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得这个贫弱岛国走向资本主义，并且逐渐强大繁盛，而且它也结束了幕府统治，使天皇的权力空前的强大。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封建主义旧制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但是它最终的成功却使得日本民众对封建等级制更加无条件地遵从。
“保卫天皇、驱逐蛮夷”的口号揭开了近代日本的序幕，此口号旨在保护日本免受外国侵略和压迫，恢复到十世纪的鼎盛时期，实行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局面。口号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各种封建势力的强烈抵制，京都的天皇朝廷最为残忍极端。保皇派的目的是反抗外敌入侵，将其驱逐出境，并重建传统日本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以大名为首的倒幕派先锋，试图用“王政复古”的方式开始在日本的统治，将德川氏家族取而代之。普通民众只希望丰衣足食，厌恶并反对“变革”。武士则寄希望享有俸禄的同时，能冲锋上阵，建功立业。而在财力上支持复辟的商人，希望推行重商主义，有利可图，从未真正谴责过封建制度。
1868年，倒幕运动和复辟势力胜利了，宣告“双重统治”时代的结束。当时，很多西方国家认为获胜者将实施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令人出乎意料，新政府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在审批土地使用的问题上，原有“四公六民”的政策，农民需将收成的四成上交大名，改为直接上交政府。为了补偿，政府发放给每位大名相当于其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免除他们用于供养武士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费用。大名变成和武士一样，靠领取政府俸禄为生。随后的五年里，新政府逐步颁布法令法规，废除特权阶层的权力，消除各藩之间的藩篱：法律上明文规定，不能因阶层不同而存在特权阶级，废除了不同阶层的着装规定，下令“散发”，解放贱民，废除禁止土地转让法令，终止佛教的国教地位。1876年，新政府将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合成贷款一次性发放，还款期限五年到十年不等，贷款金额按每人在德川时代领取的固定俸禄而定。在新的经济形态里，这些贷款足够让他们去开家小公司。其实，在德川时代，商人、金融大鳄和封建土地贵族的联合已经非常明显了，而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这一现象重演。
明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开始并没有得到所有人拥护。相比较而言，民众可能对1871至1873年的侵朝战争更为关注。但明治政府从未动摇自己的改革方针，而且彻底否决了侵朝计划。政府的施政策略和对大多数人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发生了强烈的对抗和冲突。1877年矛盾持续恶化，演变成了西乡隆盛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这支军队是保皇派所有愿望最集中的体现，而明治政权却在上台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保皇派的宗旨。随后，政府招募了一支平民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平息叛乱。日本民众对政府实施新政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农民也对新政强烈不满。1868至1878年，明治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日本爆发了190多起农民起义，但直至1877年，明治政府才开始逐步减轻农民的赋税，难怪农民们感觉太被忽视。除此之外，对于建立学校，征兵制度，丈量土地，遣散方案，给贱民以平等待遇，限制佛教，改用新历等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一系列问题，农民们存在着广泛的不满。
那么，政府为什么一直坚持激烈变革的方式，不惜成为众矢之的呢？追根溯源，最重要的恐怕是商人和下层武士间的“特殊联盟”，这种联盟在封建时代也有其滋生的土壤，下层武士都曾是大名雇佣的心腹，经营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他们的政治斗争技巧从中得以磨炼并日趋成熟。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的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将自信且有能力的人才推上巅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的阶层，而是为什么他们能如此精明、干练和务实？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脱离中世纪不久，综合国力与今天的泰国不相上下，在这种实力薄弱的前提下，出现的这批识时务领导者确属不易。他们成功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事业——改革。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创举。这些领导人的优点、缺点都源自于日本大和民族特性，而细致深入地研究探讨此问题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明治政府执政期间，政治家们如何完成改革事业的。
明治政府大概从未想过要将改革与意识形态联系，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份工作认真完成。
改革的唯一目的是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并非彻底的革命者，没有批判封建阶级的恶劣，也没有没收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利，使他们最终支持自己的统治，承认统治的合法性。另外，农民的状况也有所改善。而早期的农民暴动，与其说是阶级矛盾激化，不如说是明治初期国库亏空引起的。
不过，明治政权中那些精明能干的实权人物，却都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等级制度，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地位，削弱将军的势力范围，“复古维新”运动使社会等级结构更加清晰，废除藩则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度，只是赋予了各阶层新的含义。为了更好地推行各项措施，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加强了中央集权，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但是他们也从未想过迎合公众的观点，比如，民众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要求建立更多公共学校，废除对贱民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等。
谈到自上而下的恩泽，1889年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算是其中之一，它明确规定人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并建立了议会。此宪法是借鉴了西方各国的宪法经典，认真研究后拟定，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制定者要“采取一切防范措施，防止公众舆论对政府工作的干涉”，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隶属天皇宫内省，神圣不可侵犯。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金子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当前遇到的困难，征求了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深入的会谈，斯宾塞将自己的观点交给了伊藤，在等级制度问题上，斯宾塞写道：日本社会中存在一个其他国家都无与伦比的经济腾飞基础——民众对“长者”的遵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日本政府应加以合理引导利用，它会为日本的鼎盛提供一个可贵的机遇，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排除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积极前进。对于斯宾塞的评价，明治政府非常得意，他们力图保持“各得其所”的优点，不愿再打破对等级制度的依赖。
明治政府对国家和民众的义务做了明确的定义，在政治、宗教和经济领域，都要求各自能“各安其分”。这种定义对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我们在考察日本时很容易忽略。同时，日本政府高层也明确宣布，不必完全被公众舆论所左右。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大多出生贵族，而普选产生的官员很难被委以重任，在此层面来讲，民众是完全没有话语权的。1940年，政府最高层大多是天皇的亲信、顾问，以及天皇特别委任的官员。他们担任的职务通常是内阁大臣、直辖市长官、大法官、国家各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其他重要职务。而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仕途上绝不可能企及这一高度，在内阁大臣等的人事任命上就更没有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虽然代表选民的意见，有权质疑政府高官，但是却没有人事任免、外交决策、财政预算等方面的实权，也不能提出此类议案。参议院的成员一半以上是世袭的，有四分之一是天皇特别任命的，参议院对众议院有监督权。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平等的权力，但监督权的规定实际却表明了两院间的等级高低之差。
通过这种方式，日本政府仍掌握在出生高贵的“阁下”手中，但这并非表明在“各安其分”的体制下，日本政府没有自治权。在所有亚洲国家，不管它采取什么政治体制，权力和权威都是自上而下，延伸至中层，与强势的地方政权发生碰撞，这些国家间唯一的不同在于各地方政府的民主达到了何种程度，政府负多大的责任，地方政权对整个地方的选民负责还是只为少数地方财团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公众的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与中国一样，最小的行政单位只包含五至十户人家，也就是“邻里”。邻里的组长，对这里的一切事务有领导权，规范组内各成员的行为，报告可疑情况，发现逃犯立即移交政府。明治时的政治家们开始废除邻里，后来鉴于他们的积极作用又将其恢复了。在城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里。但在今天的农村，邻里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与它相比，还有更重要的集合叫“部落”。部落虽然没有被废除，但也从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编入行政体系。它们通常生存在国家权力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这些部落由15户左右的家庭组成，时至今日，它们仍按照自己原始的方式进行管理，部落首领由大家轮流担任，最重要的职责是“管理部落财务，监督救济鳏寡、遭灾村民，组织村民集体农耕、盖房修路，遇火灾召集村民营救，休息日敲钟击鼓进行告知”。和别的亚洲国家不同，日本的部落首领们不能征收赋税，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工作范围。所以，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实是很尴尬的。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划分为市、镇和村。一般由本地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推选一位德才兼备的人选担任地方领导，由他代表本地区与代表中央的政府或部门交涉。他必须是当地的常住居民，而且是拥有土地的家族成员。成为村长后，经济上多少会蒙受一些损失，但却拥有特权。他与长者们共同负责村里的财务、卫生和教育等事务，还需负责管理财产登记和居民档案。居委会是个相当繁琐的单位，它负责管理国家调拨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金额远远高于国家补助的本村应该负担的教育经费，并监督这些经费的使用，管理村里共同财产使用及租赁，管理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一切财产的买卖。财产买卖必须在居委会正式登记后方能生效，合法。除此之外，居委会还需记录本村居民的地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个人有无犯罪前科等信息。个人信息可以从日本任何地方迁到户口所在地并记入档案。在人们找工作、受审或因其他原因需提交身份证明时，就可以调出一份本人材料或副本，或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再提交给有关部门。因此人们对于档案记录都非常重视，轻易不会留下不良记录。
由此可见，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承担很大的公众责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的政党，对任何国家而言，这都宣告着国家将开始卷入“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纷争中。即便如此，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却没有受到冲击，仍由长者们掌握局面，只是在以下三个领域，地方行政机构失去了自主权：一切法官由国家任命，警察和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日本民事诉讼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作用很小，倒是警察更为重要，每逢临时集会，他们都必须在场维护秩序。当然，这种任务并不常有，多数时间警察的主要职责还是保护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了避免警务人员过多参与地方事务，政府常对警察、教师作人事变更。与法国一样，日本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苛，全国各所学校在同一天的授课内容必须保持一致，每天早晨每个学校学生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广播伴奏做同样的健身操。学校、警察和法院不受市、镇和村等地方行政政府管辖。
显而易见，日本的政府机构和美国是不同的。在美国，由民意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的管理工作则主要由地方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与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相比，在形式上没有多大差别。比如，日本和荷兰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内阁起草，国会从未起草过法律。在荷兰，市长和镇长都是由女王来任免的，女王的权力直达地方政府，这点比日本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好。虽然这些职务实际由地方提名，但必须由女王任命方能生效。警察和法律也直接对君主负责。但是，任何宗教团体可以自由创建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主要沿袭自法国。在荷兰，开凿运河、围海造田及各种地方发展事业都是各地方政府的职责，而不单是市长或长官们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