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竞争，这在美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不能拿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作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一年入学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而不是学业成绩。小学升中学时，每个小孩要进行一场入学考试，这时竞争是不可逃避的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个老师在得知自己学生中有没通过考试时都曾有企图自杀的念头。
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到处体现着这种尽量避免直接竞争的思想，日本文化中的“恩”不允许有太多的竞争余地。美国人生活的宗旨就是在竞争中追求卓越，日本的等级制度繁琐复杂，已经把竞争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另外，严格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从辈分上说，父亲与儿子就不能像美国那样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利益上的冲突，但绝不会是相互竞争的关系。看到在美国家庭生活中，儿子与父亲经常会为谁使用汽车、或谁来照顾母亲或妻子发生争吵时，日本人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日本生活另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在社会机制中安排了很多中介人，即使有冲突关系的两者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中间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自身力量有限而可能在某事上失败时，为了避免失败带来的羞辱，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间人。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其他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中介人都承担着当事者双方沟通桥梁的作用。甚至在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沟通，再分别向对方传达另一方的意见。如果双方直接接触，在交流过程中难免会听到一些别人对自己名誉的责难，从而使自己名誉受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当事者往往借助中介人来推动事情的进展。而中介人也以他自己成熟的斡旋技巧赢得社会的好感与尊敬。由于中介人的介入和周旋，事情顺利进展并取得期望结果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加。中介人还以同样的手段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招工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不仅在直接竞争领域，在许多其他领域日本人为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引起所谓的“名誉的情义”的纷争，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日本人在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服并按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如果去拜访农民时发现他还穿着工作服，那拜访的那个人就必须先在外边稍候。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之前，那个农民是不能出来迎接客人的。甚至有时，主人就在客人等待的同一间屋子里更衣打扮，在没有打扮齐整前主人不会和客人搭腔，仿佛客人不在一样。在农村，男青年都是夜深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的时候去向心爱的姑娘示爱。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去时都用毛巾蒙在头上，这种装扮并非害怕姑娘们认出来，只是鸵鸟式的小伎俩，为了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日后再见时也不必承认曾受到侮辱。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就是：对于任何计划，除非有足够成功的把握，否则尽可能不要涉及太深。比如谈婚论嫁时，媒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在双方没有确立婚期前，用尽一切手段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会面相亲，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想要撮合双方的意图，那么万一后来双方谈的不妥，就势必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相亲时男女双方都分别由父、母或双亲陪同，媒人则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通常的做法是安排男、女双方参观每年一次的菊展或樱展，或者去比较著名的公园或游乐园，这样双方就可以装作是“偶然”“碰”到一起的。
通过以上的种种方式，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人们强调受辱者有义务洗刷污名，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适当地做一些安排，在相处过程中避免直接受辱。这点与太平洋诸岛上其他部族在洗刷污名时的做法完全不同，那里的人们往往把血洗耻辱作为头等大事。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等从事园艺的原始部落，人们普遍对受到的侮辱怒不可遏，而且必定找机会发泄。他们在举行盛大的部族宴会时，会说这是由于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太穷了，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还特别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那个村子的首领们都是些蠢货，蠢得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所以，为了显示他们的豪奢大方，就大办了一场宴会，请来众多宾客，整晚灯火通明，以此洗刷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双方交战时，在真枪实弹动武前，必先拿一大堆鸡毛蒜皮的事互相谩骂一通，不管多么琐碎的事情，也会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在乎别人对他们名誉的评价。而且，这些部落也多是不讲文明礼貌的团体。
与此相反，日本人是崇尚礼仪的模范。而且，也正由于礼仪的存在，他们在洗刷污名时会有所顾忌。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获得成功的动力，但他们总是会用一切方法来控制发生这种侮辱他人事件。只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时，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由于这种鞭策作用，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并在十年间成功地实施了对英美战争的政策。然而，西方人在谈到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对复仇的热衷度时往往会说：那种在新几内亚部落中知耻而后起的例子，其实更适合于日本人。之所以没能准确预测日本战败后的反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提到对名誉的“情义”时，往往还有特殊的限制。
美国人在认识日本人时，不该因为他们崇尚礼仪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喜欢随意评论他人，视之为游戏，所以他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对如此随意的批评那么较真。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英文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如何对受到的“嘲笑”作出回应的。写这部传记时牧野芳雄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多年，但他却感到自己仍然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排行最小，自幼得到家人的无比宠爱。在他童年时他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了偿还债务，变卖了全部家产，家庭从此败落。牧野很想学习英语，可他的父亲已经没有能力帮他实现理想了。于是牧野就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一边看门一边学习英语。到了十八岁，他决心到美国去，虽然除了附近的几个乡镇，还从未出过远门。
我去拜访了一个有点声望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想去美国的想法，指望他能给我一些帮助。可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竟然叫嚷：“什么？你想去美国？”然后他和他的夫人就一起在房间里大声地嘲笑我！霎时间，我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钟，然后连‘再见’也来不及说，就返回自己的房间了。我喃喃自语：“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我当时之所以离开的原因。我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他人就是最大的不诚恳。
人们对我发脾气，我从不愤怒。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快快乐乐的，心情不好是人之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人性是很脆弱的，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是可以理解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够原谅，人们在听别人说闲话时很难辨别是非，难免会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都可以酌情体谅。而对于嘲笑，我无法原谅，人只有在待人不真诚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在这里，我想讲讲自己对两个词语的认识。所谓杀人犯就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卑鄙的罪行。事实上，那对传教士夫妇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哭喊：“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样？”
次日清晨，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背着包袱离开了。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没想到纯真的愿望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的名誉“被伤害了”、“被玷污了”。现在的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并靠自己的力量到美国去。只有这样，才能洗刷污名。他指责传教士时所用的英文字眼是“不真诚”。美国人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在他们来看，那位传教士的“惊讶之情”是十分符合“诚实”的。显然，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理解的含义来用这个词的。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别人、甚至不屑与别人争吵的人是不诚实、不正直的。这种嘲笑是十分放肆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最好证明。
牧野说“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我实在无法原谅”。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报仇。后来牧野到了美国，那么也算是洗刷了污名。在日本文化中，如果遭到别人的侮辱，那么“报仇”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高尚”的事，这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那些通过写作向西方人传播日本文化的日本作家，常常生动地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富有博爱思想的日本作家新渡户稻早在1900年所著的书中写道：“报仇可以满足人们某种正义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只有报仇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否则，我们总觉得心事未了。”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独特的行为习惯作了比较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人喜爱洁净、讨厌污秽的东西。从小日本人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他的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了侮辱，那么对于这些污秽和伤痛，只有通过彻底的消毒、清洗、治疗才能最后恢复清洁和健康。不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报仇事件，人们都视为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正在进行一场晨浴。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安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秽，只要身上还残留一点别人给你的侮辱，你就不再是贞洁的。那种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能算受辱的观点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是站不住脚的。同理，那种认为他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使自己后悔、使自己受辱的观点，同样也是不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在日本有公开倡导“晨浴”式的报仇志向的传统，许多家喻户晓的典故和英雄故事都有讲述，最脍炙人口的恐怕要数《四十七士物语》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编成戏剧，拍成电影，印成通俗读物。现在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比如，有一位大名让三个家臣一起来猜猜他的名刀是谁铸造的。这三人便各回答了一个名字，等专家来鉴定后，专家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人答对了，这把刀正是出自“村正”之手。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想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的刀把他刺了，但山三并未被刺死。随后，那两个人仍然不甘心，一直寻机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杀了，保全了他们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讲到即使是自己的君主，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向他复仇的。按照日本的伦理观，“情义”意味着家臣一定要对君主“尽忠”，但是，如果受到了君主的侮辱，也必定会向君主复仇。德川将军家一位家臣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会是死相很难看的人”，这对武士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能忘记这等羞辱。当时，德川刚定都东京，全力平定各地叛乱、统一全国。他于是暗中勾结敌对藩主，里应外合，纵火焚烧东京，整个京城废墟一片。他认为这样就便是报仇了，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很多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时，觉得日本人的忠诚并不是实在的，有很多很虚的东西，这当然是因为西方人并不了解对日本人来说，“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屈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报复：一种是向你犯错误而他却没有犯错的人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君主。这两个报复的主旨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各有不同。但在当代的历史故事、小说及纪录片，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非常崇尚报仇，但在现实生活的复仇行为并不比西欧的多。这并不意味人们对名誉不再看重，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由进攻型逐渐演变成了自卫型。人们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更多的是用自我麻痹代替明刀实枪的战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律不齐全，直接攻击型的复仇可能性比较大。近代之后，法律秩序的完善及经济上的相互制衡，人们越来越难以实施复仇行动。如果真的要复仇，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人们还可以暗中使诈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有点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主人将粪便暗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客人吃了食物毫无觉察。可是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被使用了，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侮辱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一直怀恨在心，结果自己最终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