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7.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于是本人也成了一个令别人羡煞的人物——家庭富丽堂皇，豪华轿车代步，三天两头出国一次。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非“五星”级宾馆是不屑于住的。于是几乎在一切人前颐指气使，常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其实他很有心攀附于对方，可对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绝不会因此而给他什么好处。于是他心里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同学，确有许多“暴发者”的劣迹。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是一种快感，心理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似的，总盼着某一天看到对方彻底垮台……其实对方总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许许多多的人早已预见到了的。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人”。他那一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
嗫嗫嚅嚅，分明地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他妈的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只要有人埋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街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怪索然的。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说社会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压根儿瞧不起的一个小子抬举成了什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那个小子了么？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分明地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之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之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之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具体之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觉得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精打彩、更自卑、更颓废了……同学们认为他这样子长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还能怎样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个人价值。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一次次被他眼睁睁地从自己身旁错过……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实是在病着。有经常见到他的同学跟我说，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号的恹恹苟活的样子……再后来我回哈尔滨市，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状态并不像某些同学说的那样糟。相反，他气色挺不错，情绪也很好，整个人的精神极为亢奋，酒量更见长了。
“他妈的，就那个王八蛋，他也配当局长？他哪点儿比我强？你们说他哪点儿比我强？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答曰：“咱们当年的同学中，有一个当上了局长……”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进而想，也许他肯定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丧失，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也就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见我爱搭理不搭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局长的交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的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8.站直了，不容易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由这一种见怪不怪的现实，又每使我联想到谢甫琴科。众所周知，谢氏生长在农奴家庭，从小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实际上便开始做一个小农奴。尽管他的身份似乎比农奴高一等，叫“使唤人”。
后来，他成为乌克兰民族的画家和诗人，名声远播，于是受到沙皇的召见。其刻，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三躬其腰，口出颂词，唯谢甫琴科一人挺身于旁，神情漠然。沙皇愠怒，问：“你是什么人？”
诗人平静地回答：“我是塔拉斯·格里戈耶维奇·谢甫琴科。”沙皇又问：“你不向我弯腰致敬，想证明什么？”诗人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不是我要见您，是您要见我。如果我也像您面前这些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您又怎么能看得清我呢？”这一次召见，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命运。如果，他和沙皇面前的那些人一样；如果，他哪怕稍微装出一点儿卑躬屈膝——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上什么耻辱，许多比他声名显赫的人物都以被沙皇召见过为莫大荣幸——那么他也许将从此成为沙皇的宠儿。
但是由于他的桀骜不驯（这乃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从一开始就在他内心里种下了轻蔑王权的种子），使他几乎一生都成为让沙皇耿耿于怀的人。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谢氏为此付出过代价。
法国的雨果也为此付出过代价。
还有俄国的普希金。
还有许许多多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企图站直了的人……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作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王权巨大投影之下的任何人，却不得不经常告诫自己：“我现有的一切是王权的代表者们给的，他们想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就可以把它缩减到多么小的程度。他们一旦想收回它，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
中国的民主局面、法制成就，近年发展得很快，有目共睹。但我们中国人毕竟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弯腰弯得太久了，似乎成了一种遗传病，鼓励站直了，许多人可能一时反而不习惯，感觉反而不自然。
扫描社会，观察这一种现象，所见是非常有趣的。“我认识××厂长！”
“我认识××处长！”“我认识××局长！”“我认识××部长！”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时常会听到这样一种炫耀。而其炫耀，效果往往又立竿见影。仿佛炫耀者本身，顿时脑后呈现七彩光环似的。倘不直接认识官员们，那么认识他们的秘书、儿女、三亲六戚，也似乎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尤以认识官员们的夫人，最是资本。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于是他赶紧弯下腰去认识另外的官。因为他毕竟曾靠认识官而站直过，体验了站直的感觉之良好……
如今，一个中国人站直了，已不须付出以往时代那种代价。那种代价太沉重，有时甚至很惨重。在中国以往的时代，只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人尝试过。
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
某一天这种情况反过来，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前途更为光明的国家了。
9.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由别人们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文革”前所开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12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童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12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童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