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用欺诈建国，用“校事”官来侦察吏民，用“任子”制来牵制外郡疆吏。这种政制的中心是一种猜疑的态度。曹操虽多猜忌，还有时故意做出大度的行为。曹丕的气度更狭窄，他对他自己的弟兄都绝不信任，用种种刻薄的手段来制裁监视他们。所以他对外人，更多猜忌，更用监视牵制的手段。“校事”之制，在黄初初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见《高柔传》），其监察侦探之严刻可想。
此外，又有重要州郡外官必须留儿子在京师，作为押质，名为“任子”。汉朝所谓“任子”，是二千石以上官的一种权利，“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者，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汉书》颜师古注云，“任者，保也”。保是保举。曹魏的“任子”是外官送儿子去作押品，这“任”字是一种责任，一种担负。读史者不明曹魏“任子”的特殊意义，故不注意这制度的残酷性质。《魏志》说此制最明白的是《王观传》（卷二十四）：
文帝践阼（观）……出为南阳，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涿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郡？”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后送“任子”诣邺。时观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试看《魏志》第二十八卷里造反的诸大将，无不有任子在邺都或洛阳的，王凌要起兵，先遣舍人到洛阳通告他的儿子王广。母丘俭要起兵，先通知在京师的儿子母丘甸，甸带了家属私逃到新安灵山上，后来也被捉来杀了。邓艾死时，“余子在洛阳者悉诛”。最可注意的是钟会。钟会没有儿子，他养“兄子毅”为子，留在京师为任子，后来也被杀了。《会传》云：
初文王（司马昭）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余人行”。
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邪？灭蜀之后……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
钟会“单身无重任”，就是说他没有亲生的儿子，没有重要的担保物。若不明“任子”之制，此语就不可懂了。
（原载于1947年2月5日《大公报·文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