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为东平伯的刘泽清狡诈凶残，其人在将略方面没用所长，惟独喜爱声色货利。
被封为广昌伯的刘良佐绰号“花马刘”，其人贪财好色，目不识丁。
刘泽清与刘良佐二人虽然实力不济，但仰仗有马士英做后盾，也在打扬州的主意。
史可法到扬州后，根据“江北四镇”军纪败坏、火拼仇杀、将士失和的状况，往来谈和，晓以大义，调节矛盾，暂时安定了军心，缓和了百姓与官军的矛盾。同时开礼贤馆，招纳四方才智之士。
宁死不屈舍身成仁
随着清军的逐渐南下，史可法感到北方战事已告急，讨伐闯王失利。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八月，史可法接到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劝降书。在劝降书中，多尔衮把清军占领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且是给明朝“代为雪耻”。如果南明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若不归附，清军便与李自成联手消灭南明。同时，多尔衮以吴三桂为例子，用高爵厚禄诱降史可法。可以说，多尔衮的劝降书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对此，史可法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立场和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指出明朝才是正统相承的。
史可法既驳斥了多尔衮的说教，又于情于理，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表明了自己“鞠躬尽瘁，光复神州”的坚定决心。然而，史可法最忧虑的还是南明政权的腐败。他认为，当前形势即使尝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集合各州之物力破釜沉舟，还恐怕无济于事，更何况防备不力，人心不一，威令不行，而且军政废弛呢！他一再劝谏弘光帝“念祖宗之鸿业，怀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选将练兵，灭“贼”御敌。然而，由于马士英等奸臣从中作梗，史可法的奏疏多被押而不奏。
继多尔衮诱降史可法后不久，南明派去与清廷议和的正使左懋第被清廷扣留，议和副使陈洪范只身狼狈回到南京。同时，清军步步紧逼，南明军队与清军在黄河南北对峙。
清世宗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一日，清定都北京，同时大举发兵南下。为抗击清军，史可法率军北征，收复了如宿迁（在今江苏淮阴西北）等失地，在邳州（今江苏邳县西北旧邳县）与清军相持半月，迫使清军后退。而马士英看了史可法送来的战报却“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马士英说：“你以为真有此事吗？那只不过是史可法使用的伎俩而已。一年快到头了，防河将吏应该表表功，耗费的军资也该清算了，这是在叙功、清算哪！”一边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出生入死，一边是在尽情享乐又百般掣肘，多么鲜明而又淋漓尽致的对照！马士英一向忌妒史可法的威望，为牵制、监视史可法，马士英将阿谀自己的卫胤文安插在史可法部下做兵部右侍郎，这样既夺了史可法的权力，又使史可法无法施展能力。
马士英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起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极大愤慨，于是纷纷上奏参劾马士英，然而这时的弘光帝仍然安慰并挽留马士英。其昏聩至此，南明不灭亡岂不是怪事了。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正月，南明军队内讧又起。史可法督管的扬州“江北四镇”中惟一抗清的将领高杰为叛将所杀，部下为争夺领导权，混乱不堪。史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
史可法刚刚将此安抚妥当，南明朝内又闹起了“大悲案”、“崇祯太子案”和“弘光童妃案”。一时间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明降将李遇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对史可法喊道：“先生忠义名扬华夏，却不见信于朝，这样死了，不是太不值得了吗？”史可法愤怒至极，弯弓射之。对清军所下劝降书，史可法连封都不启，接到后即付之一炬。二十四日，清军开炮攻城，明军虽拼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史可法见大势已去，拔刀自刎，血染衣袂却未绝，被清军抓获。
清豫亲王多铎对史可法肃然起敬，待之以礼，劝降说：“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报。”史可法答词掷地有声：“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说：“君不见洪承畴吗？降则富贵。”史可法更是斩钉截铁：“我怎肯效其所为！”多铎拔刀欲砍，史可法迎刃而上。多铎连退数步，口称“好男子！”终知史可法志不可夺，乃说：“既为忠臣，当全其名。”史可法厉声说道：“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城百万生灵不可屠戮。”随后慨然授命，年仅43岁。史可法死后被肢解。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扬州人民在扬州城外梅花岭上为史可法筑起衣冠冢。史可法的历史悲剧，悲得惨烈，悲得壮丽。忠心辅幼主死后难安生
——多尔衮之冤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清太宗皇太极的弟弟。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初九，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病逝。经过五天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
多尔衮既是顺治帝的叔父，又是摄政王，是清入关前后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的权势遭到顺治帝的不满和许多大臣的嫉妒，所以多尔衮死后仅两个月，就以谋逆罪被剥夺爵位，毁墓鞭尸，其亲属也大多被杀被贬。
辅佐太极巩固后方
多尔衮多尔衮（公元1612—1651年）在努尔哈赤诸子中较有才能，深受努尔哈赤喜爱。他的生母是乌拉纳喇氏，阿济格和多铎是他的同母兄弟。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死去，多尔衮的生母被逼殉葬。接着，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即清太宗。当时多尔衮年仅15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17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聪明王”。从此，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
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天聪三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趋通州，直逼北京城下，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又破山海关援兵于蓟州，次年始还。也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和皇太极使用反间计，使崇祯帝处死了名将袁崇焕，从而使明王朝在辽东的防务更加败坏。天聪五年，他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中，他亲自冲锋陷阵。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在中间，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此事表明，多尔衮不仅作战英勇，而且颇有胸怀。
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
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多尔衮以敏锐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蹂躏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天聪八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骚扰和攻略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路，西掠至山西，南至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多尔衮因为此役功大，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
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为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衮又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随后，清兵自董家口侵入明境，先后到达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方回。为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年禄。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并在松锦之战中，俘获明朝统帅洪承畴，迫使明朝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松锦战役使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这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清廷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这使他成为清廷的核心人物。
拥立新君率兵入关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发暴疾死去。由于他生前未立储君，所以皇位继承问题就引发了满洲贵族尖锐的矛盾。
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两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
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都坚决支持多尔衮。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阿济格、多铎则针锋相对，劝多尔衮即帝位。这时，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看到，自己与豪格相比并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所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又有两人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并忍痛将他们诛杀。至此，清廷的政局才算稳定下来。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五日，6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但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实际大权控制在多尔衮手中。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这对夺取全国政权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辅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这使多尔衮几乎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日，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这在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为清兵入关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全国处于混乱之中。
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要和李自成联合反明，“并取中原”，但信并未送到李自成手中。四月初，多尔衮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