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
光绪十一年（1885年），广州。
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辞官了，老了，真老了。彭玉麟负手望天，嘴角难得的露出一丝笑意。他缓缓而行，脸色恢复了惯常的严峻。终于结束了，我也该退了。
镇海楼操场上的官兵们正在换岗。他们远远就看见了身材单薄、一袭青衫却不怒自威的大帅彭玉麟。这老人本就形容清癯，在镇海楼与他们朝夕相处了大半年时光，连绵不断的战事和缺乏睡眠而又食欲不振的他，显得愈发的清瘦和憔悴，甚至有些弱不禁风。
这一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彭玉麟时年整整七十岁。他在一年前以老病之躯出任兵部尚书（大抵相当于国防部长），亲赴广东前线筹办海防，驻节之地便是这广州镇海楼。镇海楼之楼顶至今悬挂着一副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此联气势雄浑又苍凉悲壮，然而却并非擅长制联的彭玉麟所亲撰，而是他手下幕僚李棣华之手笔，至于何以如此，倒是不得而知。李棣华撰此联并未以幕客之身份口吻着笔，而是以独当一面之疆吏或百战沙场、有着马革裹尸气魄之大将，亦即其时彭玉麟之口吻下笔而撰。以彭玉麟之身份与文采胸襟，此联得以高悬传世，想来也是极得他青眼的。
这一年的二月，彭玉麟是在大起大落的心境中磨过来的。去年年底，法国人大举进攻越南谅山，后又闯入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作为兵部尚书的彭玉麟此时已赶到了广州，驻节镇海楼。让彭玉麟在忧心忡忡中略感欣慰的是，所部老将冯子材威风凛凛，虽已须发全白，却老当益壮，深受手下军士的爱戴与拥护。冯子材让彭玉麟想到了与关云长在长沙恶战的老将黄忠黄汉升。他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冯将军竟然略有了些自惭形秽、自愧不如之感，然而冯子材带给他更多的却是信心——彭玉麟在凝视他的眼睛时感到了那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而久经战阵的他深知这种信心在两军对垒时意味着什么。
果然，冯将军不负所望。他率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部在镇南关的关前给了法国人狠狠一击：二月初七清晨，法军统帅尼格里率二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隘，被苏元春、王孝祺等部击退；初八早晨，法军主力猛攻长墙，冯子材传令各部将领曰：“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经激战，法军接近长墙，时年六十八岁的冯子材白须飘飘、神威凛凛，持刀大呼，率二子奋勇跃出长墙，以一军统帅之身率先冲向法军。其时全军感奋，一齐出击，与进犯之法军进行白刃格斗，惨烈异常。傍晚时分，冯子材率所部夺回了关前隘的东岭、西岭。十四日，冯子材又收复谷松、观音桥等地，法军惨败，溃退到越南北宁、河内。是役，法军死伤二百八十七人。十五日，法军败讯传到巴黎，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这便是史称“镇南关大捷”的中法战争。一个七十岁的湘籍大帅，一个六十八岁的桂系大将，联手给了法国人迎头痛击，这一仗注定将会青史留名。
就在二月八日，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同时，前线捷报又传到了镇海楼：在北越的西线，岑毓英率滇军、刘永福率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了来犯的法军，并乘胜克复广威、黄岗屯、鹤江、老社等十数州县。
打了一辈子仗的彭玉麟自然知道此时该怎么做，他毫不犹豫便向各部下达了乘胜追击的命令。正当他感到胜利在望、自己也能不留遗憾地回归故里之时，他收到了那道圣旨，那道让他方寸大乱、几乎抗命的圣旨——大清皇帝诏曰：着驻守广东前线之各路将士，即刻撤兵，不得有误。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七十岁的彭玉麟已不是少壮之年的彭玉麟了，他冷静下来后，深知自己若是抗旨不遵、一意孤行，朝廷大不了撤了他这个兵部尚书，换一个肯听话的来便是了。于是他一边下令缓缓撤军，一边留心观测事态发展，期待此事的转机。然而他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四月上旬，彭玉麟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与经过——三月二十九日，清政府指派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历时二十八天，在那年的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以他二人姓氏命名的《李巴条约》，亦即史称《中****订越南条约十款》。
乘胜而主动求和，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这是个怎样的政府？彭玉麟深感无力。
他缓缓上楼，踱回到顶楼的书房，站在了书桌前。他闭着眼，一只手撑在书桌上，另一只手一下下不紧不慢的磨墨。直到此刻，他眼中凛冽的杀气方才消失。墨成，他睁开眼，眼中已尽是柔情。“狂写梅花十万枝”，我如今写了几许？纵是写完又能如何？阿梅，待我辞去官职，便回衡阳退省庵陪你，从今往后，再不分开。
彭玉麟由下而上的画。老梅主干出来了，苍劲古拙，沉雄恣意。他笔锋一转，侧枝斜斜往下，一树梅花或含苞，或吐蕊，或绽放，或凋零，光明影暗、虚实相间，虽是老干，仍是生机勃勃。这个威严的老人，此时竟是痴了。他似乎已融入了这一树梅花中。
彭玉麟扶案而立，静默半晌，忽掷笔于地，沉声道：回家。
数日之后，一份请辞奏折在朝廷大臣间流传开来：“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
彭玉麟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一份奏折中就说过：“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他在十二年之后的1885年做到了。这个国防部长兼水军总司令把自己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段时光交付给了大清帝国的海防，两袖清风。
与此同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在此前即先后五次辞谢崇职之事在朝野间迅速传播开来。
第一次：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命他为安徽巡抚，彭一连三次辞谢；
第二次：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任命他为漕运总督，彭又两次谢绝；
第三次：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彭上疏请辞已当了六七年的兵部侍郎；
第四次：同治帝大婚庆典（1872年），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庆典一结束，彭立即上疏请辞；
第五次：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彭接旨后即请辞，隔日又再次上辞疏；
彭玉麟属疏力辞，概不接受，终于被人上折劾其“抗旨鸣高”，即便如此，他仍是抗旨不遵，拒不受命。
诗酒自名家，看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
楼船又横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
——王闿运挽彭玉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