在失眠的状态下打开电脑，向在线的人宣布：“马天牧终于要去北京了！”
就在这时候，小白的头像刚好亮起来，我立刻按捺不住喷涌而出的兴奋，对ICQ上的小白重复了这句话：“小白丫头，我终于要去北京了！”
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小白是我从未见过的北京女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就是个黄毛小丫头，北京土生土长的柴火妞。我告诉她我叫马天牧，她说你这名字怎么这么好，跟天马行空似的，从此以后她就叫我天马行空。
她告诉我她在北京的北辰大学念俄语专业。北京比圣彼得堡晚五个小时，推测起来小白丫头现在应该刚起床。
“啊？真的吗？天马行空你别瞎扯啊！”
“真的，终于要去了！”
“天啊！我都要哭死了！”
“怎么了？”
“我马上就要到圣彼得堡去了，这样我们就错过了啊！”
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她也终于要来圣彼得堡念研究生了。
2002年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份，生活突然变得充满了戏剧的色彩，我敢保证这绝对会是一个精彩的剧本。
年初，我意外升任了圣彼得堡海港控股股份公司的行销总监，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随着商船出海。离开大海让我感到难过，但升职确实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这样大型的公司，华人总是难有出头之日，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于是我开始西装革履地进出公司的大厦，做一个我妈妈一直企盼我成为的那种男人，在高档写字楼里提着公文包穿行，对擦肩而过的人模式化地微笑。但我发觉我错了，这一个月对我来说漫长得让我无法忍受。第三天我的时间就被郁闷填满，朝九晚五的工作，规模这么大的跨国大公司一切都井井有条，只有签字和接打电话这样的白痴工作。
“简直了！”这是我每天离开大厦发动汽车时最想冒出来的话，如果职位爬得越高越清闲，那我宁愿出海监船，四处漂泊。
这一年我二十六岁。我在莫斯科出生，在圣彼得堡长大，是华裔俄罗斯人，祖籍浙江台州。我的父亲与我一样也是在莫斯科出生，但他要比我艰辛得多。我走的是一条世俗的道路，接受教育念大学，然后工作，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热爱出海的工作，我感觉到了自由。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们的祖辈在二战时期被卖到俄罗斯修铁路，历经了生死磨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那是父亲孜孜不倦地对我和弟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经过数代的奋斗，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弱小的家族，父亲现在是当地华商会的会长，经营着皮革制品，妈妈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东亚文学，她也是华人。
我弟弟叫马海跃，这一年第二件戏剧性的事情就与他有关。一直安分念书的弟弟突然决定要当兵，在他入大学的第一年，他义无反顾地考上了国家特种兵部队，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士兵。
第三个戏剧的转折在这里，当我在公司忍受了三十一天后，我的上司又给了我另一个充满了挑战的机会--到中国来担任驻京分公司的副总监。得知将要被派往中国的消息后，我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于是我在ICQ上寻找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小白就是其中之一。
这最后一件戏剧性的事就是我认识了小白，在网上认识的人总是良莠不齐，对于那些盲目崇洋的男男女女我没什么兴趣，对一些极力想要嫁到国外的女子我更是敬而远之，于是半年下来，与我保持联系的人就只剩下了小白。
当然这得益于她的专业俄语，我的中文仍然蹩脚，与她半中半俄地聊了半年，中文的博大精深感染了我。白丫头她大四了，正处于是找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的迷茫状态，于是我告诉她，我妈妈是大学的教授。就这样机缘巧合，她考上了我妈妈的研究生，得到消息那天她远隔万里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开场白是“从此以后请叫我硕士”。
要去北京是最让我沸腾的消息。我不喜欢圣彼得堡这座工业化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城市，好不容易有个港口也被数不清的集装箱和乱七八糟的轮船填满，毫无美感。当然涅瓦河还是美的，那里有我所有的童年回忆。高中毕业后我就和弟弟开车满欧洲跑，我们骨子里都有着不羁的血液。所以当我听说弟弟考上特种兵时，狠狠地说了一句：“真牛！”
我被一个传统中国教育的家庭养大，但我对中国的确一无所知，在我成长的空间里不乏华人子女，但他们跟我一样骨子里已经完全是欧洲人，或许几代华人的子女都会有这个特质。但我想公司之所以选择我来到中国，更多的是看重我的华裔背景。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迷恋古老的中国，在家里我们坚持说汉语，我的最爱是李小龙的电影，飞檐走壁的少林功夫从我的少年时期就开始入侵我的大脑细胞。我还喜欢《红高粱》里盘着发髻的巩俐，最近迷恋的是《卧虎藏龙》里尖脸大眼睛的章子怡。在圣彼得堡港，我弟弟海跃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哥，带回来一个中国嫂子吧。”
我登上万吨货轮时，小白正在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熟睡。小白对我说她觉得很遗憾，用了一个叫作事与愿违的成语来形容我们的擦肩而过。
出发前我整理了一遍电脑，发觉我与小白的聊天记录非常长，鼠标往下拉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尽头，而我的心里也仿佛塞满了与她联系的电子邮件，很堵，我喜欢与她交谈，但我并不爱她。
她的邮件非常频繁，常常是一天一封，更有甚者一天两三封，那些长长的信件都是用俄语写的，还附带了中文的翻译。她跟我说她土生土长的北京，说长城、说故宫、说北京话，越发越长。我发给她的邮件只是一些关于研究生入学的资料和替我妈妈转达的话语，并且日益短小精湛。我发觉我一直沉醉于她用语言描述的北京，沉醉于中国，而不是沉醉于她，这样的反差让我有些惶恐。
临行前一夜，小白在ICQ上对我说：“咱们虽然错过了，但是我即将见到你生活的城市，有点小激动。”
我回答她：“我妈妈会派人去接你的，一路顺风。”
“讨厌，搭飞机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傻瓜。”她回复。
我正为自己乱用成语感到冒失时，她又回复我：“亲爱的，但我不怪你。”
这一句话充满了暧昧的味道，有点像恋人的气息，吹拂到我脸上的时候让我一瞬间惊醒过来，其实我对她并没有感觉，她不是我理想中的女孩。好在我们终于又分隔两地，我来到了她的城，她飞往我的市，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事与愿违。
这一次我仍然乘船出发，监送大批的货物。船从圣彼得堡开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海上旅行，告别美丽而沉静的波罗的海，驶出芬兰湾，进入辽阔的大西洋，而后穿越苏伊士运河，在埃及把货船上的一部分加工好的橡胶制品卸下来，再装上要运往中国的埃及矿石，跨越印度洋，进入东南亚海域，最终到达目的地天津港，继而来到北京。远东地区对欧洲人来说总是充满了神秘，更何况那曾经是我的父辈们生活过的中国。
在海上漂流，经过某些陆地，在某个国家的海港留下某些东西，而后又装上其他东西再次起航，这就是我曾经的工作。像极了人生和爱情的感觉，在人群里游走，遇见陌生的人，也许从不靠近，也许会有爱情彼此吸引，留下喜悦和伤悲，然后再次起航。
时间已经是9月的下旬，在海上漂流总会让人忘记时间。黎明时分我就已经醒了过来，我想妈妈当初给我和弟弟取名的时候一定和上帝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是一名陆地特种兵的弟弟叫海跃，而一直航行在大海里的我却叫天牧。伴着晨风走在甲板上，在船头眺望，我看见天色是沉郁的灰蓝，海的尽头暗红色的太阳被锁在浓雾中。
刚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第一次出海监船，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甲板上不停地冲刺和奔跑，次数多了，就渐渐麻木了，在海上是很单调的，也总是叫人有些担忧的。
妈妈就常常劝我放弃这份工作，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旁敲侧击地给我讲各种道理，还让弟弟来劝我，但是我知道我还年轻，我还没有到对危险感到恐惧的年纪。这就像是由于泰坦尼克号沉没才建立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一样，往往只有经历了一些痛苦之后，尤其是灾难性的事件之后，对恐惧的伤感才会来临。
我热爱这份工作，在不出海的时间里我有充分的自由，享受着涅瓦河畔温暖的日光。我非常眷恋大海，童年时安徒生童话里描写的大海是我心中最美的样子：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到达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起来才成。
雨开始飘起来了，甲板上变得湿答答的。穿着从挪威买来的黑色薄羊毛衫也能感觉到寒冷，我伸出手握着栏杆，走到船头，雨把额前的刘海沾湿了。我想起我给小白看过的一张照片，就是在圣彼得堡港口拍的，那也是一个雨天，我的头发也被雨沾湿了。那一张照片是我大学时期的女友给我拍的，那时候的我自以为很懂爱情，却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多少人的心。小白说：“天啊，你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男人啊。棱角分明的脸，黑色的瞳孔和亚洲人的皮肤，只是带着俄罗斯男人特有的硬朗和严肃。”对，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要回到中国。
雨下得有些大了，回过头我突然发现，黄色头发的北欧水手们睁大了年轻的蓝色眼睛正挤在窗前看我，我猜想他们正在犹豫要不要劝我回去避雨。这些水手们都与我熟识，知道我的脾气直接又刚烈。我希望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是在海上，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处理到极致的好，一叶孤舟里承载着所有人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对他们很凶。可这毕竟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需要给他们端架子让他们害怕了，我知道我不再有机会出海，这一片大西洋再也不会属于我。
当我决定安定下来，我想我要认真地对待爱情。这些年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其实我身边从不缺少女人，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有些沉溺于被女孩包围的感觉，更习惯于在所谓的爱情里接受挑战，追女孩，相处极短的时间，然后分手。直到有一天我猛然醒悟这些举动的无聊，这样幼稚地对待女人的游戏才宣告结束。
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人类依旧扬帆远航。同样的道理，尽管有无数次的金融风暴，人们依然会走进这个市场，辛勤地买低卖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手里的资金投入到生意场中，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这和人们去探险、去看看地平线以外的未知世界，或许是一个道理，都是我们人性中无法分割的一个部分。
在船舱里打开CD机，朗帕尔演奏的长笛曲《干枯的花朵引子与变奏》飘出恬静祥和的声音，给整个船舱渲染出优雅和谐的气氛。听朗帕尔的长笛曲是我长久以来的习惯，大概是大学时期养成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偏爱这样的音乐。朗帕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长笛演奏家，他的演奏技巧不是最好的，气息有时会不稳，尤其是高音；吐舌不够灵巧干净；表现大型作品时力道不足，音乐色彩不够鲜艳锐利，显得有些孱弱拖沓，稳健中缺少几分霸气。但是我却非常偏爱他的曲子，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不需要波澜壮阔的情绪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只要一种深入人心的安宁，像中世纪深植的巴洛克情结。
漫长的航程在数个星期后终于结束，面前是中国的海，一个同样的未知世界。进入渤海湾后海面就逐渐变成了黄色，越往大陆走，黄色就越深，像是很深很深的秋。大胡子船长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秋天了。我想起小白的话，她说北京有一座幽静的香山，有层林尽染的红叶，那是恋人们常去的地方。
渐渐看到了海岸线，我身体里居然涌起了剧烈的心跳，莫名其妙地特别想念起什么，不是小白，而是在心底里涌起了一个愿望，我想要一个像朗帕尔的曲子一样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中国女孩，柔和自然，淡定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