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的我沉沉入睡，而我的母亲，就那样呆呆地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叫到跟前，缓缓地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你今天得去找到招工组，对他们说，他们九化公司招收你本来是正确的，是按党的政策的，如果因为有人“告状”就把你退回来，就等于向世人承认他们做错了。”
是呀，母亲说得对，完全应该是这样的道理！我马上就朝住在市西饭店的九化招工组走去，路上碰见张师傅，我重复了母亲的话，他不言语，只紧紧地咬住了下唇。
中午，我在家洗昨天淋湿的衣服，一抬头竟见张师傅一脸笑容地立在门前，和善的细眼睛笑得眯成了两条缝。未等我开口，他便朗声宣布：“小赵，你被批准进厂了！人家军代表给你签了字，保送你！”我心里猛的一亮，人却怔怔地站住，呆了，扬着眉毛，微张着嘴，足足有几分钟。
原来，丛、张二位感到自己虽没做错，但显得力量不够，若能寻得地方上的支持和推荐，估计公司会重新考虑。他们立即去找了当时地方上的最高权威机构-安顺县革委军管会。素昧平生的军代表李殿祥详细听取了情况介绍，审阅了我的所有材料和那一叠奖状后，拍案而起：“这样的青年，我们可以保送！”当下挥笔写下意见，签了名，盖上了县革委军管会的大红印章。丛、张二位随即向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公司回答：“既然地方上愿意保送，当然就可招收。只是工种上要考虑。”
招工组给我看过军代表的签署。我泪眼模糊了。保送，曾被说成会去炸毁工厂的牛鬼蛇神的女儿，却由头顶五角星的军代表保送进“中央级工厂”。我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张公函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全面体现党的阶级政策，像赵明和这样的青年不仅可以推荐，而且可以保送给第九化建公司。
安顺县革委军管会李殿祥一颗受尽冷遇和屈辱的心，蓦然得到这样的信任、理解和有力的护卫时，只有四个字能表达心曲：终生难忘！
那时的社会风气与现在大不一样。军代表拯救了我，而我的回报不过是由张师傅领着到他的住处说了几句感谢话，表态说进厂后一定好好工作，临走倒让人家立正还我们一个军礼-这就是我与军代表的全部交往。从此再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他来到我面前我也认不出。但他的这张签署，却永远留在我心底，并永远激励我，鞭策我。
1971年11月23日，九化公司派来汽车接新工人进厂。从此，我有工作了！尽管饱经劫难，我仍很激动。太阳照耀着前方，未来的生活在热情地呼唤，我正一步步走近离开生产队时所追寻的梦境。我的亲人，还有不是亲人如同亲人的军代表、丛师傅、张师傅、毕姨……我永远感激你们！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父亲早已平反，并连续担任过三届市政协委员。那抛洒过青春与汗水的山乡，那如同一场噩梦的“文革”，还有那热烈神往过的工厂，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去越远。而从田野走进工厂的这些经历，以及在那种年代能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心灵闪烁着真善美光芒的平凡而难忘的人们，却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
赵明和，笔名萌禾，女。1965年下乡至贵州安顺旧州区、双堡区，六年后进入燃化部第九化建公司。1986年调入高校，先后担任贵州财经学院院报编辑、常务副主编、贵州财经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现为调研员。曾发表作品20余篇。
落户辽中的日子
杨穗
1965年的9月1日，我和我的26名高中同学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来到了沈阳附近的辽中县的张家村，那里有大片的水稻田和芦苇荡，地多人少，风景秀丽。唯一的缺陷就是一个字：穷。在全村清一色的土坯稻草房中，青年点的红砖瓦房在村里显得格外醒目。
那个年代哪是一个“穷”字能形容的？全村已经达到了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路不拾遗-没啥可拾的；夜不闭户-没啥怕偷的。家家进门就是一铺土炕，如果着一把火，啥也烧不起来。
村民吃什么呢？保证现代人任思绪怎么驰骋也想不出来-稗渣饽饽。这是用少量的玉米面和大量的稗草籽磨的粉混合而成的，吃得人人面露菜色，大便结燥。
冬天到来，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件空心棉袄，里面没有任何过渡的衣服。所以一些姑娘媳妇总是爱翻开我们的外衣，看着我们里面穿的毛衣和线衣非常好奇。
赵本山还有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呢，当时全村除了大队部有个喇叭，通信员有辆破自行车外，真像网上流传的搞笑诗：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村里的姑娘迫不及待地嫁出去，村里的小伙也自有办法。不知哪个开的头，从山东骗来了一个媳妇，于是滚雪球似的陆陆续续的都娶上了山东媳妇。结婚的时候的确挺像样的，新房的摆设总是一应俱全，大米饭也吃了几天。但是好景不长，先是家具不知不觉中没有了-原来是各家凑的，需要还的。吃的也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木已成舟极少有逃兵。再说山东老家上顿下顿的地瓜干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对于这些，公社领导自有评论：张家村人望房泊掉馅饼翻身等人。意思就是村民太懒了。
听说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的时候，火车开动时站台上下哭声一片。而我们当年坐汽车奔向张家村的时候，是一路高歌一路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高兴劲儿不像是下乡，倒像是去大学报到。
究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年压抑的高中生活。学校地处沈阳的文化区，且设施齐备师资一流，所以学生大多由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组成。而知识分子家庭大多出身不好。所以自然形成了学校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在经过三年无数次和家庭划清界限的思想汇报甚至替老子作深刻检查而未果后，我们这些“另类”已经心灰意冷了，拿现在话说纯粹是“俏眯眼做给瞎子看”，整个三年白忙乎了，想要入团真比登天还难。你学习好怎么了？当年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当年的学生会的学习部长，考大学不是照样名落孙山吗？
怎么才能向党表明我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呢？只有下乡一条道。如我们所预料的，报名下乡后，立马见到了一张张久违了的热情的笑脸，我们立刻被冠以“革命青年”桂冠，自己也似乎觉得终于找到了组织，被组织承认了。
在这种情况下，下乡的感觉那真叫一个良好。抱着使命感，去解放全人类，所以我们挑选的地方是辽中县最穷的地方，发誓要靠自己的如花青春一腔热血去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农村的天地是广阔的，但是我们的心更加广阔。因为没有了出身的歧视，我们互相彼此彼此，当地的农民不但不歧视我们反而非常同情我们关爱我们，公社的领导很快宣布我们集体都入团啦！据说听到不同意见时，领导们义正词严地说：都下乡了，还不叫革命啊？还得怎么才算革命啊？
我们的心灵在歌唱，我们的思绪在飞扬，原来扬眉吐气地活着是这么的美好啊！所以我们在农村是非常卖力气的，六年后开始回城的时候，村里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基本都是我们这批人。
1968年的知青来了后，农民为了分清前后，把我们叫“老知”，把他们叫“新知”。在1971年第一批知青回城时，贫下中农委员会一致呼吁让“老知”先走，说是最听党的话的人应该最先得到好处。下到张家村的“新知”都比其他地方的回城晚，也算他们倒霉。
感谢爹妈早生我一年。听学校的学妹告诉我，1966年以后，我们这类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曾经有个同学被逼得写了一张大字报，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出身好的同学，是我的父母剥削了你们的父母，我有罪，我得怎么做才能弥补我父母对你们父母做下的罪孽啊？”
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真是罪孽啊！幸亏我已经到了张家村，呼吸着农村的自由的空气，释放着自己被压抑多年的心灵。六年的农村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张家村更是我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
现在回想起来，1965年刚下乡时的那股冲天豪气和如火热情是什么时候逐渐消退的呢？好像是在1968年后。“文革”的大潮波及了大多数人的父母，有关牛棚的，有遣送下乡的，有自杀的，有得病不让就医而死不瞑目的……这些无疑使得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受打击，再加上年纪大了，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了。
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最盼望世界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地震，二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穷则思变吧，自己没出路了，就希望世界越乱越好，谁也别得好。
流传至今已成为经典歌曲的《沈阳啊沈阳》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知青填词借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优美曲调合成的歌曲。在那个无望的年代，大家都面向沈阳，用这首歌诉说自己的思乡思亲之苦：“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那节日盛装……有朝一日我回到沈阳，回到那亲爱的故乡，我和我亲人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时光。”说句实在话，这个词填得有些逻辑混乱。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省的一个副省长曾经把词作了修改，改后的词主要是歌颂沈阳，词句优美逻辑清晰，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倒是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歌词，赢得了沈阳人的认可。现在一个沈阳人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眼里饱含泪水。
1971年，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由于年龄大了，纷纷考虑在农村成家，有的同学把箱子被褥都准备好了。我和现在的老伴也搞了几年的对象了，他家每月给他寄来30元让他准备婚事。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春雷一声震天响，传来了知青抽调进城的消息，于是大家放慢了结婚的步伐，作好了进城的准备。
第一批共抽调11人，全村的“老知”、“新知”共五十来个，谁走呢？我记得当年的村支书说过一句名言：谁最响应党的号召，谁就得占点便宜，人家“老知”都来六年了，岁数大了，让“老知”先走吧。
于是这11个名额让我们“老知”占了大多数。谁走谁不走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决定，还是得让家庭成分好些的人先走。咱们这些人家庭都不咋地，矬子里拔大个，我丈夫也算是拔出来了，但是我就不行了，又是地主又是右派的，出线无望。于是我丈夫做了一个令自己一生都自豪的事情：走后门！他当过生产队长，和那些贫下中农代表关系本来就铁。他跑到人家里和人谈心，说我要自己走了，杨某就得死在张家村了。人家一听也有道理。当时我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像样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按老农话说“盖张纸，哭得过了”，于是我破例出线。直到现在，老伴提起这事还牛皮烘烘地，说他是走后门的老祖宗，让我每天一早一晚念诵两遍：感谢毕元把我带出张家村，否则我早就死在那了。
于是我们第一先卖破烂，好像卖了五元钱，把自己认为值点银子的打包带回去。终于坐上了接收单位开来的解放牌汽车，直奔沈阳。在车厢里大家都默默无语两眼泪，六年前，我们是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的，而如今壮志未酬，灰溜溜地回到了沈阳。进了沈阳城，马路两边的人们都向我们致意挥手，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也有人高喊“力工回来啦”。的确，当年的知青回来哪有好工作啊。我当上了电焊工，丈夫当上了起重工（即架子工），至今家里用绳索绑点什么，老伴还能大显身手，会系各式各样的绳扣，相当的结实。
每年的下乡纪念日-9月1号，青年点的同学都要搞一次聚会。但是有两个同学却永远地不能来了，男的叫阿建，女的叫阿媛。
阿建死于心脏病，享年49岁；阿媛因尿毒症，于九年后追随老公而去。
1968年，阿建的右派兼教授的父亲从沈阳音乐学院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苦于家里没有劳动力，作为长子，阿建义无反顾地和阿媛离开了青年点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两个当时绝对想不到此举竟是拉开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大幕。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民县，他们一切从头开始。自己到河滩地去拉石子盖房子，种地养猪养鸡，所有的累活都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而两个弟妹则没有跟随家庭，留在了各自的青年点。最受罪的是公社召开批判大会，阿建需要顶替他爸去挨批斗，因为他爸身体不好，坚持不下来。
1971年我们开始陆续返城。他们两个因为“归户”了，就不算知识青年了，一次次的机会都与他们擦肩而过。1979年右派父亲平反后，他们才借光拖着一双女儿回到了沈阳，此时已经在农村生活了14年。
他们也跟命运抗争过。他们读夜校，试图用一纸文凭来改变命运，尽管成绩优秀，文凭到手，可是那个年代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规则，比如什么大集体不能转全民哪等等，总之他们后来只好自己开了一个杂货店来维持生计。
此时阿媛就得上很严重的肾炎了。治病得花钱，两个孩子都得上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由于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所以每年的春节都是初一在老丈人家过，初二就在我家过了，阿建对我们说他除了老婆孩子什么人也没有了。凄苦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阿建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我老伴则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都跟他同学。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那真叫才高八斗，当年是我班的语文科代表，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有关蹉跎岁月的回忆就该由他来写了。而阿媛则是才女，《青年点之歌》的词曲作者，会多种乐器，至今我还记得她在学校的大厅里的钢琴独奏“旱天雷”，学习成绩几乎门门100分。他们生不逢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不能上大学，由于特殊的家庭情况耽误了事业的发展，由于太仗义而毁坏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沦为以杂货店为生，生活还在继续地给他们打击。由于动迁，他们的杂货店从临大街给迁到了阴山背后，他们一没钱，二没人，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想阿建的糖尿病就是在这种糟糕的心情中得的，可怕的是他从不到医院看病，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直到1994年，他突然卧床不起了，才到医院就医，当时就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他由于糖尿病引起心脏衰竭。
几个月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也撒手人寰。阿媛此时已因为肾炎引起的高血压而得了脑血栓，那年他们都没到50岁。9年后的2003年，我和老伴在广州施工，传来了噩耗：阿媛因为尿毒症做血透，造成了脑血管破裂而亡，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在阴间相聚。
如果不是阶级路线，那么这两口子都会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都能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如果不是“归户”，很快都会从青年点回城，也会有一个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如果没有他家庭出身给他的最后的打击，他也许自得其乐地在自己的杂货店里忙乎着。太多的“如果”，都没有给他一点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