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
甘德，又称甘公，战国时齐国（一说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齐威王、宣王的时代，当时诸子并作，展开百家争鸣，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着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他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他和石申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位置，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成果，得到中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取用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宿在内)，可见甘德对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结果大多湮没不存。甘德对行星运动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他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虽然甘德的这些定量描述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基石。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等语，有人认为甘德在伽利略之前近两千年就已经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最亮的卫星——木卫二。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石申
石申，一名石申夫，魏国人，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占星家。
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是与甘德并称的古代天文学家。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可惜它在宋代以后失传了，今天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这些片断摘录表明，甘德和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他们还记录了800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后人将甘德和石申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大约早200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中的数据。
《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四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还说各家的天文学都有占星术的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乱相循的形势，记录着为政治事件占验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汉书·天文志》中引述的石申著作的零星片断，可以使我们窥见他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岁星(即木星)赢(五星早出为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缩(五星晚出为缩)西市，《石氏》‘见檀云(即天檀，彗星的一种，形状为尾部尖锐)，如牛’；……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即天枪，彗星的一种，形状为两端尖锐)，如马’。……《石氏》‘枪、檀、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
石申与甘德在战国、秦汉时影响很大，形成并列的两大学派。石申的著作，在西汉以后被尊称为《石氏星经》。汉、魏以后，石氏学派续有着述，这些书都冠有“石氏”字样，如《石氏星经簿赞》等。
除了石申、甘德等古代天文学家外，古代中国的宇宙哲学——易经也为占星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阴阳、五行、八卦、河图等内容，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保存较完整的唐代占星术著作《开元占经》中集中体现出来。
《开元占经》
《开元占经》，一名《大唐开元占经》，是唐代瞿昙悉达主编的一部天文学著作。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先世由印度迁居中国。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史料传世很少。在《开元占经》卷一中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瞿昙悉达奉敕做为主持人，参加修复北魏晁崇所造铁浑仪的工作，并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完成。至于《开元占经》的编撰，则始于开元二年二月之后，完成于开元十二年之前。
《开元占经》全书共120卷，其中前两卷是辑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理论的论述；卷三至卷九十辑录了古代名家有关天体的状况、运动、各种天文现象等等方面的论述，以及有关的占星术文献；卷九十一至卷一○二辑录了有关各种气象的占星术文献；卷一○三主要抄录了唐代李淳风撰的《麟德历经》；卷一○四讲算法，《九执历》就录在这一卷内；卷一○五辑录了从先秦古六历到唐代神龙历为止共29种历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卷一○六至卷一一○则是讲星图，不过书中并没有图像，而是用文字介绍今测恒星位置与旧星图所载之不同；卷一一一至卷一二○是辑录古代各种有关草木鸟兽、人鬼器物等等的占星术文献。
从具体内容上看，《开元占经》首先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关于恒星位置观测的记录。在卷六十至卷六十三有关二十八宿星占和卷六十五至卷六十八有关石氏中、外官星中总共给出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其中有六颗星的数据在今传各本中已佚失）。
这种赤道坐标和现代天文学上所使用的赤道坐标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这121颗星的坐标构成了一份中国最古老的星表，研究者名之为“石氏星表”。
唐《开元占经》除了介绍二十八宿星占外，还介绍了五星占，石、甘、巫的“中外宫占”。五星指岁星、荧惑、填、辰、太白，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木、火、土、水、金。中外宫则是指五星和二十八宿以外的星。星星日出即隐，日落则现，这是正常现象，但有时该隐不隐，该现不现，即为不祥之兆，星体伏见时间的早晚赢缩，也是预兆。五星的“合散犯守”，均为占星的重要依据。合，就是某星宿相会。五行中某几颗聚会于某一星宿是常出现的，但会于哪一星宿，哪几颗相聚会，则有不同的兆应。散，是指不行列而聚，即违反常规的聚合。
犯，就是干犯，即行星行到某星之近距离，七寸之内光芒相及大概是干犯的最低标准，凶兆。犯的范围很广，五星互犯，五星犯二十八宿，五星犯各星等均是。二十八宿指的是角、氐、亢、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各宿分别兆应各地人事。守，是指行星运行过程中在某一星宿的停留，一般也是凶兆。守不是犯，是因为它不是近距离接触，不到“七寸之内光芒相及”的程度。
中国古代占星术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核心，三垣是指北天极周围的三个区域，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四象是指分布与黄道附近，环天一周的四个区域，即东方苍龙之相，西方白虎之相，南方朱雀之相，北方玄武之相。每象各分为七段，共计二十八宿。
东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箕水豹、尾火虎、房日兔、心月狐；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轸水蚓、翼火蛇、星日马、张月鹿；西方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壁水蝓、觜火猴、昂日鸡、危月燕；北方七宿：斗木豸、牛金牛、女土蝠、参水猿、室火猪、虚日鼠、毕月乌。
中国占星术的论命与推二十八宿图。古代中国的占星体系，与西方相运皆以二十八宿为准。这些恒星二十八宿，大多是暗星，只有角宿是一等亮星。除了黄道以外，在北天极附近的三垣也有许多恒星。恒星的作用，大体来说，是增强命盘上行星。
举例来说，命盘上木星若与轩辕十四同度，则益增其辉。土星若大陵五，一生凶灾连连。
恒星同命盘，人运会暴起暴跌，可使人转成巨富，亦可使人妻离子散。公卿王侯、贩夫走卒之别，就在于命盘的恒星。但是应该承认，中国占星术由于历代战乱纷纭，测候失传，行星的观测欠准，因此连推运也仰赖二十八宿的度，再掺杂一些神煞的迷信成分，比之西方占星术就要逊色不少。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占星术就因其“预言”的超强功能而引起人们的兴趣。无论是古代巴比伦、希腊-罗马还是中国，许多占星家以及他们的“预言”都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在某些特殊时期，占星术还深深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给占星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各种传奇故事，也长久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