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选将要求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即：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者为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起义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其次，吹捧“廉明为用”。曾国藩说过：“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喷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务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士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洁”，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曾国藩对于官场中的腐败积弊是深有体会的，他当然也认识到了仅靠口头上的训诫与要求并不能真正杜绝腐败，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使官吏将领本身既可享有比较优厚的奉禄，完全不必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曾国藩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心从根本制度上将将官的利益明确规定下来：“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的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之“养廉”，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将领克扣兵饷，从而维持军心的稳定。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他认为，“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政绩少有可观。”，将领必须“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应该说，曾国藩选将强调守“廉”以及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卒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曾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太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人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衙门习气，亦即官气。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强悍的力量。
最后是“打仗坚忍”。曾国藩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陷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后来，薛福成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弁“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而后“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也无庸讳言，“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有一定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选将要求，由此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
另外，曾国藩选拔将官时所用的“文人带兵”的思想也颇有独见，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中国旧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思想精神之中的保守者和创新者，他们往往将作为精神价值的“忠孝礼义”视同生命，为做到这些节义之事，他们往往虽万死而不辞。曾国藩要立“文人带兵”的思想，正是要利用文人较高的智商和急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调动起他们的忠诚，为剿灭太平军而拼死效力。故曾国藩在选拔将官时，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据历史学家罗尔纲的考证，在湘军的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近百分之六十。
从1854年湘军初创，短短几年内便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全新的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制度，使湘军将领和湘军整体的素质和战斗能力是绿营军有明显改观。单就草创之期所选用之将领的年龄计，就比绿营军的平均六十岁，降至三十几岁，而湘军中作为最年长者的罗泽南也仅有四十六岁。可谓生龙活虎，焕然一新。另外正如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谈到的，在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尤其有一套笼络人才、培养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有效方法，使湘军上下英才济济，各尽其终，各得所归，为湘军的日后强大奠定了十分坚定的基础。
优胜劣汰才能从严管理
曾国藩指出，当医生治疗病人背脊上的毒疮，碰到病情严重的，一定要挖掉长疮的烂肉，让它生长出新肉。现在品质差身体弱的兵卒，也应当淘汰，就像挖掉烂肉一样；对留下来的应当严格加以训练，就像让新肉长出来一样。不按这两种办法去做，那么战备工作就会松弛下去，不知要坏到什么地步。
曾国藩这里讲到了治国军队需要把一些没用的人给淘汰掉。一个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有淘汰冗员，不断地更新血液，才能永远保持活力，不断前进。
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咤风云，从关外打到关内，收编了明王朝吴三桂的军队，消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又削平三藩之乱，“国家用以定鼎，当时劲悍无敌”。但是，执政以后，八旗子弟养尊处优，讲求享受，“积习乃坏”，不少人患有近视，八旗兵也几乎丧失战斗力。自康熙朝以后，清军主力转为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绿营是清廷削平三藩之乱后，按明代的兵制组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武装。
到曾国藩任京官的时期，绿营已走过百余年历程。当时的绿营兵的战斗力如何呢？下面的事例足以说明：咸丰六年冬天，漳州镇总兵周天受带领绿营兵赴援浙江，阻击已因内讧而与洪秀全分裂的石达开部。但是，这些兵勇均已糜烂，毫无战意，唯知掳掠。当时有一段文字描述这些绿营兵很形象：“最先至明镇之兵，染江南骄淫之习甚深，军中多美妇人，艳妆华服，驮以肥马，招摇过市，民咸惊讶。其所部兵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人缙云，一路劫掠，至铅锡场，乡团大呼贼至，兵勇狂奔，遂拾其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成军，其实不遇一贼耳。”这种乡团与绿营兵的相互仇杀，几乎可以使太平军不战而胜，石达开轻取处州、永康、武义等城。
从制度上来看，也存在众多弊端。
首先清军的建制原则是：“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兵镇成……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因此，绿营军的编制，在定员上没有一定的标准。遇到战时调遣，则弊病丛生。兵员定制不一，平时难以进行必要的阵法训练，“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精与不练同”，平时没有系统的训练，战时便无法取胜。其次，军情瞬息万变，如何合理地调整（分配），指挥兵员，尤为重要。兵员无定，统帅则胸中无数。由于军队平时分地驻防，遇有变故，便从各地营中抽调兵士，组成军队，另派将领统率，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曾国藩对此认识极为深刻，“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50，征兵1000，而已抽调数营或数十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人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而能以相人，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其次是清代的选将制度：绿营以行伍出身为正途，将领大多由行伍升迁。清朝承平日久，绿营兵丁子承父业形成世兵制。由于缺少人多，补缺困难，入伍年龄一般偏大。士兵的升级由守兵而步兵，由步兵而马兵，再由马兵升额外外委。以后再升外委、把总、进入下级军官行列。由守兵升至把总要经过五级阶梯，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此后，再经过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等阶梯，论资排辈，逐级升迁。待至升为总兵进入高级军官行列，多已是垂暮之年。循此制所遴选的将领，年龄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l年）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已是75岁高龄，江南提督陈化成65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其中算是小字辈，也60岁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的将领老朽怯懦，惧怕英军，临阵脱逃，丧师失地。有的将领，昏庸无能，在英军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连起码的占领制高点，歼敌于登陆之际等军事常识都茫然不知。即使是爱国将领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人，他们在战争中仍然采用诸如分兵把守、固守炮台、一线防御、正面柜敌等呆板陈旧的战术，不能适应近代战争机动灵活、散兵作战的要求，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缺少克敌制胜的方法。
根据绿营这种状况，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断言：“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将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后来，他在书信中进一步声称：“国藩数年以来，痛恨绿营习气，武将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在致王鑫书中讲到：“今日将欲灭贼，必光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慨求吾党质直而晓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江忠源、王鑫带兵和作战的经验，都比曾国藩多；可是一针见血，另树新军之胆识，则都不及曾国藩。
兵权统一才能号令严明
曾国藩指出。打仗的时候，必须数万人集中兵力，听取号令有在前面突击的，有在后面声援的，有防止敌人包抄的部队，有停住不动应付突然变化的部队，这才是取胜的方法。如果派某某人防守后路，不能按规定时间撤退，或是到了规定的时间不能进军，都是违反军令。一军之内，必须号令严明。要是顺从个别人的意思，认为在前面作战就好，在后面防守就不好，这就不妥当了。
其实，每一种谋略在临时的制定都是综合了各种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而谋划出的最稳妥的计策。而临战时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执行预计的谋略计划，统一行动，各负其职，而不能依人人主见，随意更改作战计划，军事上是这样，商战上也是如此。都要按照策划者的意图统一进军市场。
古时候，武王询问太公说：“任命将领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太公说：“凡是国家遭受危难，君主要避离正殿，然后召见大将，郑重地告诉他说：‘国家安危，全在将军。如今某国背叛我们，希望将军率师征伐。’在大将接受命令后，君主就命令太史官进行占卜。要先行斋戒三天，再前往太庙，钻凿灵龟，择定吉日，以便颁授斧铖。君主进入庙门后，面西站立；大将进入庙门后，面北站立。君主要亲自手持军铖铖头，把铖柄交给大将，并说：‘自今以后，将军的权威至高无上，一切军务概由将军处置。’然后君主再手持军斧斧柄，把斧刃交给大将，并说：‘自今以后，将军的权限包揽无遗，一切军务概由将军处置。’
“将军出征，遇到弱敌就进攻，遇到劲敌就停止。不要以为三军人多势众就轻敌妄动，不要以为受命关系重大就必须拼命，不要因为身居高位而蔑视众人，不要因为固执己见而违背众意，不要认为花言巧语就一定正确。如果士卒尚未就坐，自己就不要先坐；如果士卒尚未吃饭，自己就不要先吃；一定要与大家同甘共苦。假使做到了这些，所有的士卒就一定都会为将军拼死效力。”
“大将既已接受任命，就施礼答拜君主，说：‘据我所知，国家不可以由别人从外治理，军队不可以由君主从中牵制，三心二意不可能侍奉君主，疑神疑鬼不可能对付敌人。为臣现在既已受命，操用生杀大权，不敢不誓死战斗。恳求君王再向我明确下达命令。君主如不答应，我还是不敢率军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