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革命、瘟疫等天灾人祸，人口才会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古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部族的入侵占领之后，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中国遭到日本入侵的时候，许多城市居民疏散到了乡村。而由执政者发起的将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的事例在现代不多见。
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实现“全面就业”；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巩固波尔布特的革命政权。中国的上山下乡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但它毕竟是逆历史之潮流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第二，政治歧视贻害无穷。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有类群的划分。在古代中国，“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士、农、工、商”四种阶级。这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事实。在西方，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揭示历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和英国的学者试图表明，现代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本无可厚非。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1848年，《共产党宣言》）。他们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发展，为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产业工人指出通向解放的途径。
中国大陆在1949年至1976年之间的历史的确是一段阶级斗争史。但是这种阶级斗争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现实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极左政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殃及无数的中国家庭，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核心，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稳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和万事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朴素的信念。但是，提倡阶级斗争的政治精英却以阶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以革命的名义教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势不两立。在四川成都，共青团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举办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参加青训班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落榜青年。青训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上山下乡，他们别无出路。学员们在政治教员的引导下，对自己的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结果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竞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人为地激化阶级关系，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虚拟阶级敌人，颠覆正常伦理，造成全社会关系紧张，人人惶恐，个个自危。不仅伤害无辜百姓，而且最后危及政权本身。其中教训值得后人铭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于年轻幼稚，更由于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听信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的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换取学校和所在地方的权力机构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明显歧视的时候，仍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己的父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父母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留下了永远的痛。
谩骂父母却并不能挽回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命运。荒诞之处就在这里：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为老知青如影随形的沉重包袱。老知青们发现，尽管他们下了乡，仍然面对这一堵又高又厚的墙。争取社会承认似乎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崎岖道路。老知青李自森在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时候，面临这样的考验：
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说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政治歧视、险恶的人际关系，阴谋、告密、打小报告、栽赃、诬陷。它毒害青少年的心灵，它使出身“好”的青少年趾高气扬，使出身“不好”
的青少年自暴自弃；它使近邻和朋友变为仇敌。
在升学和就业范围内实行的阶级路线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举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滥惩无辜，蛮横无理；因为它不讲公道，违背“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它违反“择优录取”、“唯才是举”的黄金原则。它虽然满足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但却降低了中国教育的质量和重要行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在资源有限、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现代暴力革命的教训之一是对法制的漠视和践踏。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个人没有尊严，生命如草芥，弱势群体没有法律保护。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自然十分脆弱。1964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组滥施淫威，以极其荒诞的理由和蛮横的手段对无辜的学生青年肆意处置。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因为一位邻居的诬告，被勒令退学。使人更难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绝对董大南说明这一处分的理由！若干年后，董大南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董大南毕竟是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他居然接受了北大校方的解释，顺从地离开了他曾经为之朝思暮想的大学，最后带着怅惘和悲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才17岁。
悲剧发展到极端往往带有几分荒诞，因为这种悲剧的逻辑难以言喻，它那冰冷的教训穿透我们的心胸。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那些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却又执着而无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长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眼见滞留城市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赎罪”的愿望，来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
他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在朋友中深孚众望。他有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那样的狂热，在《新农民之歌》里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我们的生命属于人民，我们的理想-红旗手，我们的专业-革命人。（王百明：《新农民之歌》）与此同时，王百明又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于是处处小心翼翼，他虽然渴求知识，但连读书学习都要背着别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回到江永，为的就是要表示忠诚，修成正果。回到江永不久，他就惨遭枪杀。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英雄，“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之险恶和无情的确超出了老知青们的想象。他们太幼稚、太单纯了。但是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在那些不眠之夜，这些青年也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忏悔，而披着神父外衣的恰恰是利用这教义为自己谋私利的投机者。（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按照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老知青大多出身在“非劳动人民”家庭。所以他们低人一等，需要比其他同辈人更多的改造。所谓“非劳动人民”指的是农村的地主、富农，城市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产生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这一术语的理论设定本身在今天很有斟酌的必要。比如，这个阶层曾是中国农村的经济管理者和社会精英，它维持着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中的开明分子主导着农村的现代化变革。城市里的资本家、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业主，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管理经验，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成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不少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同情和支持过共产党。
他们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卢作孚不仅创办了一个优秀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且在“抗战”期间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位“古之圣贤”（梁漱溟语）一样的杰出人士，因为不忍目睹“阶级斗争”给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现代化事业带来的逆转，最后竟以死明志。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屡遭打击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中国极其稀缺的资源。他们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是民族的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族最需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敞开国门，走向世界；二、保护传统，继往开来。这两项艰巨的任务都亟待这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作为中流砥柱。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不仅接受了新中国，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他们的真诚换来的往往是妒忌和怀疑。
当年，鼓吹阶级斗争的人常常通过宣传机器，别有用心地把知识分子放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教唆工农打击知识分子。今天，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打击知识分子就是打击整个民族。专制的受害者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整个国家。
作为现代株连的受害者，本书的作者深知这种极端理论的悖理和危害，感到有责任将这种认识以诚实、坦率的文字记载流传后世。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者当年宣称，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所以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本书的作者要告诉后代：自有人类，即有人性。它的存在比阶级不知要早多少万年。世上从来就有超阶级的人性，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本书的作者还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什么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么是神智不清，要么就是居心叵测。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蛊惑。
当然，老知青也是一个折不断、压不垮、乐观向上的群体。他们曾经幼稚过、愚蠢过，甚至犯过使他们终生悔恨的错误。但是他们勤于思、敏于学、笃于行。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成长，在逆境中奋进。在农村的经历给了他们智慧，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陶冶了他们的情感，健全了他们的人格。
在本书的故事里，读者不难找到人民群众，包括老知青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抵制，看到革命暴力如何被传统和人民的善良消解的例子。在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办林场里，1965年进行的“四清”运动还演绎出这样的戏剧场面。这个林场的重庆知青被工作组根据家庭出身分成两拨，出身“好”的，不管有无德才，一律重用；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迫接受教育。结果，一连几天，林场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以沉默来抵制“洗脑”。一天晚上，工作组长终于按捺不住，对知青大吼一声“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哪里料到他话刚落音，顽皮的知青就给他来了个“放屁大合唱”。知青们笑得前仰后合，工作组长黯然退场。（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的场面，只有在老知青这个独特的群体：一个富有聪明才智而又生不逢时，一个委屈而又倔强的群体中才可能发生。
通过上山下乡，老知青真正认识了农村社会，认识了农民。老知青谭世通惊奇地发现，农业合作化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使曾经繁荣一时的商埠丧失生气；使他更加吃惊的是：贫下中农其实并不认同“伟大领袖”的思想。（谭世通：《我的上山下乡四部曲》）老知青徐建成注意到农村的宗族关系顽强地抵制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以至他在参加了针对一个富农的批斗会之后，突发这样的奇想：“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地富反坏右也是人类，不是兽类，是不是也应该在解放的范畴之中？”（徐建成：《老知青散记》）在生活的道路上，老知青还得到这样的“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