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读者的角度说，文学具有提供教化的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中国人大多没有对超越的神、大全、宇宙意志的崇拜和敬畏，因此没有一个超越的神能够为人的存在立基，为人的道德状况担保，同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大多不是建立在对神言[ 《圣经》中神曾在西乃山向整个以色列民族颁布10条戒命（《出埃及记》），这是神和人所订立的圣约；又《马太福音》中基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按照基督徒的理解是包含了神公义法则的启示，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的话是有效力的，听从神的话将得到神的救赎，而违背神的话将受到神的审判，神的话具有审判和救赎的大能。]的敬畏上的，儒家缺乏象类似督教、******教、佛教那样的一神崇拜，因此儒家对道德人心的维持靠的是另外的东西，儒家除了把道德风尚的维持寄托在现实社会中统治者广施仁政，以自身的道德形象为社会树立楷模外，还寄希望于文艺的教化作用，这就是儒家的诗教[ 最早是指《诗经》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也是《诗》之所以被成为《经》的原因。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其意思是说《诗》的作用是使人变得纯洁、高尚，受到道德净化。]传统，儒家希望文艺来充当匡扶人心的功能，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文论大多是功利主义的，认为审美不仅仅是为了愉悦，还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古人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有利教化，而且古人主要把文学的功用定义在“劝善惩恶”上，孔子被称为儒家的创始人，他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联系，提出“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诗》是一部文艺作品，但是显然他是把《诗》伦理化的，他把《诗》总结为“无邪”，用“礼”、“仁”的思想来解释《诗》，认为《诗》和道德修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礼记·孔子闲居》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推演开发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这样在儒家心目中作为文艺作品的《诗》变成了伦理道德的教科书。这一思想被后世学人所继承和发扬，如东汉王充《论衡·佚文》中指出：“天人之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载。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萧统《陶渊明集序》谓“观渊明之文者，弛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看得出来，萧统之所以特别赞赏陶渊明和他觉得陶渊明的作品能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关。
西方人也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例如托尔斯泰，他就认为通过艺术而得到发展的感情，必然是更为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排挤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他说：“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所以就其内容而言，艺术越是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优秀，而越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低劣。”[ 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托尔斯泰进一步认为这种感情应当指向一种“宗教意识”，“当代的宗教意识，就其最普遍和实际的应用而论，是意识到我们的幸福（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在于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共同生活，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艺术，任何一种艺术，本身都具有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特性。……但是非基督教的艺术只把某一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一些人跟其他的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还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一切教堂艺术、军事艺术也是这样。一切外表优美而实质上腐化的艺术，也是这样。这样的艺术是是落后的艺术，不是基督教的艺术。它把某些人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更严格地把这些人同另一些人分开，甚至使这些人跟另一些人敌对。基督教的艺术却是把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的艺术，其方式或为使人们意识到人们与上帝以及与他人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或为使人们产生同一种感情。”托尔斯泰希望产生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艺术，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团结到一起，宣扬一种“从对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认识中产生感情（例如从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确信真理、忠于上帝的意志、自我牺牲、对人的敬和爱等感情）以及最质朴的感情（例如歌曲、或大家都能理解的笑话、或动人的故事、或图画、或小小玩偶等引起的恻隐之心和欢乐之情）”。对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来说，很可能把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当成是宗教呓语，但是，在恐怖主义日益严重地侵害着地球村肌体健康的今天，这种艺术观多少是值得我们细细揣摩的——也许其中正蕴含着我们需要的某种世界主义精神因子。
换一个角度观察托尔斯泰的言论，我们会发现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人们对文学正面功能的认识也就不同，托尔斯泰的出发点是他的超阶级的宗教意识形态，所以他会写出《复活》那样的宣扬爱、悔、罪等非暴力主义人类意识的作品，而无产阶级作家就有可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出发来写作，如鲍狄埃，作为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他的《国际歌》自然是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出发的，他宣扬的是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武装暴动、阶级对立的主题。这些作品主题的变化都源于作者的不同信仰，正是这些政治信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面貌。不过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政治信仰的方面，按照当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的看法，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还具体地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意识形态是“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从这个认识出发，意识形态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他深入地隐蔽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地方，制约着我们对每一件事物的判断。下面一段来自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的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嗜好香蕉很可能仅仅是一件私事。尽管事实上这是有疑义的。对我吃东西的口味作一番彻底的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它们与孩提时期形成的某种经验，与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与其他许多象火车站那样社会化的、‘非主观的‘文化因素，有着相当深刻的关联。比这更真实的还有我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的一员所具有的信仰和利益的基本结构，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力争保持健康，性别作用的差异根植于人类生物学，人类比鳄鱼重要得多，等等。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但是，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具有某些‘深刻的’观察和评价方式，它们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加变革，它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我不喜欢多恩的某一首诗，不会有人重重地处罚我，但是，如果我在某些场合说多恩的作品不属于文学，那就可能有失业的危险。”就如特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我们这些常人对衣服颜色的选择、食品口味的选择、语言方式的选择一样，意识形态非常具体地隐蔽地影响着作者的写作，影响了他对“什么是重要的值得描写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值得描写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语句来描述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例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部作品几乎没有传统日本文学的东方色彩，可以说它几乎完全是在二战以后西方意识形态进入日本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一部作品，《挪威的森林》写于1987年，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的西方化导致整个社会的西方化，进而在整个社会在价值观、道德观上也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小说中观念特例独行、行为放荡不羁、出言匪夷所思的那些主人公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观的产物。[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1987年版，第18页。]
二、从作者的角度讲，文学具有怨刺宣泄的功效。《诗》有言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言凶，式讹而心，以畜万邦”。翻译成现代文，可以这样说：家父[ 人名。]这个人作诗，是为了揭露周王的罪恶，希望周王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意，能够体恤万邦之民。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呢？文学可以表达人民的怨刺。换成现代语言就是说，文学具有某种宣泄功能。
首先是情感的宣泄，一个平时非常沉闷的人，在喝了酒之后可能突然会变得滔滔不绝，原因是酒让他进入了某种神奇的宣泄状态，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和这种酒的状态非常接近，他让人超越了现实的重重束缚，来到了一个自由的想象的王国里，在这里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乞丐可能把自己送进王宫，一个人老珠黄的丑妇可能把自己变成娇艳无比的少女，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况称为“白日梦”，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白日梦，宣泄和表露的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被压抑了的情感以及不能实现的愿望[ 作家的这种宣泄带来的快感怎样在阅读中转变成读者的快感的呢？弗洛伊德发明了一种叫做“预约快感”的理论。]。弗洛伊德说：“我们本着从研究幻想而取得的见识，应该预期到下述情况。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这种愿望是和人的童年经验、性的压抑等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生活中它们被压抑而存在于无意识中，在艺术作品中这种愿望和它们的衍生物会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因压抑而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是有作品的实例可以支撑的，例如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很明显符合这种理论，它是比较典型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文本，里面充斥着穷书生如何在女性狐鬼的帮助下金镑题名或者一日暴富的故事，里面的女性狐鬼大多美貌绝伦而又热爱穷书生，但是将这种性关系反过来，当这种故事发生在女人和男狐鬼之间时，作者的白日梦就反过来了，受到男狐鬼妖惑的女人必然倒霉，而人类中的男性会奋勇而出，杀死男狐鬼，恢复人类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文学创作和欣赏可能和某些生理快感有联系。文学可能在某个层面上和某些生理性快感联系在一起，比如某些淫邪小说可能引起生理上的反应，具有某种性宣泄的功能；某些恐怖小说具有引发瞳孔收缩、心脏跳动等毛骨悚然的生理效果，让读者获得在和平凡庸的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感官刺激；某些优美的散文能起到使人神经放松、消除疲劳的功效，有俄国医生甚至曾实验用这种阅读疗法来治疗某些生理疾病。总的说来，目前的文学理论界尚缺乏实验心理学的资料来阐明文学阅读和生理快感直接联系的方式、强度等具体问题，但是把文学阅读和生理快感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有违某些道学人士的教条，却显然地并不违背我们的经验，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在生产流水线上工作了一天的工人可能在回家后以阅读一篇散文来使他的身体获得放松的经验事实，尽管这里的作用机制尚难断定，但是阅读和身体体力的得到休息、恢复之间存在着（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的身体快感具有精神性，越是文明发达，身体的快感就越是需要精神的参与，或者说人类生理快感的进化和精神作用的参与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单纯的生理快感可能已经很少，多数快感尽管在感觉上给我们以纯粹生理的错觉，但实际上是精神和生理复合作用的复合快感，例如四川人吃麻辣火锅，麻辣对于四川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性味觉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四川人在多大的层面上是因为饮食文化传统的作用，出于对这种传统的认同，进而是通过这种认同来加强他对于同乡人归属感而在精神上接受了麻辣的快感，又在多大的层面上的确是他的生理结构与其他中国人不同，他的味蕾对麻辣特别敏感所致？很难说，这种快感里面不可能不包含着因吃麻辣而产生的群体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精神性快感，四川人走到哪里就吃麻辣火锅到哪里，和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就会把他们的逾越节带到哪里一样，具有精神文化上的内含。这是阅读与快感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