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鸡叫的时候，我从草窝里钻出来了。这一夜，比昨天晚上在省城的旅馆里睡的都舒服，安静，开阔，空气又好，重要的是，我还得了四只狗，最少可以卖上四百块钱。我是没辆车，要不，昨晚我能把小村里的狗全收了。******，早几年如果不是不忍心对向来友好的狗伙伴下手，同时觉得偷狗这行当下作，我还打什么工啊。不过，从另一角度想，我也为自己的狠心而吃惊，尽管我太熟知狗的脾性，但对狗下手，这是我平生第一回。几年前，我家的狗失踪后，我还哭得几天不吃饭呢，现在我自己也干起了这行当。生活啊，你真******逼良为娼，我对自己说。
在人家的牛棚里找了根粗木棍，我把死狗的腿捆好，挂上去，挑起来就往镇上去。原想顺着大路往最近的镇上卖狗，走了几步后我就意识到了，人家起床后发现狗没了，肯定会到镇上找的。我必须多走些路，到远处去卖。于是走到离小镇两里路的地方，我抄小道向左拐，再走十几里路，到了另一个小镇。这时天已大亮，镇上摩肩接踵的尽是人，各种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交杂在一起，组成一部足以让我感动的交响曲。好几年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你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势，幸福是你随时能够到街上闲逛，能够随心所欲地与人争吵，讨价还价。我是不能享受这些了。找了个路口，我放下担子，松了松肩膀。几年没有挑东西，今天这一百几十斤，二十来里路，让我有些吃不消。不多会儿，就有人前来问价钱，“五块”。几年前，我在家的时候狗肉就卖了三块五了，现在报五块应该不高。果然，那人蹲下去仔细看了看狗，确信不是毒死的以后，对我说，我都要了，跟我来吧。
这人是开餐馆的，爽快，称了后，直接给了我六百块钱。还说，以后再有，直接送到这里来就行了。我心里说，谢了老哥，你这样的好人会发财长寿的。你帮了我的大忙了。也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来这里卖狗，但我还是认真记下了餐馆的位置。
从这里继续往东，小路比较近，但没有车。所有的车都到县城，再从县城往别的地方去。我不去县城了，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家。高中我学的是文科，对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我知道这里与我的家中间还隔着一个县，直线距离差不多百把里地，但世上没有直线的路，再加上我不熟悉路线，如果靠两条腿走，今天又到不了家。
买了够一天吃的馒头装在塑料袋里，顺便向卖馒头的打听清楚路线后，我又到小镇里外转悠，我得弄辆自行车。也是巧，正当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发现离我五六十米的路边一个小厕所外，一个大嫂下了自行车，看起来她好像要上厕所。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她，果然，她把车推到厕所门边后，也不锁，就进去了。我回头一看，没人注意到这里，便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轻手轻脚的提起自行车的后车架往前推，让自行车后轮离地。等到离厕所十多米远的时候，我才用右腿用力拨开自行车支架弹簧，骑上去，往离开小镇的地方快速骑行。边骑我在心里边对那位不认识的大嫂说，对不起了大嫂，我是走投无路了，以后如果有缘，我愿意报答你。
这一路很顺畅，也很快，沿途我只问了三次路。现在我口袋里有钱，屁股下有车子，又马上可以见到娘了，心情便出奇的好。经过几天来的冷静思考，我也知道，我以这种方式回家，即使到了家门口，也可能进不了门，监狱警察肯定正在对我进行守株待兔。我不能疏忽大意，自投罗网，以致前功尽弃。无论如何，我得见上娘一面，跟她说几句话，把钱给她，让她安心养病。正常的话，我会躲到某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里，努力挣钱，给娘治病，供养弟弟妹妹。爹因为我而那么早就没了，我再不担起这个家的责任，这个家就完了，没指望了。
想到爹，便是我心中永远的痛。那是1978年，我小学毕业，那一年刚好是文革结束后，小学升初中恢复考试，凭成绩升学的第一年。一直以来，我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小学的老师没有不喜欢我的。人人都夸我将来有出息，爹更是对我寄予厚望。升学考试结束不久，成绩就出来了，我是全校第一，没有人怀疑我上初中的可能。但麻烦的是学杂费可能很多，听说要三四块钱。对我家当时来说，这差不多是一笔巨款。爹娘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不过换算成一两角钱，再扣除全家一年的口粮，到年底，不欠账就算不错的了。
为了让我能上初中，爹在“双抢”（农村在六七月份要进行早稻抢收和晚稻抢种，因为时间紧，又是高温期，劳动强度很大，每年都会有人因此而中署死亡。）结束后，早晚都到大队的石头矿碎石头。就是拿铁锤一点点把大石头敲打成两三厘米见方的小石屑，供人家做房子和修路用。碎一斤石头能有一分钱收入。一个强劳力，象爹，一小时能碎上五六斤。我那时小，一小时只能啐一两斤，而且拿铁锤的右手掌还磨满了水泡，要不了一天，水泡就会破了。到了晚上，那手生痛生痛的，连觉都睡不好。但一想到有学上，也不觉得痛得多厉害，只是第二天再碎石头时，满手掌都是血。爹就不让我碎了，他让我把他碎好的石屑往筐里捡。有时娘也来帮忙，我们一家三人，一个早晚能碎出两三角钱。但离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确切的学杂费数字也出来了，得要四块二，我们还差一大截。如果爹娘全天来碎石头，要不了几天也能把学杂费凑齐，但那是不允许的，所有劳动力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这还是文革结束了，比过去放得松一些，允许你早晚来干点私活，要是早几年，你的所有时间都是公家的，一切私活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
过了几天，生产队放假。这是惯例，每年“双抢”结束后，都会给社员放半天假，一来可以适当休息一下，二来近两个月来，家里的事情一直没有做，也得要些时间来做。事情就出在这个半天上。爹娘带着我继续来碎石头，生产队也在那天放炮炸石头。不巧又出了一个哑炮，因为放假，刚好负责排哑炮的人没来。按规定，哑炮不排除，不仅不能放新炮，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离开，现场还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和我们一样在碎石头的人都集中在一个石头窖里，炮在另一边炸，本来跟我们不相干的。但哑炮长时间不排除，管事的人就问，“谁会排哑泡？排除了奖五毛钱。”
排哑炮不是闹着玩的，大家都不敢吭声。过了半天，这话就传到我们碎石头的这边来了，爹年轻时排过哑炮，听说这么容易就能挣五毛钱，他连忙去了。问明了情况后，他走近炮眼，他说只要拔出雷管或导火索就完事了。我和娘都跟着去看热门，也混在围观的人群里，躲进一个安全角落。娘还一遍遍地嘱咐爹小心。那一刻，我觉得爹真了不起，这么多人都不能做的事，他能做，我很自豪。结果在爹离炮眼还有几步的时候，炮响了。所有人都惊呆了，我眼睁睁地看着爹随着炮声飞向了天空，在最高处转了一圈后，又往下落，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娘过了好半天才疯了似的叫了起来，她哭着，喊着，人已经瘫倒在地上。我也哭了，那一刻，我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
当所有的石头都掉下来后，所有的人都奔向爹身边。爹浑身是血，衣服和裤子都被撕扯成破布了，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任凭娘和我怎么哭着叫他，推他，他都没有反应。那一段日子，现在都记不起是怎么过来的。我只记得娘在床上躺了好多天，哭了好多天，她搂着弟弟妹妹和我一起哭，我也不记得爹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反正都是大队办的，大队还发给娘三十块钱，说是爹的抚恤金。这些钱，让娘攒着花了两年。
八
从那时起，娘就一个人拉扯着我们三个。好在两年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农民的日子过的好一些。我也在两年初中上完后，上完了两年高中。
看着娘一个人这么辛苦，我几次不想读书，我要回家帮娘。但娘不让，她说：“你爹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你们三个培养成材，现在你爹不在了，我要把这事做好，要不，对你爹没有交待。”从实行责任制后，娘一天到晚泡在我们家的八亩田地里，她总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的人。几年下来，娘晒的比男人还黑，比所有的女人都强壮，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累。在我高考前两个月，那天娘起了个大早，她拖着板车到镇上的粮站卖油菜籽。粮站在一个小山坡上，一车菜籽五百多斤，娘把身子弓得低低的，在坡上走斜线，一步一步往上挪。突然，一辆卡车从粮站里冲出来，开车的是个新司机，转弯没有减速，他把娘的板车撞翻了。娘也随车一起被撞到路边不省人事。当我第二天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时，娘还没有醒。后来，娘醒是醒了，但落下个脑振荡和腰椎骨折。从那以后，娘丧失劳动能力了。她在床上躺了大半年，才能拄着拐棍下床走几步。我在医院里照料了娘一个多月，等娘意志清楚后，他说马上高考了，硬把我赶回学校。但我再也没有心思学习了，1982年，我以八分的差距与大学失之交臂。
这一切都是命吗？我向来不相信这些。但现在，我越来越绕不开这些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有几个比我成绩好，表现好的？现在上大学的，当干部的人多了去了，我却成了绝无仅有的劳改犯。
骑着车，想着心事，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底也传来一遍又一遍凉意。不到下午四点，我回到了我的小村子。因为是从小路回家的，我走的是背道。为了不让人认出来，在临近的小镇里，我买了顶大草帽。回到村里的地盘后，我又把草帽中间撕开一条缝，好让我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周围的情况。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径直来到后山，先把自行车藏稳妥，再小心翼翼地潜到我家后门外。我家是山区，房子都依山而建。与我家相邻的，是我的好朋友东华家。
东华也打工去了，家里只有两个老人。躲在离后门不到二十米的灌木丛里仔细看我的家，家里十分安静，好像没有人。没有人我也不能这么走进去，我得等到有人再说。又静静地等了个把小时，东华他妈开始做晚饭了，我家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这个时候，就算我妈躺在床上不能动，妹妹也应该在家啊，她们这是怎么了？没人在家，娘谁来照料？天渐渐黑了下来，怀着一脑子疑问，我从山上绕了一个大圈，绕到我家对面的山上去，我想看看我家的正面。这时其他人家已经亮灯了，我家却黑灯瞎火的，大门也紧闭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又从原路转回到我家后门外继续观察。直到天完全黑透了，我家不是毫无动静。我确信，起码，监狱警察不在我家。于是，我悄悄地遛进我家后院，后院猪棚里原来总是有两头猪的，现在也没有了，看情形，这里有日子没人来过了。我探头从厨房的窗户往里看，还是一片漆黑，毫无动静。我找了根木棍，想轻轻拨开厨房的门，谁知门竟没栓，轻轻一推就开了。我摸了进去，走进堂屋，来到娘和妹妹的房间。房里没有人，连床上的被子都没有了，我又来到我和弟弟的房间，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一声不响的搬家了？娘病这么重，往哪里搬家？未必，是到医院去了？坐在娘的床上，我想象着存在各种情况的可能。要不要找个人打听一下？找东华他妈？这老人一生善良，也不会扯谎。她知道我在坐牢，见到我后，明天如果警察问她，她会怎么办？还是不为难她了。这一年多来，尤其是逃出监狱几天来，我日思暮想，想到了各种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种情况。
山村的夜，来的更早，东华他妈这时已经吃过晚饭，收拾干净，上床睡觉了。四野除了蛐蛐和其他虫子的叫声外，什么也没有。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干脆自己弄点吃的，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打听情况吧。不敢点亮前面房间的灯，我摸到厨房，摸索着点亮了灯，找了半天，发现除了水缸里有半缸水外，就是腌菜坛子里有一点放坏了的腌菜。不光没有米，连装米的缸都不见了，那是爹在世时买的一口缸，花了好几块钱的。灶上蒙着薄薄一层灰，连锅都不见了。看样子家里有日子没住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没有吃饭的想法了。端着没有多少油的灯，我到每间房子走了一遍，房间里除了没人要的破烂家什外，没一件用得着的东西。家里那么多农具都不见了，桌椅板凳不见了，放衣服的柜子不见了，所有家具都不见了，甚至连暗楼上的楼板都没有了。现在，除了几张张没人要的破床和我手中的这盏油灯，什么都没有了。这油灯，是我几年前亲手用罐头瓶做的，现在成了我唯一用得着的家业。转着，看着，不知不觉的我便泪流满面。妈呀，弟弟妹妹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才两年时间，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在一个房间的门槛上，我一屁股坐下，把声音憋在喉咙里，呜呜地痛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