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织毛衣却飞快，而且花样翻新。她在与农家少女的交流当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韩秀在新疆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作者简介
韩秀，当代作家。中文原名赵韫慧，笔名韩秀，英文名Teresa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2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四年)担任华府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三十本着作，曾获纽约第四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二十四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
逃亡
施明
1973年这个年头，因为我的逃亡偷渡经历而永远铭刻在心。
但凡重大的人生叛逆之举，皆事出有因。
日子混到这一年，我在珠江农场已经历了八个寒暑。
3月某一天，我在石山上开山炸石移炮位时出了大意外。当我攀附另一根缆绳时，绳的中段被一块突出的石尖架住，并没有直垂下来，我一借它做力，被隔着的部位滑开，绳子长了许多，霎时间没有了支撑，失去了平衡。我本能地抽出扶着肩上工具的右手，双手死命拉着绳子，钢钎铁锤已飞滚下山。我的身体也吊在空中往下滑，快要力竭松手时，也是命不该绝，脚跟蹬住一块突出的石托，缓冲了下坠的力度，得以拉紧绳索，终于化险为夷。我爬起来往下望，还有十几丈高，深深倒抽了一口气。
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已是遍体鳞伤。最严重的是下巴划去一块肉，而脚跟第二天肿起像猪蹄，脊柱部位淤黑了一大块，摸摸都痛。这件事轰动了全农场，我养伤养了一个月，因为无法再干重体力活，于是被调去碎石班，以示照顾。
从此与妇孺为伍，工资不到20元，我非常沮丧。虽然不再一瘸一拐走路，但腰部还痛。心想，如果我那天一松手掉到山下，肯定肝脑涂地，死无全尸。如斯死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不得而知。《“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林彪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干部下乡是变相劳改”，如果此话当真，那我的血汗岂不是白流了？
我才二十多岁，正当盛年，难道就在这妇孺工棚过一辈子？晒场上的风柜把谷子和秕糠分作两摊，难道我甘愿是被淘汰的秕糠？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往往刺激起人的反思、顿悟、求变，有两首词记录下我当时的心路：
云
轻骑西风走万里，霹血雷鸣惊天地。
洒泪洗五湖，沉重心愁苦。
无知且洁白，浮名空显赫。
破碎何为早，云涌逐浪高。
星
月色柔和，飞身渡银河。
天庭欢唱自由歌，胜比月里嫦娥。
莫道岁月孤清，胸中无限热情。
历尽悲欢离合，乐在万里行程。
这大概便是我欲偷渡香港从闪念到行动的宣言吧。
偷渡因为有个“偷”字，似乎有失修为。而香港隶属英联邦租借地，去那里自然有投敌叛国大逆不道之嫌，但穷途末路已顾不到许多了。那时广东地区的偷渡风潮在知青群体中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广州珠江大桥下有条白沙河，河面上天天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气枕，万头攒动，都是苦练长游的准偷渡者。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亦是人潮汹涌。上下奔跑的晨运者为何乐此不疲？自然心照不宣。那时我便是这两处操练场的常客，也暗自写下两首词以作励志：
长游
未尝冬泳，先试夏游，六月江水清悠悠。畅洗人间跋途累，一腔热血逐急流。
不图春风，却惹春愁，烟水茫茫何尽头。送我渔波八十里，跃过龙门即自由。
越秀山登高
越秀瑰奇，登临早，七彩迷离山色。
绽放金波万道绫，天下朝阳无敌。
百步飞驰，石梯眼底，鸿雁初试翼。
心旌飞扬，凭栏别有胸臆。
韶华误了谁惜？童心已逝，铁肩千斤力。
满城莺燕颂光明，何堪嗟来之食？
大地无边，海月有期，鹍鹏扶摇直。
明朝谢别，云横万里踪迹！
万顷沙属边境地带，常有人算好潮汐，偷条木船，乘着月黑风高，顺流而下，避哨所，过龙穴，入零丁，越青山，六个钟头便可直达香港。但珠江农场政治空气甚浓，且戒备森严，所以农场知青偷渡者大部分都放弃地利之便，而是先撤回广州，边操练边串联。我第一次从事偷渡也是采取“踩线”（暗语：“较脚”即偷渡；“着屐”即水路；“踩线”即陆路）。
我的偷渡伙伴，一个叫阿新，是初中同学，为人粗豪讲义气，高中毕业去了公社插队，合作时他已经有了两次偷渡案底，我想借助他的经验（此人1974年第四次偷渡不幸失踪，之后再无音讯）；另一个是道兄，是校友兼农场农友，生得唇红齿白，仙风道骨，酷爱文学，写一手清秀的柳体字，割禾时小指割断了上截，出身不好，家境凄凉，总之，与我甚是投缘（此人现在是下岗工人）。我们“埋堆”的地点是东莞塘头厦，因道兄的姐姐是那里的知青，答应帮弟弟作内应。
1973年7月21日，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出发。所需的物品已由道兄的姐姐偷偷带入东莞，不外是布鞋、气枕、药物之类。干粮是炒过的面粉拌上白糖和猪油，体积小而充满卡路里。指南针在当时广州已经断市，我们是自制的。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三人分散找座位坐，假装不认识。火车飞驰南下，离香港越来越近了，但过樟木头的时候，车上要逐个检查行李证明。阿新和道兄的证明露出了破绽，当场被捕了，而我竟然过了关。眼看着他们被带走，唯有不动声色，故作镇静。下一个站便是塘头厦，离香港只需六晚路程。但孑然一身，脚踏一双破凉鞋，手执一柄折扇，再无长物。我下了火车，随着人流漫无目的走在路上。如退却，连买火车票的地方也不知道，肯定会自投罗网。我想既然是漏网之鱼，或许老天爷额外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哪有临阵退缩之理？人群把我引进一个小镇，我大喜过望，身上还藏有几元钱和一些粮票，凭着在石场混了几年学了几句东莞话，我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食店，叫了两碗米粉，先把肚子填饱，再找一间杂货铺买了两斤鸡仔饼，我又买了一个鱼丝网，把饼装入网中，重返大路。
前面有片小蔗林，眼看四下无人，一闪身钻进蔗林，在里面等待天黑。
终于夜幕降临，我把那珍贵的干粮系在腰间，像鬼魅一般窜出蔗林，开始了黑夜独行侠的征程。我背着北斗星，迎向南风，唯此辨认路向。这时探照灯横扫在原野上，不过我一个人目标太小，何足惧哉！孤身上路真是好处多多，跑也好，歇也好，无须守望相助；饿也好，渴也好只有冷暖自知。有一次，我穿过一个小村落，惊动了讨厌的狗，吠得震天价响，我竟然与打着手电筒的民兵捉迷藏。有时碰上铁路，为了抄捷径，干脆在铁路上走一两个钟头，然后又消失在山林中。日间就藏在山障的坑沟边，躺卧在草丛中，哪管它蛇虫鼠蚁。不知翻过多少座山，涉过多少道水。第四天，我已经断了粮。第五天我在高高的山峦上终于看到大海，看到对岸一团光气，兴奋莫名的心使我忘却了饥饿与疲劳。我沿着连绵不断的山脊踽踽独行，第六天早晨我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座山顶上。那里随处可见前人丢下的衣物，我捡到一瓶红药水，涂一涂跌伤的膝盖，还意外拾到一包炒面粉，有拳头大小，舔一舔还没有变质，抓一团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我找了一个藏身处，一边品尝这天赐佳肴，一边凝视山下那片约四千米宽的滔滔恶水。水的对岸，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当女佣，但她老人家答应收留我，给我找工作做。我想我今晚一定能征服这片大水，尽管没有气枕，徒手横渡。我在水乡生活了八年，民兵训练参加过二万米泅渡，在水中泡了七个钟头，为此还得过一张奖状：“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人生能有几回搏？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静静地在山坑里歇息了一个白天，天还未入黑，就开始下山，我想赶在巡逻兵尚未上岗时突破防线。一下山便越过国防公路，前面是一片烂泥地，那时天已黑透。为了减少声响，我甩掉了塑料鞋。离水只有数丈之遥，我俯身向水边奔去。这时突然右边传来人的咳嗽声，接着还有一声犬吠。我心中一怔，不妙，于是全速向水边冲刺。说时迟那时快，一条“大猫”已经恶狠狠地从后边扑来，一口咬住我的肩膀，但我没有停步，“沙啦”一声上衣被撕去一大条。另一只军犬从我左方包抄过来，我左闪右避，不肯就范。折腾了好一会，浑身上下衣服差不多被撕光了，最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趴在泥塘里，泥水混着鲜血，有如万箭穿心，疼得发麻。四条巨大的军犬张牙舞爪围着我狂吠，几支枪“咔嚓、咔嚓”上了膛对着我，那些兵大哥用怪怪的北方口音吆喝着：“偷渡？干过什么坏事？”“怎么只有一个，同伙在哪里？”我一边爬起来一边喘着气作答：“没有同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兵扛起枪托，做着向我扎来的姿势，我连忙将双手举起，紧闭双眼：“解放军优待俘虏”，接着又说：“我说的是实话，若找到同伙，就马上枪毙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