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狗，明天便要就死。我建议你们在这里拣一只，也好救出一条狗命。”
小乔一面点头称是，一面流露出痛惜的眼光。狗警接着又说：
“狗跟人有时真相像得厉害。你看看笼子里的狗，有的仍是无忧无虑不知死之将至，有的一见人来就百般谄媚求人饶命，有的整日畏畏缩缩怕兮兮的。只有那一只，你瞧……”
我们看见了老黄毛。眼睛好亮好亮，仿佛含泪，然而却又神色安定直挺着腰身坐在那儿望我们。它好像已经非常明白自己的命运，却又不屑于跟别的狗一样叫叫嚷嚷，躲的躲，讨好的讨好，卖乖的卖乖。一副“好汉”状，反叫人一见心里发痛。
“我们要他。”小乔立刻说。
老黄毛出了狗监，绕着小乔的腿转了好几圈，压着嗓门呜呜地叫，在阳光下又昂首高叫了两声。它一会儿冲跑到我们前头，狗学校借给我们的狗圈都拉不住，小乔险些儿跌倒；一会儿它又往后头跑，不知所措一般。不多久，就安静下来。等我们送它去狗学校“住校”，临走时，它竟很有节制地只朝我们摇摇尾巴，眼里又涌现那种勇敢悲壮的神色。我对小乔说：
“老黄毛真有大将之风。”
“什么意思？”小乔问。
“就是绅士，老黄毛是个绅士。有你这位淑女当老师，真好。”
“妈妈，要是我们不住公寓了，可不可以把老黄毛接回家去？”
“不成。你难道忘了？狄博士说的，这些狗是为了给盲人带路才驯养的，它们将来不是你们的，是盲人的。不能有私心啊。”
按照狄博士的理论，用孩子来当老师比“大人老师”铁面的刻板训练效果要好得太多了——除了省钱之外。因为孩子有纯洁无私的爱，在训练时会不知不觉教给狗儿，狗儿因之亦可以回报到盲人身上。并且，这份爱可以使得训练期间缩短许多——又可以节省下不少的经费。
小乔真是喜欢这份工作。晚饭桌上从来没有不夸赞她那位“学生”——老黄毛的。我去接她“下班”的时间是愈来愈往后延了。有一次我去接她，狄博士找我到办公室“密谈”：
“爱玲，我不能不告诉你我的忧虑。我看小乔太爱老黄毛了，将来必要伤心。”
我心头一震。完了。我的不安，我很早便开始的迷糊的不安，终于眉目清楚地来到眼前。
归途，我对小乔说：
“我已经替你给老黄毛选了‘亲家’，是位胡里欧太太，她车祸伤了眼力，快要全盲了。现在她又怀了孕，快要有孩子。我想她是狄博士那些盲人名单里头最可怜最需要盲人狗的人了。你说，好不好？过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老黄毛‘嫁’出去啦！”
小乔不说话，晚餐吃得无心，到睡时才说：
“妈妈，我想我这辈子不要嫁出去，好不好？”
我的泪几乎被她引出来。我也舍不得老黄毛啊！
“结业”那天，一共来了十位盲人，胡里欧太太是其中之一。他们由“小老师”手中接过受训完毕的狗儿，在操场上练习了一次。操场上有坑有柱子有石块，坑是台阶、柱子是红绿灯、石块则是障碍物。狗儿带着盲人——过了关，就算毕业。也有毕不了业的，要再接受训练，盲人则失望地回去，再等下一期的“结业”式。
老黄毛与胡里欧太太似乎有缘，搭档得极好。狄博士握着小乔的手说：
“老黄毛有个极好的老师之故。恭喜你，小乔。”
小乔骄傲地笑了。我看到她眼里居然也有了老黄毛一样的神色——勇敢而悲壮。
分手时，小乔搂着老黄毛亲了又亲，然后，站起来领它到胡里欧太太的车上，胡里欧先生一再道谢。老黄毛在后座上探出头来朝小乔哭一般呜呜低鸣，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领它走出狗监时的那种声音。世上至乐与至悲也许是不容易划清界限的。车要开了，小乔只说：
“老黄毛，你去吧！”
狗和孩子，一样的神色。
我走过去，轻轻唤了一声：
“小乔……”
她紧紧抱住我，泪水一滴滴滑下她天真无忧的面颊。
像现在一样。
啊，在人生这个爱的旋涡里，我是应当怎样地教导我的孩子才能使她不至于惨遭灭顶呢？
阑干拍遍
昨天我梦见了母亲。
母亲还是那样的漂亮，那样的干净，穿着鹅黄睡衣和睡袍，虽然是因病躺着的，却依然有说有笑。她说累了，便合上眼安详地睡去。而我却醒了过来，满室昏黑，想起自己已是没有母亲的人了，母亲和我从此竟只能在梦里一见，梦里匆匆地一见！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翻涌而出。
我四月十九夜晚由姐姐那儿得知母病，于二十三日仓促返台。当时父亲还反对我立即回去，因为想瞒着母亲不让她知道实情：
“我们只告诉她得了风湿性肋膜炎。我们的房子湿气太重不宜养病，所以，已让她去卓妈妈家中暂住，我好卖房子。我最不敢告诉的人就是你。太想不到的事……”
父亲在电话那头突然崩溃，悲泣起来。相隔千里，那一刻我多么恨自己在海外，母亲在世只剩下两个月到一年的时日了，而我报答过她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点点精神上的虚荣，却无半点实质上的安慰。我恨我们姐弟四人各自飞开，独留父亲，在最悲痛之际，四无依傍。
“我马上要回去，不管你们用什么理由骗妈都可以。”我说，“我要去看妈。一天也不能等。”
行前，我跟两个女儿说：
“我小时候住在我的祖父祖母家里。后来打仗了，外公外婆要到台湾去。外婆舍不得丢下我，就在火车站等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最后是挤在人家运货的东西堆里才回到了杭州，把我一起带出来的。现在外婆病了，我不知道会回去多久。……我爱你们，可是我也爱我的妈妈。”
离乡八载，我竟是带着这份惨痛的心情来圆我的“还乡梦”的。当华航飞机在桃园机场着陆的那一刹那，我心中沸腾，心情之复杂、难堪，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方面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兴奋——久违了，我的台北，亲爱的台北；一方面是肝肠寸断的亲思情丝——爸妈，“不孝的”女儿回来了。那时候我在心底说的“不孝”真是充满赎罪的意思。
父亲在机场相迎。父亲真的老了，头发已稀、苍苍灰白，脸上纵横着疲倦与愁苦。我们除了相拥而泣，谁都说不出话来，一别八年，日所思、夜所梦的故乡的牵挂，如今只成这满腔的辛酸，满眶的泪。而我们更大的哀伤，是将要看着我们都深爱的那个人离我们而去永不再回，我们却都无能为力，不能相阻。
快到家的时候，爸说：
“见了妈千万别哭，就说原来打算母亲节回来的，因为听说她病了，就提早回来。”
我一进门，见母亲勉力坐在餐桌边上要招呼我吃东西，不时地咳嗽，扪着左胸，想要闷住那儿病的肆虐，然而她的气色却不坏，白白胖胖的，只是有点虚弱，我虽有说不出的凄然，但是那点“诊断可能有误”的幻想又开始升腾，便忘了悲痛，我跟母亲一向很亲，就嗔道：
“妈，病成这样，都不告诉我。”
“没有什么要紧的病，怕你着急。医生说再过两个月就会好起来的。你怎么瘦成这样？”她说。
我一向也就没怎么胖过，这一次焦等着告假护照机票，又想象着母亲的病状，父亲的孤苦，日夜不知如何度过，饮食全无滋味，一下子就不觉瘦去许多。我怜母亲，母亲怜我，父亲背着我们，就摘下眼镜掏着手帕。
我看偌大一栋房子，楼上楼下的空着，到处是我们小时留的或由国外寄回的零星饰物——有的早该扔了，父亲一院子的盆栽，母亲手织的沙发套、椅垫子；处处都是寂寞。见到卧室里满墙我们的相片，由小到大，我心都碎了。天知道这二老多有福气——四个儿女都在美国！然而他们有病有痛、有劫难的时候，一个也看不着、唤不到……更惨的是当他们已习惯于相依为命的时候，死亡却要来拆散他们。父亲从来不怨天尤人。有一次却幽幽地叹道：“上帝啊，菩萨啊，这些个怎么这么不公平！”可怜的父亲！
父亲一生对朋友慷慨，对儿女大方，自己却十分俭省。弟弟出国时，他卖了延吉街的房子给他念书。如今又卖了南港的房子给母亲治病。他说：“要是能治好她的病，一分钱也不必剩下。要是不能，每一分钱都叫你妈带走吧，不要给我留下，不要给我留下，我要钱又有何用？这些都是靠她的能干才有的。”他不时地询问母亲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只要母亲一提，他便满街去找。
母亲是家中的慈禧太后，就是病着，也不忘要爸带我上街买衣服——说我们柏克莱式的邋遢，台北人不欣赏。又要盯着我每餐至少要吃下一大碗饭——我有时候被辛酸哽住，只得放杯开水在旁边，一口饭一口水地往下送。她每日勉力起床，在室中踱步，要带我去环岛旅行，走不多久，就为咳嗽与气喘所阻。
“我这急性子怎么得这种磨人的病？不是说两个月就会好起来吗？”
她愈来愈怀疑了，胃口也愈来愈坏。幸有大姐寄回来的一种航天员喝的高蛋白饮料，也许就靠这饮料，一直到她去世时，她的体重都没有轻过，可是她痛，痛的部位往全身乱转，有时夜半痛醒，不能好睡。我见过癌症病房，那种残忍的癌痛，一想及就要不寒而栗。父亲拒绝她作化学治疗，我则愈来愈怕我们将不能以药物来为母亲止痛。除了这种“枕戈待旦”的恐惧之外，这段日子倒是我自婚后跟母亲最亲热的时候了。我替母亲洗头梳头，替母亲修指甲、涂蔻丹，听她说张三李四的闲话，和婆婆妈妈们的苦经，以及她自己回忆所有往事中的笑话。有时候父亲下班回来（他只上半天的班），见我们又说又笑，一脸的忧郁顿时化解开来，常使我衷心震动。有时母亲躺着，一张大床空着一半，我就去挤在靠墙的那一半里。
心贴紧母亲跟她躺在一块儿。母亲说话累了，不知不觉睡着了，我也不愿意惊醒她，就躺着不动，有时在迷迷糊糊似睡未睡之时，感觉到父亲蹑手蹑足进来，为我盖上小毯，啊，那时候的心情，我是多么的幸福，我满心是多么凄凉，多么凄凉的幸福！
渐渐地，她连坐着看我们吃完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左手也不容易举起来。父亲和我都惶然不安，不知道拒绝化学疗法是否错失，又不晓得应否找中医服中药。
我们实在是依赖母亲的决断与意见惯了，临到这种重大决定，愈来愈感彷徨。父亲和我不主张看中医，因为吃中药之后，只能吃素，怕影响她的营养，反而有害，但是又怕“万一”失去了一次奇迹的机会。舅舅和母亲的知友则坚决主张吃中药。情势所迫，只有告诉母亲实情了。但是由谁去说呢？我不敢、不忍、不能，直拖到大姐实在瞒不下去，告诉了小弟。他连期末考也没考就赶回来时，我们才一块儿跟母亲实说了。
她当时很镇定，只说：“我不怕死，只怕痛。”然而当天夜里，我们却被她和父亲卧室里传出来的吵闹声弄醒，她要去跳淡水河。我淌了一夜的眼泪，不敢去见她的面，我太后悔把实情相告。为什么我们总以为她应当是够坚强、够勇敢的？为什么我自己却是这样的怯懦、这样的优柔？现在我们精神上的担子轻了，可是她心理上的压力，我们却再也无从分担，甚至于不能明白。因为她从此情绪时好时坏，有时一个人一边听着“慈光歌”的唱片，一边垂泪，理也不愿意理我们，有时跟父亲大算其旧账。父亲痛苦地容忍着，有一次他用茫然的眼光对我说：“我知道，她无非是要使我们在她去后少怀念她一点而已。”我忽然明白，天底下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没有我眼前这真真实实的平凡的爱，更叫人难忘，也更叫人碎心的！
她再也不许我多留在台北了，总是催促我假满前离去。她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她绝不要叫我们生厌，叫我们落到不孝的地步。她至死都在为我们着想。不久，兄弟姐妹都由美国回来了。家中不再冷清，母亲却失去了笑容。
见时容易别时难。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台北的。那天，母亲强忍着眼泪，拍抚着我的背，我趴在她身上，搂着她的脖子不放，嘤嘤地哭着：“妈，不要你死。你是我们家里的支柱，没有你我们就完了。”母亲的声音，至今响在我的耳畔：“傻孩子，妈迟早要比你先走的。你还要照顾你自己的家。妈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地方，都已经传给你了。妈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这就是她的遗言，这就是她最后的遗言。
安息吧！母亲。我已无从报答你的厚爱，但是我知道，我将带着你的爱直走到我路的尽头。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再见的。
马塞尔的哲学说“爱与忠信，克服死亡”，我相信，那是真的。
灯火下楼台
母亲去世之后，想起她的时候好像反而比她活着的时候还多了些。以前每年总有两个特定的日子是一定会想到她的：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她的生日。如今还多了一个——她的忌日。
她虽然已去世了两年，可是因为婚后我一直是在海外，八年内只见过她两次面，还是她来看我们，不是我回娘家，因此久别与暂离已失去界限，如今我每想起她时，也总觉得她仍是在台湾某一处我不熟稔的地方生活着的。只有她的忌日，使我不得不想及她的死。
如果有心理医生要我做“联想”测验的话，他说：“母亲的死”，我一定先想到的是“尸体与殡仪馆”“黑暗与恐怖”，决计不会先想到母亲。也许是自欺，也许是对于有关母亲葬仪的一种反抗，我但愿她是入土前早已升华了。
据说母亲死得很平安，我以为那正是因为我不在她身边的缘故。有时候我恨我自己的情多，常牵扯着别人一块儿受苦。设若我在她身边，她见我的眼泪必不肯安然而去。现在每于她的忌日，我唯一能克制住自己伤情的方法，就是尽量去想些有关她的葬礼上的某些细节而不去想死亡的本身。
笙歌归院落
灯火下楼台
我愿母亲的“逝”，就是这样的两句话。歌尽、灯熄；而诗的余思却时常地被想起来——被想起来。
记得我赶回去后的第二天，弟弟带我去殡仪馆。在边门庭院里，正遇上一具准备起灵的棺材，一群罩在麻布孝服里看不见面目的女人和小孩哭号着硬拉住棺木不放，好像有谁要抢夺他们生命里最最宝贵的东西。抬棺的人把手中抽剩的烟头往旁边已渐成灰烬的纸钱堆里一丢，不耐烦地催促：“好啦，好啦，再哭也没用。”我一时呆住，生死之间断肠似的痛，原来也只能有感于有限的人而已。死后会为你垂泪的，一生能得几人？人间荒寒至此，我反而惊得不知所措忘了自身的悲伤。
他们没有租用殡仪馆的大厅大堂，他们没有如山的鲜花来装点棺木，他们没有乐队、没有挽联、没有体体面面的送葬人。死者对于他们所有的遗赠是穷，而他们对于死者所有的赠与也只有悲哭。穷人的生，是磨难；穷人的死，是苦难。
至今，我还是常想起这一幕来。穷与富，在死这一件事上而言，也许是分不出阶级的，然而，在葬礼上却有显明的区分。古时，“卖身葬父”是如何的讽刺；如果亡者地下有知，岂能安心见此卖身惨事？此举真是何孝之有？然而想到：一个弱女子若能借卖身得以享日后生活的牢靠，也算是那个穷父亲的另一种安排吧？世间因果，微妙若此，则穷死与富死间的沉哀也许并不如表面上所见这般的悬殊吧？我时常这样地想起来。
母亲的葬礼，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半新半旧、非中非西，正像她的一生，在夹缝里头活埋掉了。
按照父亲的意思，我们跪拜，我们烧香，我们奏哀乐、痛哭，折叠元宝、焚化冥钱，一切按俗化的道佛法事而行。鲜花堆满了一屋子，挽联把墙壁补全，我自己一首“哀寄母亲”的小诗却只能写在报上。我什么也没说，这一切不过是对父亲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