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有病，一个人要能让自己胖到痴肥而丑陋的地步是不可思议的。中美两国，富足的程度当然有异，可是如果两国的富足程度对调的话，我想中国胖子也不会有美国胖子多的。因为在自制力、耐心与勤劳这些方面说来，美国人都太不及中国人了。如果吃时能稍稍有点节制，平日操作勤劳些，对减肥运动多点耐心与恒心的话，一个人又能胖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大概也很重要，中国人胖了会自卑，不大敢见人，美国人太个人主义，胖了会自以为有特色，还要争取“胖”权。若不是胖与许多疾病有所瓜葛，我们这些瘦老中在美国，早就要“无立锥之地”了。
“美国人怕死，每战必败”是越战之后的“趣谈”。可是，近年来美国人怕胖已怕出一种病来。那病是精神性厌食症。任何食物都不想吃，吃了就吐，有人一天吐上十几回。要不了多久，就瘦得不成人形，最后还有生命危险。“木匠二重唱”的才女歌星就是得了这个病症，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死得真冤。非洲人因饿荒而亡，美国少女因怕胖而面对着佳肴呕吐。《镜花缘》的作者就是有再好的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奇怪的“胖子国”来吧？
据说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准的高低，与那个国家糖的消耗量成正比是很明显的事实。美国年消耗糖量居世界第一，这大概也是他们胖子多的原因之一。这里食品店里蛋糕、巧克力糖之类的甜点，其甜度往往是中国人不能忍受的。我每次看见食谱里有糖的地方，总是要把分量减成三分之二或一半才行。糖，实在是食物当中，最坏却最具有诱惑吸引力的东西，很像风骚的女子，我这么说，是因为忽然想起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头的王娇蕊。
娇蕊的晚饭就吃一片烘面包、一片火腿，因为怕胖。可是平时又手里捧个玻璃瓶，里面是糖核桃。这又不怕胖了？她的先生士洪是这么解释的：
“他们华侨（娇蕊是新加坡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跟外国人学会了怕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动不动就吃泻药，糖还是舍不得不吃的。你问她为什么吃这个，她一定是说，这两天有点小咳嗽，冰糖核桃，治咳嗽最灵。”
我现在左邻右舍，左边是太太胖、先生瘦，右边是先生胖、太太瘦。韩国诗人许世旭有一天酒后发言道：
“我看夫妻当中，一胖一瘦的话，多半是瘦的脾气坏，胖的脾气好。”
我说：
“如果两个人胖瘦一样呢？”
他说：
“那一定是天天大打出手。”
两个瘦子相打，我可以想象。两个胖子不知如何打法？一般说来瘦子跟悲剧有关，胖子根本就是喜剧。我们在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里，看到的男主角是个胖胖壮壮的中年人，因为他演得太好，不觉有异。后来我在匹得芒看了一次舞台剧的《屋顶上的提琴手》，男主角竟是个瘦高的人，剧散后想想，一个在农庄上辛勤工作，养了五个女儿又要对付啰唆太太的这么一个人，当然应当是瘦子才对。可是按照老许的理论推演起来，男主角是给他太太“气”“胖”的倒也十分可能。
人家说：人到中年，发胖如同水火，挡都挡不住。有一天，我若发起胖来，我愿意说那是因为我脾气变好的缘故，与年龄无关吧。
花生糖
我小的时候，很好吃。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固定的零用钱”这类玩意儿的。有时在路上捡到一毛钱就会高兴得雀跃三丈，因为一毛钱可以买到两颗橄榄、话梅或是一块花生糖呢。
我的故事，是从跟一位同学的友情开始的。
我的同学高胜利——因为是在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是标准眷村里长大的孩子，非常能吃苦。除了上学，在家的时候总是得帮忙料理家事。我记得有一次晚饭过后，功课做完，十分无聊，就到她家去找她。
“她在抽水机那边洗衣服呢。”高妈妈说。
我跑到抽水机那儿，一看，好多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聚在那里，一人一只大水盆。盆里一大堆待洗的衣物，盆边斜架着一块木制洗衣板。昏黄的路灯下，白白的肥皂泡沬沿着洗衣板一揉一搓地膨胀起来，好玩极了。
“我帮你洗。”我还记得当时兴奋的心情，后来读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头说到汤姆被处罚去油漆围墙，他的同学争先恐后，甚至用苹果、玩具来交换工作，我就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可是，胜利只让我帮她打水。那时候自来水还是奢侈的事，水都得用“帮浦”自己打着用。我家有个大水缸，我记得还要请人每两三天挑几担水来，把缸注满。
总之，后来我天一黑就跑去帮她洗衣。其实，是蹲在洗衣盆旁边玩那滑滑溜溜的肥皂水。
有一天，胜利来找我，给我看她妈妈给她的一毛零用钱。我们俩兴高采烈跑到小杂货铺去买糖。为了铺子里“琳琅满目”的零食，我们起码费了十来分钟，最后终于决定买了块花生糖。
那时候的花生糖，可没有现在这样的“秀气”——一口一块。那时是一大片，长方形，胜利把它对分了，掰开递给我一半。多够朋友！
好景不长，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们吵了一架，再也不愿彼此是“朋友”了。她决心要讨回她那一半白浪费在我身上的花生糖。
我在家没有洗衣、烧饭过，哪有零用钱？运气又不够好，低头在路上来回走上十趟八趟也没捡到过一分一毫。怎么办呢，只好关了房门，不敢出去。母亲觉得非常奇怪，她那个野丫头一样的女儿居然有一天乖乖地自动闭门读书，而大门外还站着一位满脸怒容的同学，忍不住追问起来：
“高胜利为什么站在门口？”
我觉得丢脸极了，死不开口。
母亲又去问门口的那一位。
“花生糖还来。”我只听见胜利的“怒吼”。不记得母亲是给了她一毛钱呢，还是要我去照样买块花生糖还给她？反正只有那一声“花生糖还来”永生难忘，其余都已淡远，不复记忆。
女儿由牙医师那儿回来后闷闷不乐，因为发现了两颗蛀牙，平日爱吃甜食之故。我本想给她一点“机会教育”，看她一脸郁然，实在不忍。故改口说了一则小时候的故事。“花生糖的故事”对女儿而言，是一则十分可笑的小插曲，然而，在我童年回忆的百宝箱中却好似一样蒙了尘的古玩。如今我拭去岁月的尘埃，在上面看见的是淡淡的甜与浅浅的伤——那两个月光下同洗着一盆脏衣的小女孩到哪里去了呢？那两个放学后小店门口细心对分一块花生糖的小女孩哪里去了呢？
滑雪记趣
美国人把“过生日”看得比“天”还重要：我有个朋友，同事为她开生日派对，她得先做头发、修指甲什么的，一看日历，却是星期日，就说：“教堂不去了。”
可是，林肯的生日，华盛顿的生日，他们却可以胡乱更改。要是林肯先生这一年的生日是星期二，他们就不客气地移到星期一去；要是华盛顿的生日在星期四，他们就请华先生星期五才过生日。要是碰巧是星期三，那就更是左右随之了。总之，他们生日我们放假，那样的好好先生，就是活着，大约也不会反对将就着成全我们大家过一个“长周末”吧。
加州就更妙了。有些中小学校干脆把林肯、华盛顿生日合并为“滑雪周”：放一整星期的“春假”（其实四月初复活节前后那一星期的假才真正是“春假”）。据说，因为那两位伟人的生日使周末拉长了一日，好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滑雪，怕再不去，雪要融掉了，所以学校里头一到了这个时候，学生就纷纷“告假”。校长老师一看，半数学生都不在了，课还上得成吗？有假大家放吧，因此就创造了这个美名：滑雪周。
在旧金山这里，滑雪的胜地是在太皓湖附近，车程只有两三小时而已，当日来回都可以。可是，太皓离赌城雷诺不远。多数的人喜欢滑完了雪，到雷诺下榻，晚上在那个不夜城里拉一拉吃角子老虎或者过一过赌城的“风流”瘾，第二天再滑滑雪才回来。旧金山（或者说加州）变得这么“不伦不类”实在不是没有道理，谁叫它有个靠赌博吃饭的邻居呢！本来滑雪跟赌，多么的风马牛呀，但在这儿的旅行社，“滑雪发财团”却是白菜豆腐一样。
不过，我头一次滑雪是真正的“纯滑雪”。纯粹是为了陪女儿蜜糖那个“小人”，我想这条命也值不了多少，大不了断上几根骨头罢了。
其实，到滑雪的地方去，就是不滑，看看风景也已值回油价；尤其人少的时候和入夜时分，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在看台上遥望穿红着绿的小人影儿坐上了缆车，由小而无，消失在白雪的山峦、青蓝的天空和苍绿的松巅之间。不一会儿，山上滑下来一粒小红点，飞似的落下来，还跟你招招手呢。那种快乐，连那种快乐的感觉也都成了美的一部分。
可惜，女儿的爸爸既怕高又怕冷，宁可待在家里，我只有硬着头皮单枪匹马也去雪地上凑了一个粉红色的“逗点”。
我们参加的是初级滑雪班，每人每两小时学费十二元（如要私人教练则每小时二十五元）。雪鞋、雪板租费每人十一元。这是下午的价格，上午还要贵些。有人说滑雪、网球是“贵族”运动，大概不差。小孩子不停地长，鞋子不断要换新，雪板和手杖的长度跟身高、体重更是关系密切，买一次都挺贵的，更不用说这些还是“消耗品”。其他御寒衣帽手套什么的还不算在内呢。
平均起来，我大概在雪地上每十分钟就要跌一次跤。原来一个人想要平衡自己，使自己不至于跌倒，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的容易，在冰上、在雪上，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是。两小时课毕，我已累得筋疲力尽，女儿却跟别的小朋友坐缆车上山去了。
我大部分的精力与其说是用在滑雪，倒不如说是用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们通常形容别人摔倒的样子，用的大抵都不是什么好词句，好像天生有笑话别人跌跤的本能似的。那还是在平地，雪地里穿着这千斤重的鞋，鞋底套牢着一根数英尺长的板条，跌倒了要想爬起来的那副狼狈相，可真是连企鹅见了大概都会走过来笑话的。
“举步维艰”那里面的“步”，指的一定是滑雪人的“步”，我现在才想到。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里有位教授过百岁生日，记者去访问，他说：“我四十岁才学滑雪，一学就爱上了。七十岁时，我是冬运滑雪队的领队。我不知道什么叫‘老’。”我看着女儿蜜糖一小时不到就学会了滑雪，两小时后就上上下下独自去搭缆车，我可是知道什么叫做“老”。尤有甚者，滑雪回来第二天，全身酸痛；第三天，发高烧；第四天，咳嗽……得了“菲律宾流行性感冒”，非常地不中用。
病也有病的好处。病中，报上大字小字没有不看的，倒发现美国报上的妇女家庭版与中国的有点儿不同。中国妇女爱说儿女，美国妇女爱谈的是猫狗。其中有一篇文章说：
现在又到了全家出动去滑雪的时候了。有时候，家里的狗也不能不带。如果带狗去，有几件事你得注意——所有狗的预防针是不是都打了？给它买件毛衣，很需要。多带些浴巾，给它擦干身子用，尤其是脚心的碎冰片和肚子上的残雪。“家狗”是已经给我们驯养惯了的，跟北极拉雪车的那种狗并不一样。北极狗毛多皮厚，有自然的御寒能力，家狗却不行。每年滑雪周一过，兽医那儿就会出现许多患了冻疮症、伤风症等等的狗。……
我没敢把这篇文章给家里的人传阅，因为我知道外子会怎样的来取笑。唉，不争气的“家狗”是做定了与滑雪无缘，虽然没跌断半根骨头，亦复何言！
半月湾里南瓜肥
万圣节来了，孩子们的丰收节。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唐人街主日学校的老师，带着一群中国孩子，到半月湾的南瓜田里选南瓜。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一个个橘黄闪金的大南瓜摆满了一田。孩子们这个摸一下，那个抱一下，恨不得每一个都带走的样子，真是暮秋时分最最动人的景致了。
半月湾到处都是菜田，有几处南瓜田傍着海湾，湾里有各式游船——有帆无帆、单帆双帆、小艇汽船皆可一见，风景很好，所以很多人不远千里到这儿来买南瓜。就像圣诞树，人工做得又好又不掉叶子，可是，有很多人年年要买真树——自己到林里去砍或者在苗圃里去选，假的永远无法取代真的，因为人们要的不仅仅只是那个瓜或者那棵树而已。
半月湾一路上有很多的南瓜田。有的粗放没有一点打扮，一个个南瓜灰头土脸地排着不很整齐的队伍，放眼一看，很有质朴的魅力。有的则是一副旅游胜地之貌，田里扎着牌楼上写“万圣节快乐”之类的“标语”，玉蜀黍秆做成草人状穿插在南瓜堆里。有的南瓜已经刻好变成南瓜灯，咧着笑开的大嘴讨人的喜欢。有的地方更有赶集的味道，南瓜田边还有来卖花、卖室内植物、卖南瓜派的小摊子。
大部分的南瓜田里都铺着稻草，走在干草上的感觉，跟走在草地上或水泥地上的多么不同。孩子们的裤管上沾着稻草，捧着南瓜的小手上沾着泥，脸都笑得跟南瓜一样滚胖滚圆的了，这哪里是城里头或者高尔夫球场旁边可以一见的场面？这里不是江南，我们从来不曾赏过秋荷或者划过采菱角的小舟。这里也不是高原，风吹草低牛羊一现的情致也只在书上读过。幸有万圣节，我们才得以分享了一点大地秋收后的余兴，虽然是没有一点中国味儿的。
不过，这星期的《亚洲人周报》（Asian Week）上，倒有一篇文章说万圣节是中国发明的，因为中国的七月半是鬼节，跟万圣节有点相似，虽然有点附会，但是因为万圣节而能想起一点中国文化来总是好的。
不论中外。我看节庆都是给大人返老还童设的，孩子们只有参与的份儿。唯有万圣节，孩子们较像主人，大人们也比较地不像“喧宾”。
你瞧，孩子们给南瓜画脸打洞，比赛穿着存心吓死人的奇装异服；等挨门挨户讨了糖果回来，还要数来数去，直数到圣诞呢！在这满是糖的快乐里，我们也只好暂且不提看牙医的事了。
在美国过中国年
那年的春节第二天，女儿跟我嘀咕：“老师要我星期一在学校里给同学们报告中国新年里，我吃了什么、玩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只吃了一只烤鸭，怎么搞的？”
她说在书上读到舞狮舞龙、年糕、压岁钱什么的，比我知道的还详细，我心里一阵凄凉。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她交代吃年夜饭的事，我想说的是：那些吃食倒不怎样，要有那份人情与热闹才显得特别。人情？如今要想三代团聚，筹了路费还得愁假期。人各一方，恐怕五年也难一家凑齐一回。热闹？没有唐人街的地方，只有冷清依然。
幸而我那童心未泯的大姐，带着鞭炮由纽泽西飞来。孩子们乐极了，她们把小鞭炮一个个插在雪上，我点了一支香，她们在雪里放起鞭炮来。邻居两个小男孩赶来争着要玩。小小的爆竹在雪上炸成一个个浅坑，坑沿是淡黄色的火药和碎碎的纸片。因为被雪闷住了，所以爆炸的声音不大，我们便不去担心邻居的反应。偶有邻居探出头张望，也笑着对我们说：“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