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大章是我大学校友,不过,我毕业的时候,他大概刚上小学。2012年6月,我回母校参加活动,在宾馆见到了他。初次见面,要找到话题很难,幸好有文学。但老实说,通常我不会在不甚了解的人面前谈论文学,哪怕这个人说他热爱文学,想成为作家,甚至已经是作家。可大章似乎有些例外,见他第一眼,我有一种惊悸的熟悉,那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三分拘谨,十分真诚,十二分执拗——对文学的执拗。他谈及文学时专注的眼神,还有把每个字都咬碎了的劲道,让我明白,这不是个闹着玩的人,也不是早给自己留好退路、随时准备原谅自己的人。这让我放心。说放心,其实也是担心。选错路是人生的常态。他有那份志向,是否也同时具备了成就志向的才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两本书,一本评论集,一本散文集,还有一篇小说打印稿,《狗发》,即系列小说《苏家坳纪事》中的一篇,正是这篇小说吸引了我。我感觉到,他此前试探了若干水域,现在才找到适合自己温度、宽度和深度的环境。大章很爱惜他的文字,一句一句出来,都给人久经历练的印象,也懂得作为叙述艺术,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是相当要紧的功夫。他说自己刚刚“学写小说”,这就更加难得。
差不多半年过后,大章寄来了《苏家坳纪事》的全部作品,九个短篇小说。苏家坳,是他的故乡,当然是文学故乡。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最亲的亲人”,于是全力以赴,呈现这群人的命运。凡人都是有命运的,有许多作品,里面的事情是发生了,还可能发生了不少事,却无法让读者探测到命运。命运的意思是:既能看到人物现在是怎样的,又能看到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未来又会朝哪里走去。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其他一切文学流派努力的方向。大章很清楚这个方向的存在。他以“苦难”为主题,这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但真正触碰它,并不讨好,早有人不满注目弱者命运的作家患下的“苦难焦虑症”。大章作为“80后”,似乎不应该得上这种病,不应该在自己小说中出现“大山”“饥饿”“眼睛哭肿”之类的词句,应该去写会所、派对、情爱等等才合时宜。但我尊重他的,恰恰是他在“应该”和“不应该”之间作出的选择。倒不是说写苦难天生就好,而是说,他没有成为文学上“最糟糕的失明者”,忠诚于自己的生活原质和真情实感,也深知一个作家是有责任的。无论用多么绚烂的大词去描述文学,“真情实感”“有血有肉”,都是最简明也最本质的描述。至于责任,爱伦堡说,“天职”这样的字眼,不是可笑的,也不是空洞的,它们包含着对作家义务的正确解释。大章秉承先贤,认为不是写出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称为作家,而是要对时代有所担当。
正因为懂得责任,大章写苦难,不是为了展示和渲染苦难,而是希望获得一种理解: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眼泪和欢笑,卑微和坚忍。也因为懂得责任,他才摆出怀疑的姿态,保持对伤痛的敏感,彰显自己的时代关怀和批判意识。他将人物置于社会和人心的丛林,探讨精神疑难,求证人的尊严,追寻公正的可能性。爱和敬畏,是最大的公正。在大章的这个集子里,不乏这样的公正:外公在艰难时世里救回即将路毙的狗发;生性懒惰的狗发,却又为让并不领情的何三妹过上好日子,一次次外出务工;当过兵的玉生,即便回到乡下,也总以优秀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蒙冤入狱后,心中没有仇恨,而是在手臂上刻下“忠孝”二字;富家出身的玉平,因恨而弃离家乡,却又在最后的岁月里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因为她“突然之间觉得,在苏家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其实有着自己怎么都无法丢掉的过往”……让人欣慰的是,大章找到的“公正”,并非刻意绣花,而是比较自然地呈现了小说的说服力。
对小说本身我不必多言,读者自有评判。我只能说,我个人喜欢这个集子,也看好大章的写作;如果“咬劲”再足些,结构再精粹些(尤其是短篇),就会更好。同时还要说,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事业,既然是事业,就要准备好投入一生的心血,包括有勇气承担可能遭遇的挫折和苦痛。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