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二年（即公元1039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夏，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
此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理形势极其优越，兼且水草丰美，地饶五谷，农牧业较为发达，黄河流域相对稳定的引黄灌溉农业可以保证城市的军需民食。除了原有的唐徕、汉源古渠等灌溉之利外，元昊又在贺兰山东麓冲积平原上修建了长达两百余里的“昊王渠”，使兴庆府四郊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成为西夏境内的粮食基地和重要牧场之一。
西夏王城呈长方形，周十八余里，护城河阔十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二十余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宫厅；宗教场所有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城中皇家的宫殿园林占有很大面积，而一般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均为低矮的土屋或木屋。
元昊自称帝以来，在政治上修宫升府，设立百官，定服制仪；在军事上整编部落，创建擒生军，设立十二监军司，在经济上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牧业，加大贸易商品交换；在文化上创制西夏文字，设立藩汉学院，着重培养本族人才。
只是元昊此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称帝之后不久，便将结发妻子卫慕氏与新生儿子杀死，立宠妃野利清环为宪成皇后。其时野利皇后已然生有三子，三子李薛哩幼年早夭，次子李宁令哥现年八岁，长子李宁明现年十三岁。元昊称帝之后便立李宁明为太子。
西夏皇宫，长明殿。
一众大臣分列两班，有的穿着汉服，有的穿着党项族的服饰，大殿正中王座之上端坐一人。只见此人中等身材，体格魁梧雄壮，内穿白色长袍，外罩黑色大氅，头戴黑色冠帽，面容威肃方正，目若鹰隼炯炯生辉，鼻如鹰勾高高耸起，刚毅之中带着凛然不可侵犯之威，正是当今西夏国主元昊。
元昊轻咳一声，道：“诸位臣僚，昨日朕接到宋庭诏书，限朕一月之内祛除国号，并自缚入京请罪，赵祯小儿真是痴心妄想！朕欲亲自率领大夏儿郎前往边境与宋庭较量一番，诸位臣僚以为可否？”
话音刚落，殿上群官之中闪出一人，躬身道：“启禀陛下，我西夏立国仅有一年之久，根基尚浅。无论兵员数量，还是军需物资，均远远不及赵宋，如若贸然开战，只怕胜算不高啊！”
元昊垂目望去，说话之人却是枢密院枢密使刘仲尧。
原来建国之初，元昊深感党项族内人才缺乏，内政不修，因此便着力委任汉人官吏担任职责，同时为确保朝堂之上藩汉势力的均衡，便依照宋制设立汉、蕃两个官僚系统。
汉官系统分为文武两班，中书省主管行政事务，下设侍郎、常侍、舍人、司谏等职，枢密院主管兵备边防，下设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职，三司主管财政贡赋，下设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职，御史台主管司法监察，下设御史、大夫、中丞、监察等职，开封府负责京畿地区的事务，下设巡使、判官、公干等职，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分管国内各类庶政事务。而后又增设尚书令一职，总理西夏国内一切庶务，为百官之首。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更趋完善。
蕃官系统则专由党项族人担任，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官职称谓有：宁令(大王)、谟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吕则(首领)、枢铭(副首领)等，此外还有昂聂、昂星、谟个、阿尼、芭良、鼎利、春约、映吴、广乐、丁弩等称谓。
此项举措兼顾藩汉两方官吏，使得各司其职，惟一弊端便是在朝堂之上逐渐形成藩汉官员两方阵营，彼此嫌隙渐生。
刘仲尧眼见元昊并未动怒，方才续道：“首先，从兵员数量论，我西夏兵力总数不过二十余万，而大宋带甲兵士直逾百万，是我西夏数倍有余；其次，从军需物资论，大宋历经太宗、真宗两朝，民殷国富，物资丰沛。而我西夏农牧之业尚不发达，物资钱粮多数依靠贸易所得，目前仅供自保。因此微臣以为，兴兵之事还请国主谨慎斟酌！”
元昊还未言语，藩官系统内走出一人，向着元昊施礼后侧转过身，道：“刘枢密，陛下还未举兵，你便发此不祥之语，莫非是身在西夏、心向赵宋么？”
刘仲尧闻言怒道：“旺荣祖儒休得血口喷人！我刘仲尧世代久居兴庆，从未与大宋朝廷有过往来，又怎会心向宋廷呢？”
原来说话之人名叫野利旺荣，乃是元昊皇后野利氏之族弟，在藩官系统中担任“祖儒“之职，西夏半数统兵之权皆掌于此人手中。
此人长兄野利仁荣为西夏开国重臣，博览群书，才学出众，于西夏大庆元年（即公元1036年）秉承元昊旨意，创造西夏文字，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又称为蕃书或蕃文。野利仁荣堪称西夏文化第一人，只是此人不好为官，专心只做藩汉之学，故而其名不显、其功不彰罢了。
野利旺荣之弟野利遇乞则为大将，现任“枢铭”之职。
野利旺荣冷哼一声，不再理他，转尔向着元昊道：“国主，臣以为此番两国交兵，我西夏必胜！”
元昊微微一笑，道：“哦？旺荣祖儒为何如此信心满满？”
野利旺荣伸出右手，一边屈指历数，一边道：“如今我西夏拥兵二十余万，其中两万人护卫兴庆府，五万人镇守东南之西平府，三万人驻守西北之贺兰山。左、右两厢及河南、河北四条线上也驻有大军，其中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与河南盐州路五万人防御赵宋，河北安北路五万人防御大辽，右厢甘州路三万人防御吐蕃与回鹘。若是向西用兵则从东点集而向西，若是向东用兵则从西点集而向东，若是中路用兵则东西两向向中集合。而赵宋朝廷布于边境之兵亦不过十余万人，因此单以兵力而论，我西夏国毫不弱于赵宋。其二，赵宋朝廷为防陈桥黄袍之事重演，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之策，领兵将帅多以文臣为主，缺乏统兵作战之能，岂是我西夏能征惯战之敌？其三，我西夏多以骑兵为主，步兵辅之，而宋军却是以步兵为主，骑兵可谓寥寥，试想步兵行动迟缓、战力低下，难以进行奔袭冲杀、机动作战，况且宋军体质孱弱，训练不善，远远不及我西夏儿郎剽悍骁勇，如何是我西夏铁骑之敌？”说到此处，野利旺荣微微一顿，躬身叉手道：“非是微臣夸口，国主只消给臣五万兵马，必能一举攻入大宋，直捣东京汴梁！”
元昊哈哈一笑，道：“旺荣祖儒分析到位，诸位臣佐可还有何异议？”
“陛下，旺荣祖儒所言，臣以为不然！”话音声中，一位汉官越众出班，躬身施礼道。
元昊望着那位汉官，笑道：“杜侍郎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杜侍郎道：“旺荣祖儒分析军情战力，虽然不差，但却失之偏颇，臣根据旺荣祖儒所言三个方面，另有见解。其一，我西夏国人口总数三百余万，兵力总数二十余万，而大宋人口总数早逾万万之众，兵力总数一百余万，足有我军数倍有余，况且大宋地域广博，人口众多，军士如有减损，自能随时征调，而我西夏兵力有限，如伤一人，则减一分战力。常言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若是我西夏与大宋兵戎相见，兵力一同减损之下，我西夏后继兵力将从何出？其二，大宋虽然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之策，然而文臣内亦有运筹帷幄、精通兵要的将帅之才，如韩琦、夏竦等人虽是文臣，却通晓军事，颇善用兵，不可小觑。其三，无论何类兵种并无绝对之利弊，骑兵之优势在于突击冲锋、机动灵活，步兵之优势在于进攻退守，进则合围冲杀，退则结阵守御，若是宋军固守城池、采取‘坚壁清野’之策，我西夏数万铁骑恐难建功啊！因此微臣以为，国主此番用兵还需谨慎从事！”
元昊听罢，沉吟良久，忽地转望众臣之首，道：“中书令为何一言不发？”
只见汉臣之首位置站着一位中年文士，年约三十余岁，身材颀长，体型偏瘦，身穿锦衣长袍，腰系一条玉带，面容方正，神情肃穆，原来正是西夏当朝执宰、中书令张元。
此人原为大宋华州华阴县人，因在宋朝累试不第，自视才能难以施展，遂于仁宗景佑三年（即公元1036年）与好友吴昊离开大宋、转投元昊。其时元昊尚未脱宋自立，眼见张、吴二人才华出众、博学多谋，当即纳于麾下，待西夏立国后更被元昊委以重任，授予张元中书令之职，吴昊亦授予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