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来解释何为“乌托邦”式的生活？我就会说，下到周家帮的知青前两年的生活就是“乌托邦”。在知青群落里，无论劳力的强弱，无论男女性别的差异，只有“公平”二字，大家吃大户。谁的家里寄来了钱物，其所有权自然是“一切权利归农会”，于是，那点可怜的钱或吃的东西便成了知青们的“牙祭”。很多年过去以后，母亲听说这类“牙祭”的故事，总是泪眼涟涟唏嘘不已。
当太阳从山脊露出脸来，我们已经在田间做完了早工；当黑幕早将夕阳吞没，我们才收拾好农具借着水田反射的白光疲惫地回到知青组。我们标准地执行着古老农家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间作息表。年轻人的心总是容易遗忘苦恼的。回到自己的住地，这些青年男女们仿佛又像换了个人，整个苗王楼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抬起来。小提琴手小仇急不可待地将那优美的琴声奏起，一曲激越绵长的《命运》会让大家热血沸腾，精神振奋；最搞笑的要数冯大汉，总爱来一段粗鄙的荤段子，令几个女生红着脸跑开。往往在晚上十点多，我便沉静下来，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寄托到笔走龙蛇的书画中。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有时仍然会想起城里的书法老师对自己的殷殷嘱咐。
有人讲：人生有时又像一头马，一头骠悍野性的马，每个骑手都想驯服它。凭着自己的年轻，我也在幻想着驯服这匹“马”。
大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下到深山里面的一些知青，有的无师自通地学做起了木工。赶墟时，只见他们男男女女知青肩扛手提，从山里弄出来各色家用木制品，有饭桌、箱柜，甚至还有淘盆、水桶。反正木材不要钱，一通烂便宜的销售，居然也能够弄几个油盐钱。
我特别佩服他们其中一位，号称“木匠王”的廖哥。此人个性倔犟，狂傲不桀，脑子却特别聪明，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零件、几何图形什么的。他做出来的箱柜严丝合缝如同一块整木挖出，平整光洁如同一件精巧的工艺品，令人观之钦佩不已！
我也受到了启发。我的自学木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学的木工技术在一定时期还给知青小食堂解决了部分油盐菜蔬钱，为此，我不能不感谢艰难岁月对我的这种意外的馈赠。
下乡前，我们在知青学习班就被告之下乡后的几项任务：一、访贫问苦，改造世界观；牢记血泪仇，始知今日甜。二、充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战天斗地，敢教日月换新天，努力改变农村贫穷面目。下乡后，每天都要透彻地学习和领会上述的内容。大家都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不免血气方刚心潮澎湃，深感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不容有失，否则有负革命领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大家摩拳擦掌四处打探，看有否凭我们的知识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快，我们发现这里的情况是地少人多，特别是水田少。
这可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雄心勃勃地找到大队周书记，提出要改造靠山根阴河那片沼泽地，要让这片废地变成良田！周书记听后，却皱紧了眉头，他不同意我们的“革命行动”。他说：“那块地祖祖辈辈都种不得谷，你们去了也是空的哩。再说还是块鬼地，人去不得啊！”大家的积极性正空前高涨，谁也不听他的，一个劲地要去“捉鬼”！周支书自然抵挡不住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答应派我下乡时拜的师傅六苟和一位回乡知青昌武带着我们去征战“鬼地”。
已经是三九天了，冰凌子长长地挂在人家的屋檐下，人哈一口气只见一团白雾。我们大队男女知青36个人赤着脚，裤腿卷到了膝盖，背着长齿耙和锄头，在六苟的带领下，开始向“鬼地”进军。
改造“鬼地”谈何容易！上千亩的沼泽地沿山根绵延十几里，上面长着芦花、刺木，一层厚厚的草科植物盘根错节地“盘踞”在稀泥上……有的地方根本不能站人，人如陷进去，真有“灭顶”之灾。据六苟说，他有个侄子到此处养牛，先是牛陷入泥内，侄子赶去救助也一同陷入。待六苟几个人带着梯子绳索赶来时，沼泽地已是人牛不见踪影，沼泽归于一片静寂。从此当地的山民再也不敢近前。这里成了一片神秘的“鬼地”。
几经研究，我们改造“鬼地”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选择好的地段，将泥面上的各种植物砍伐清除并开出水渠；其次是“换土”并加撒大量的石灰以增强其土垠的板结性和可耕性。
当我的双脚踩进那冰冷得刺人骨髓的稀泥中，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沼泽地刺骨的寒冷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在浅浅的泥层下排满了一种坚硬而锋利的“铁梨刺”！
这种东西在下面连成一片，时续时断，有的刺甚至是垂直生长的，被它刺中，可一穿而至脚面。我们的垦荒大战仅进行半天即有两名女知青因脚被刺伤而血流不止，但她们稍加包扎又加入了战斗。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看到左边一片沼泽，既平整又少芦草，便兴奋地邀冯大汉赶过去，挥动长齿耙，又挑些田泥来掺和在面上。我俩干到下午，已经整理了五分多田。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脚掌一阵撕裂般地疼痛。不好，我踩到“铁梨刺”了！说话间，我跌坐在泥里，脚根本拔不出。大汉见状，急忙在泥里挪动，赶到我身边。昌武也赶忙用两只手搂着我的身体。扒开泥一看，一根硕大的“铁梨刺”已如一根钢钉将我的脚钉死。我的右脚已被贯通，鲜血不断地从脚面的洞口涌出，我的眼泪也痛出来了。“小张，别急，只有慢慢拔。”大汉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弯刀将“钢钉”周围的根蔓斩断，小心地抽出我脚下的“钢钉”。因为天冷人又未动，脚流的血与沼地的水混在一起结成了一层红色的冰块……这块“鬼地”经过我们十多个人一个多月的战斗，终于被彻底征服了（除实在无法开发的外）。从外形看，百亩垅垅相接，错落有致，让人想象这里稻花飘香的丰收景象。
然而，春耕时节我们牵牛荷锄准备在鬼地耘田时，眼前的一切却让我们傻了眼：原本像模像样的“良田”在汹涌的春洪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依然回复到我们改造前的模样。
原来鬼地实际上就是阴河泄洪的河床，秋冬季节无雨似乎像一大块闲置的土地，春天来了，山洪暴发，这里就成泽国。一腔热血，顷刻冰消，劳神费力，徒添笑料。那一天，带着沮丧的心情，大家荷锄打道回府。
庚哥本名杨庚。下乡后，无论男女知青，无论村里老少，均呼其为庚哥。
苗王楼知青组有两个人的特点大相径庭：一个是冯大汉，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但说话结巴，不善言辞；另一个则是庚哥，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但口若悬河，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常言道没有两片绿叶是相同的，阳世上的人性格也千差百异。庚哥算是“百异”中的一个“异”人。他总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惊人之举。庚哥好读书。下乡后，我们这些城里哥哥喜欢串门，常三五成群流窜到其他大队知青组去玩，或是有事无事到“闹子”上去闲逛。
庚哥却蜗居一室手捧一书，两耳不闻分外事，在书中寻找他的“颜如玉”，其人行踪俨如一未出山的高人。与知青伙伴闲聊时，他嘴里不时嘣出几句什么“费尔巴哈”、“美学逻辑”
之类的字眼，令听者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加之，此君生一张“阴阳脸”：右脸寸“草”不生，左脸却络腮虬髯丛生。据说，古往今来的高人脸相均呈谲诡怪异，庚哥对自己的长相不独不介意，反而自以为荣，自称自己为“半边美人”！以他1962年高中毕业的不凡学历，自然使得我等仅有初中学历、小学学历的小后生仰望他如泰山北斗。大凡平日里发生诸多不懂之事即屁颠屁颠去找这位庚哥解惑，待我们如小学生似的围他坐定后，他也不推诿，从事情的“来龙”谈到“去脉”，从事情的背景谈到解决的条件。最后，如此这般，“须按我庚哥说的去做……”云云。大家皆大欢喜，心里极是佩服庚哥的分析。
此君还有另一大特点：好逸恶劳，也就是说，他极端鄙薄体力劳动，而崇尚脑力劳动。
用他的话说：莽者，一人敌；智者，万人敌也。从小就显得愚钝的我，不懂他的那套“之乎者也”，总疑心他是找借口偷懒。
1966年春耕前生产队出牛栏粪，这既是后生子挑担负重“炫耀”自己本事的时刻，又是一个捞工分的好机会。那时我的肩膀虽然稚嫩，但每次挑肥总咬着牙将自己的两个筐子堆得满满的，希冀在出得门楼的那一刹那博得大家一声“好后生”的赞扬。春耕前的一次出肥，我们挑着牛肥从门楼口鱼贯而出，将盛满牛栏肥的竹筐依次摆在门楼上，让生产队会计称重计工。会计依次为大家过秤，我的担子一称有184斤，黑莉的担子竟也重达140斤。贫下中农们纷纷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嗨，冯大汉挑着一担堆积如两座小山般的牛栏肥出来了。一称，顿时举座皆惊：呵，360斤！我暗暗地感到了惊讶，冯大汉真是条汉子！
庚哥出门楼了。只见他挑着两团小小的牛粪，脚步扭着麻花，颈项内缩，双肩高耸，看去像是三个脑袋。他“扭”到门楼上一称，又是一个举座皆惊：他的担子只有大汉的零头：60斤！
黑莉当即打趣庚哥：“你不如把中饭让二碗给大汉，让他连你带肥送到田里去算了！”。
众人一阵哄笑。
那时候国家已停止对我们每月50斤“皇粮”的供给了。作为知青组长的我，看到庚哥既不愿出工，劳力又弱，不免心生忧虑。担心他养自己不活，也担心他拖累大家。
抛撒牛粪回来的路上，我期期艾艾地说：“庚哥，你还是要多锻炼，多出工啊！”特别还将大汉作为“范例”来启发他的觉悟，“你看，大汉养自己保证没问题……”话未讲完，庚哥打断我的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急什么？”
“……”我无言以对。
临走进门楼口，他突然上不着天下不接地地讲了一句：“你读过历史吧，毛主席指挥那么多战役，你几时看见他带过枪？诸葛亮只有一把鹅毛扇，哪个不是他手下败将？”
我愕然，只好摇摇头跟着他进了门楼。
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庚哥成为了大家照顾的对象，而他也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划入了女知青这一弱势群体的范围。其实，与黑莉比起来，庚哥则更应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
有一次知青和社员去县里送萝卜（这种又大又甜的萝卜也是本地的一种特产）。三十多里山路，回家半途天就黑了。大家都挑着从县里采购回来的一应物什，急急地行走在蜿蜒的山道上，而庚哥挑着空箩筐却还在大口喘着气。他实在走不动了，还是冯大汉将他背了十几里山路。当然，他也没有“亏”大家，运用自己的长处-嘴巴，就在冯大汉的背上，唾沫横飞地给我们讲了一段“十二金钱镖”，大家听得乐滋滋的。
庚哥会讲故事，但故事当不得饭。背着他，有人在我前面数落起了庚哥。伶牙俐齿的黑莉有次跟我抱怨，一是冯大汉的饭量大，抵得两个人；一是庚哥太懒，只晓得吃现成的。如此坐吃山空，还玩得下去？建议散伙，把“大锅饭”改为“小锅饭”。我自然不同意分伙，只是好言相劝。好言相劝这一招不凑效，只好用“革命道理”塞住她的嘴巴。自此以后，倒也相安无事。
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让我们下放江永的知青们遭遇了充满生命凶险的日子。
在知青群落中，有思想深邃的，立马就“预警”到此风会否刮到此地，须早作撤离准备；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杀人与枪战只在电影里看过，亲身体验怕也是一种刺激，有人甚至盼望此风果真刮到这里，也好亲身体验体验那种惊险场面。他们也在作准备，不过这种“准备”却令人啼笑皆非。
又逢三、六、九赶集日，我和黑莉从闹子上采买点肥皂煤油等生活物什回来，见苗王楼大门紧闭，连连敲门却无人应答，细听之下似有人声，我在外面骂起来，又将大门拍得山响。少顷和平的头从大门缝际中露出，一副怪异的神情。
“搞什么新鲜花样！”我一边骂一边踢开门。待进到院内，却见冯大汉等几个精壮知青正如虎狼般地在捆庚哥。脚踩手紧，一条牛索子将瘦弱的庚哥捆成了一个“绣球”！庚哥在知青组年纪是最大的，劳力是最弱的。但见条条绳索勒进肉里，肩窝处还渗出点点血痕，而庚哥正龇牙咧嘴呈痛苦状却又咬紧牙关连叫“再狠点，再狠点！”
我大骇，疾步上前欲制止他们的“再狠点”。
和平却笑着拦住我，“我们和庚哥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履行合同！我们不来真的，赶集莫想吃他的肉丝面！”他接着说，“他是想体验体验一下真要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捆起时，会不会喊人家叔叔伯伯告饶，会不会丢我们知青的脸哩！”
原来他们在搞模拟“演习”。
大家赶忙给庚哥松了绑。庚哥却曲着身体躺在地下回不过神来。
我大叫：你们这是何苦！黑莉的泪珠子都笑出来了，我却苦涩得笑不出声来。
庚哥，庚哥啊，你总出“鲜味”！
庚哥“出鲜味”的模拟演习仅仅过去五天，江永县的造反派组织就开始大打出手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时传来了知青被捆被杀的消息，留在江永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们愈来愈嗅到了一种生命遭受威胁的气息，终日惶恐不安地呆在知青组，哪儿也不敢去。男孩子倒还好办点，那几个跑不动的女孩子还有体弱的庚哥怎么办？这是我最感到焦心的问题。有天，村里周三姑的儿子厚昌回来了，他在县里驻军开汽车，经常跑零陵冷水滩。我灵机一动：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将这几个人带出去！主意一定，人也轻松了很多。
平时就和我们关系很融洽的厚昌几乎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遗憾地告诉我他的车最多只能挤四个人。他正要在明天去零陵拉军用物资，于是说好明天一早就将车开到允山镇，要我们等着他。
事情顺利得令我喜出望外。我决定组里三个女知青黑莉、吴萍、杨丽菁外加一个庚哥加紧收拾行装，明天搭乘厚昌的车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当我将决定通知这几个人时，却意外地遭到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他们不愿丢下我们自己逃生，“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
我和大汉等人苦口婆心地开导这些人，竭力让他们明白：我们留下来的人是安全的，他们要留下来和我们“捆”在一起，反倒会很危险。临了，三位女知青流着泪水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她们千嘱万托地要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但是，庚哥却死活不愿走，瘦削的两手在我前面激烈地舞动，其偏狭和固执实属罕见，直令我们束手无策。时间的紧迫已不容我们再作其他的选择，只得无奈地留下了庚哥。我在泪眼朦胧中看着厚昌的车载着黑莉她们渐行渐远。
留下的四个人准备徒步穿越道县地域，路途中逢车爬车，还必须时刻躲避那些极端仇视知青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们的追杀。然后抵达广西泉州，爬上去长沙方向的火车，这才算我们逃亡计划成功了。庚哥留下来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很担心他瘦弱的身子能否跟上我们“逃亡”的步子。冯大汉自告奋勇，拍胸担保他一定照顾好庚哥。庚哥却一边嘬着“喇叭筒”，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不定谁照顾谁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