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神奇的。他们的生活是清新的。《新生园地》像一幅泼墨山水画，镶嵌在并非另一个世界的长廊里。且听国民党徐州“剿总”少将总务处长黄铁民的放歌吧——春到漓江花满涧，青山难掩暮烟开。
苍岩古柏临风立，江水泱泱带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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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专栏笼罩着月色，在它之下的批评专栏亦有光亮——毋庸讳言，这里覆盖着霜雪——他们把这里看作北极地带。专栏编辑徐远举，湖北大冶人，秉性强悍，笔调锋利，揭发批评，从不顾及人情世故。文强赠诗曰：“人爱种瓜甜，汝爱种椒辣。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如此开导之词，徐远举并不心领神会，反倒愈发机警，当仁不让，成为北极地带一位坚强的卫士。直到有人当面称之为“猎狗”，他仍紧握钢枪，岿然不动，鼓着一双巨眼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这天下午，徐远举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批评邱行湘的文章。文章大意谓：康泽体弱多病，血压尤高，本应受到组长的照顾，可是邱行湘身为一组之长，不仅不顾康泽体内之需，反倒强夺康泽口中之食。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法西斯暴行。是可忍，孰不可忍！邱行湘通过摧残他人的身体，使自己在骗取的信任里获得营养，充分暴露出反革命打手的丑恶嘴脸！
这是一段需要补叙的故事。这天中午，邱行湘挑饭回来，照例先将各组的饭菜分好，然后端起本组的绿色大瓦盆进屋放在桌子上。照例，他应该站在桌旁，再将饭菜分到每一个碗碟里去。但是他今天略感劳累，于是对众人说：“今天吃面片，不分算啦，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大家请便吧。”说罢和衣倒在大通铺上。众人围着桌子，依次盛食。
康泽第一个动手。他的动作是缓慢的：慢慢地盛面片，慢慢地盛菜叶，慢慢地盛肉末。问题恰恰出在第三个“慢慢地”上面。邱行湘斜躺在床上，微微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看见肉末怎样分布在大瓦盆里，却看见康泽握着汤勺的手臂顺着盆沿慢慢地划了一个圆圈。他的眼睛跟着康泽的圆圈旋转了一周，最终落在康泽手中的瓷碗上。至少他发现这只瓷碗的蓝边之上，又增添了一道黄边，而他毫不怀疑这道黄边的构成物就是肉末。“好吃懒做的家伙！”他在心里骂了一句，然后闭上眼睛侧过身去。可是他的脑海里立即出现了康泽的眼睛——平日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的眼睛！邱行湘只觉得有口气实在难以下咽，这是影响他正常呼吸的严重障碍。如果说他早就料到他和康泽的战事不可避免，那么这里倒出现了正面攻击的战机。“打！”邱行湘在心里大喝一声，翻身而起，直端端冲到康泽面前，用手指着康泽手中的瓷碗，厉声命令道：“倒回去！”
康泽手拿汤勺，没有回过神。
邱行湘一把夺过瓷碗，对着大瓦盆来了个碗底朝天。然后把空碗塞到康泽手上，继续命令道：“站到最后去！”
康泽平日说话不多，这时更说不出话来。他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足足愣了3分钟，终于骂出一句话来：“你他妈比共产党还要厉害！”康泽发怒时眼光是绿色的，而邱行湘的眼光平日就有几分灼人。此间正所谓针尖对麦芒。
邱行湘骂道：“你他妈的只顾自己！你没看见你背后就是老头子王陵基！”
组内的人们纷纷调解，组外的人们闻讯而来。二组的方靖把邱行湘拉到身后，四组的徐远举站到康泽前头，于是战火又蔓延到方靖和徐远举之间，或者说蔓延到陈诚集团和军统集团之间。直到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以学习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停战命令，这场战争方才结束。
作为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便是徐远举的这篇批评稿。现在战争的双方是邱行湘和徐远举。邱行湘从来没有把徐远举放在眼里（尽管他知道对方的眼里也没有他），他认为徐远举好出风头，好惹是非，是一个十处打锣九处在的角色。今天在他和康泽的战争中，徐远举不仅和他的上峰康泽并肩作战，而且在双方休战之后，徐远举又在壁头上架枪对他射击，这是使他万分恼怒的。他决定对徐远举展开反击！他希望有一个横躺着的战场，说不定在这个战场上他可以把徐远举的络腮胡子一根一根地拔下来。然而这里只有一个竖起来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哀叹他只能成为一个穿军装的老百姓。
但是，世界上有一支军队精心研究了这个战场的战略战术。邱行湘正在写反击稿的时候，姚处长偕同两位管理员进戊字胡同看了徐远举的文章，通知邱行湘到胡同外面谈话。
“你对这个批评有什么看法？”
“不是批评，是谩骂！”“你认为徐远举过火啦？”“当然。”“你对康泽过火没有呢？”“……”
“所以，要批评别人，先检查自己。这是我们对每一个组长的要求。这个要求不会过火吧。”“……”
邱行湘回到寝室，把他即将写完的反击稿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衣袋里。范汉杰伸手取出这团废纸，阅毕对邱行湘道：“你还算有脑筋，没有把它贴出去。要不然你会吃亏的！你怎么也骂他‘猎狗’呢？‘猎狗’无非是说他当过军统，可是我们这些人谁不是‘猎狗’呢？何况人家向共产党交代过特工、电台机密，对解放大西南有过特殊贡献。你骂他‘猎狗’问题不大，要是他问你谁是‘猎狗’的主人，我看你只有哑口无言……”邱行湘未待范汉杰说完，慌忙将反击稿当做手纸用了。
对于徐远举来说，邱行湘无疑是一颗硬钉子。他感到对手比一般的军人性格更倔强，脾气更暴躁。他在写批评稿之前就蹬了蹬大腿，在张贴出去之后又挽了挽衣袖。可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这颗钉子居然钉不穿一张白纸，邱行湘几乎成了插着钢笔的文盲。徐远举感到一种以一分之差险胜劲旅的欢快。
徐远举欢快，邱行湘也欢快。因为这页批评稿不仅成为目前维持他们心理状态的宣言，而且成为促使他们以后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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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可以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两张纸可以把4个人连在一起，要把8条胡同的人们都连在一起，其实只消一块青砖墙壁。但是，自从《新生园地》创刊以来，至今还没有出现李仙洲的名字。
这当然事出有因。
李仙洲是个孤独者。他走到哪里，哪里只能出现他的影子，就是走到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面前，比方说看宋希濂下棋，看杜聿明裁衣，他也决不笑几声，说几句。久而久之，他在人们印象中，成了一个可怜的哑巴老头子。和所有的哑巴一样，李仙洲的话埋在心里头。就在《新生园地》创刊不久，某次看完电影回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人和人打仗，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国民党军官一个个不是像猪就是像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就是日本投降后也打了3年之久，既然如此，为什么银幕上的共产党军队一次冲锋就可以结束战斗？李仙洲的笔记本本来放在枕头下面，结果被他的组长送到孙副处长的案头。当孙副处长亲手交回笔记本，然后走出丙字胡同的时候，李仙洲第一次想说话却又偏偏说不出口。他简直没有想到，管理处负责人竟建议他把“电影观后”送到《新生园地》发表，而且“今后还可以继续写写看完电影的感想”。
以上两点意见，李仙洲都照办了。他在办第一件事的时候，想到了他的组长；办第二件事的时候，想到了孙副处长。
功德林平均每周放一次电影，李仙洲则平均每周写一篇“观后”。文章褒贬是否恰当，我们不去管它，反正他在文艺专栏里不仅独占一隅，而且独树一帜，成为功德林蜚声文坛的专栏作家。文强在李仙洲自诩的三德（得）——吃得、睡得、拉得——之后，又加上一德，称之为“写得”。这位令人嫉妒的哑巴老头子则大笑不已，连连点头说：“我不要三从，我要四德（得）！”
《新生园地》把国民党将军们集合在八角楼下，有没有一个时刻，戊字胡同里会出现他们携手并肩的队列？
有的，由进取心产生的快乐与痛苦，常常突出地显露在某一个具体的天日当中。就拿过年来说吧。每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功德林的生活都要发生若干微妙的变化。明显的特征是，战犯们都穿着异常干净的衣服，活动在先前的领域里。只不过这时坐着的人不多，他们喜欢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擦肩而过，点头致意。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哪怕是最讲究、最时髦的穿戴，在朝夕相处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产生多大的魅力，决不可能像乡下人在大年初一那样，通过穿红挂绿的衣着到拥挤的集市上去挣得自己的体面。然而他们毕竟愿意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谁都知道，但是谁也不告诉谁。倘若有人提议，与其沉浸在思念的苦海，倒不如登上寄托的陆地，那么，立刻有一支来自8条胡同的人马神速地集结在戊字胡同走廊西侧，为着整个功德林，为着全体国民党将军，精心制作一套最昂贵的新衣。
这年春节的《新生园地》是这样诞生的。
第一个手握画笔的是郭一予。他号称“六一居士”：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航校一期、高教班一期、庐山训练团一期、中央训练团一期、陆大特别班一期。但是，这并不是他手握画笔的资历。毛泽东当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时，他任这所学校的图画教师；所以，在今日之功德林，他出任了《新生园地》美术编辑。
现在要夺过画笔的是邱行湘和文强，他们事前已有商量，所以理由完全一致：“你画插图的机会多着呢，让我们这次练练笔吧。”郭一予没有同意：“过年不比平日，要是画得不好，大家会骂我的。”
此时走来了庞镜塘：“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应该让他们表表自己的心意。”郭一予同意了。庞镜塘没有离去：“我来画刊头，我已经构思几天了。”郭一予坚决反对：“你画？你画的要得个屁！”邱行湘和文强一起道：“要不要得，可以先让他试一试。”
争执之中，宋希濂来了。他的话不多，就像信号弹较之手榴弹用场为少一样，他总是在发起行动的时刻发挥学习委员会委员的威力。他指定郭一予搞花边，杜聿明搞剪贴，曹天戈写标题。
成功了的刊头是这样一幅图画：一匹枣红色的奔马，马上坐着一个穿草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战士高举着红旗。红旗上写着“毛主席万岁”5个黄字。刊头的左边是一幅国画，这是文强画的红梅；刊头的右边也是一幅国画，那是邱行湘画的牡丹。
印度婆罗门教认为，一个人体内有一个灵魂，在躯体死去时，它就像鸟出笼那样飞进一个新的生命，或在天堂，或在地狱，或在这个地球上。功德林的生活的图画显然违背了这个古老的教义，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躯体并未死去时，将这个躯体的灵魂与这个躯体的本身不知不觉地分开，置放到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比方说，心在壁头上——就像我们在《新生园地》两侧看见的由红纸剪成的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一样，而人在土地上——就像昔日的战场已经种上庄稼，今日的荒地正需要耕耘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