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只是瞪了他一眼，脸上并无表情。我觉得，他与我一样，正在怀疑这老头的神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后，他转过头问我是否不嫌麻烦愿意作个笔录。他取出一只蘸水钢笔，打开一本空白的大记事簿。于是，他行云流水般记下了我的陈述：我给了司机我的住址，司机却两次转错弯，而且一再地抱怨，错过我住的街道，他发火，又下最后通碟。警官一直以法国人称记载下这一切，只是其间一、两次打断我的叙述，训诉这名计程车司机。在我作证的不同阶段，司机只是在一旁咕哝不已。我说完之后，警官继续写了一会儿，结尾处还特别华丽地挥了一笔，随即用吸墨纸在最后一行上蘸了一下，谢了我。然后他转身粗声大气地对司机说：“现在该你了。你也说说看，我好对这个烦人的问题下个结论。”
然而，这个老头子并没有陈述什么。“三次！”他那粗鲁、暴怒的嗓门所喊出的仍然是这句话，“三次呀！警官！他三次把我当成个白痴，我被这个外国佬毫不留情地羞辱三次！这是谁也不能容忍的，警官！”
警官将老头对我的指控一五一十地记下之后，略略看了一下，抬起头来对他说：“但是这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呢？把你载这位先生时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如果他刚才陈述的有不实在的地方，你可以改正。”警官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带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
可是，又来了。我的指控者能说的还是这句话：“三次！”警官轻快地将钢笔放在桌上，语气十分明确地对我说：“显而易见，先生，您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我非常愿意作个决定，要求这个人不收任何车资将您送到您家门口。如果先生不嫌麻烦，大略看看这份笔录，这当然也是法定手续，然后我立刻把这件事情结案。先生，请给我看看您的身份证。”
身份证使我的心像块铅锤般地沉了下去。身份证是法国法律规定外籍居民必须随身携带的证件，然而，我把它放在家中书桌上了，忘了带出来。“由于天下大雨，先生，”我急中生智，也认为这是惟一的说词，“我把身份证件放在家中了，以免会被这种天气弄湿，说不定还会整个淋烂的。明天一早我就带给你，先生。我知道规定很严格，也是必要的，但我希望这能合乎你们的规定。”
但是，一切都完了，因为我已经犯了无可原谅的错。“这不合规定，”警官忽然像块石板严峻地说，“明天早上你固然可以把身份证件带来，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别无选择，只有依法改正我对这次事件的裁决。由于现在雨还没停，我请这位先生载你回家，但是我要求你不仅要付他从头到尾的全程车资，而且要补偿他到派出所来所损失的时间。”他又转身对老头子说：“我猜想，先生，你的车表仍然在跑吧？”司机点了点头。
于是警官站起来身来，不带笑容地说：“那么，再会了，先生们。明天早上你不会忘记吧，先生。”与走进派出所一样，我们并肩走了出去。当裁决改变时，我注意到我的指控者的眼中闪出了一丝喜光，但除此之外他并未表露任何胜利的痕迹，就连此刻也始终都没有。他一言不发，稳稳地驾车送我回家。直到车抵家门。我仔细点算将车资如数拿给他时，他才开了口：“您准是忘记了，先生，您答应过的要好好给点小费，我们好聚好散吧？”
美满的婚姻
——［美国］斯·麦克勒
布罗切将通过电脑挑选出来的邓菲尔德小姐介绍给富兰克·沃克作朋友，从资料上看，他们兴趣、爱好等相同，双方也很满意，愿意结为伴侣。九年后，他们生活幸福，但他们却要离婚了。
我走进办公室，和笑容可掬的布罗切先生握手。和他相比，我的穿着就显得太寒酸了。他匆忙推开一堆材料，好像它们是许多煎饼。
“我相信你会对她感到非常满意，”他说，“她是我们用兼容电脑从美国一亿一千万合格妇女中挑选出来的。我们的分类是按人种、宗教、民族和地区背景……”
我坐在那里，显得饶有兴趣，心里却想：来前洗个淋浴就好了。这间办公室非常漂亮，可我坐的椅子却不很舒服。
“那现在就……”他说着猛地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像个魔术师，只是少了件斗篷。我正等着有兔子从里面跳出来，却吃了一惊。
漂亮！她真的很漂亮。
“沃克先生，这是来自蒙大拿拉芬湖城的邓菲尔德小姐。邓菲尔德小姐，这是来自纽约的富兰克林·沃克先生。”布罗切为双方引见。
“应该叫富兰克，和富兰克林不同。”我说。面对如此漂亮的女人，我感到有点紧张。
布罗切先生离开了，我们能够交谈了。我首先说：“你好。”
“你好。”她说。
“我……我对这个选择非常满意。”我说，尽量显得和蔼可亲。也许她不喜欢被称为选择，于是我又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很高兴事情最终会这样。”
她笑了，笑得很甜，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谢谢，”她羞羞答答地说，“我也很满意。”
“我三十一岁。”我脱口而出。
“是的，我知道了。”她说，“卡片上都写着。”
谈话似乎就要结束了。因为卡片上的资料非常详细、清楚，所以要谈的东西其实就不多了。
“要孩子吗？”她问。
“我想要三个，两男一女。”
“我也是想要两男一女，”她说，“档案的‘未来计划’栏下有详细的资料。”
此时，我才注意到了自己手里的那份材料的第一页上贴有一张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卡片，上面是有关她的重要统计数字。很显然，她手里拿着的也是有关我的材料。
我开始翻阅起来，她也如此。翻动的纸页哗哗作响。
她在档案“爱好的习惯”一栏中，说自己喜欢古典音乐，于是我问她：“你喜欢古典音乐？”
“嗯……我最喜欢古典音乐。我还有弗兰克·莱恩的全部唱片。”
我继续翻阅她的档案，她亦不例外。她喜欢书、足球、看电影坐前排、开窗睡觉，喜欢狗、猫、金鱼、金枪鱼、色拉三明治，喜欢衣着简朴，孩子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生活在郊区，喜欢艺术博物馆……
她抬起头，说道：“似乎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是相同的。”
“完全相同。”我说。
我看了“心理报告”这一栏。她较腼腆，不愿与他人争论什么，不喜欢直言，是她母亲的那种人。
“我很高兴你不喝酒也不抽烟。”她说。
“是的，我不喜欢。不过我有时喝点啤酒。”
“档案上可没注明。”
“噢，可能是我忘了写上。我希望你不会介意。”
我看完了关于她的报告，她也看完了关于我的报告。
“我们有许多共同点。”她说。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和邓菲尔德已经结婚九年了。我们有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们住在郊区，经常听古典音乐和弗兰克·莱恩的唱片。我们上次发生的争吵已遥远得记不起来了。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分歧。她是个好妻子，我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个好丈夫，我们的婚姻美满无比。
然而，下个月我们就要离婚了，因为我受不了了。
初恋
——［美国］约·沃尔特斯
小学五年级时，我与雷切尔便开始初恋了，高中毕业后，我辍学从戎，她进了大学。当我即将复员时，她已成了别人的新娘。
四十年后，我们再次相见，初恋时的感情升华了，爱的帷幕降落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间吵吵嚷嚷的五年级教室里，阳光透过窗户轻轻地触摸着她的秀发。她转过头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在那时，我的心底里好像不知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就这样，初恋开始了。
她叫雷切尔。在我稀里糊涂地读五年级和中学期间，只要见到她，我的心就躁动不安；有她在场，我就连说话都结结巴巴。曾几何时，在黄昏的阴影下，我像可怜的夏季昆虫那样，被她的窗户里淡淡的光线所吸引而驻足观望，流连忘返。过去那种如痴如狂的激情，虽非性爱，但却异常迫切，难以摆脱，并使我局促不安，张口结舌。今天，这一切像是一场难圆的梦。我明白我是在自作多情，但我实在无法抹去我固执的记忆。那的确是一种令人坐卧不宁、难以言表的煎熬。
通往学校的小路树木成荫，来来往往于那绿色的长廊之中，我总要瞅她几眼。日复一日，我变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而她看上去却总是冷静自若，泰然处之。回到家里，我总要在脑海里重温与她每次相遇时的情景，一想到自己不善于交际，就深为苦恼。
随着我们跨进少年时代的门槛，我就察觉到她对我温情脉脉。
结成情侣关系即意味着成熟，可我们仍缺乏那种成熟。她的犹太教的教养和我的天主教徒的自责心，迫使我们惺惺作态，如同独身者连亲吻一下也成了一种奢望。在一次有成年人在场监护的舞会上，我设法拥抱了她，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她咯咯地笑出声来，那笑声是那么纯正，我真后悔当时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总之，我一直还是单相思。
高中毕业后，她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而我却穿上军装辍学从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我们无情地卷了进去，我被派往海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鸿雁传书，互诉衷肠。在那烦闷而漫长的日子里，她的来信可真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次，她寄来一张身着泳装的快照，使我如醉如痴，想入非非。我立即给她回信，提出可能结婚的事。几乎是马上，她的来信就稀少了起来，更少了缠绵之辞。
我回国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雷切尔。然而，她母亲告诉我，雷切尔已不在那里住了，她与她大学时医学系的一位同学结婚了。“我还以为她写信告诉过你了。”她母亲说道。
在等待复员时，她的“绝情书”终于到了我的手里。她婉言解释，我们不能结婚。现在想起来，尽管在当时最初的几个月中我痛不欲生，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了。后来，我也找到了意中人，而且对她百般体贴，万般温存，我与她海誓山盟，牵手终生。
四十多年过去了，有关雷切尔的事我一直毫无所知。最近，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她丈夫死了。她路经此地，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我的住址。我们约定见面。
我感到莫名其妙，这些年我并没有想到过她，但对这次约会却有些按捺不住。一天早晨，她突然打来电话，我如梦初醒。亲眼见到她时，我一下子惊呆了。难道餐桌边坐着的这位白发老姐就是我曾魂牵梦绕的雷切尔？难道她就是那张快照中体态柔和的美人鱼？
尽管如此，岁月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如同老朋友一般，互相敬重，融洽地交谈。交谈中我们发现，彼此都已经是有子有孙的人了。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把一张折叠得有些破损的纸条递给了我。这是我上中学时写给她的一首小诗。我仔细地看着那首缺乏节奏感、韵律死板的诗稿，她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脸，随后一把夺了过去，又放进她的皮包里，好像怕我毁掉它似的。
我也告诉她，在硝烟与战火中，我是如此地珍爱那张快照，并一直带在身边。
“你应该明白，”她接过话茬儿，“即使我们结了婚，也不会是幸福的婚姻。”
“你说得也太绝对了吧？”我反问她，“啊，姑娘，我有爱尔兰人的良心，你有犹太人的自疚心，也许我们的婚姻会非常美满。”
她和我都爽快地笑了，笑声引来邻桌的无数白眼。分手前，我们不敢正视对方。也许我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全然否定的我们一直保留在心中的印象。
我送她上计程车时，她转过身来说：“我只是想多看你一眼，告诉你一句话：谢谢你曾那样爱我。”此时，我俩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我们亲吻告别，她走了。
随后，我站在一家店铺的玻璃窗前，凝视着我的影子——黄昏里，一位年迈的老人孑然而立，晚风吹拂着他那灰白的头发。她的亲吻还火辣辣地留在我的双唇上，我只觉得浑身无力，便一下子瘫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在梦幻般的晚霞中，周围的树木草坪闪闪发光。初恋时的衷情升华了，爱的帷幕降落了。我眼前的景色那么迷人，我深感快慰，我要欢呼，我要跳舞，我要歌唱。世间万事皆如过眼烟云，那种快意很快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我支撑着站起身来，挪动双脚向家走去。
看不见的眼泪
——［俄国］契诃夫
夫妻二人热情地招待客人，在客人眼里，军事长官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其实为了拿到地窖和橱柜的钥匙，军事长官在妻子面前又是下跪，
又是说好话，有说不出的辛酸。
在一个黑暗的八月的夜晚，军事长官列布罗捷索夫正和一伙人从俱乐部里走出来。他是个又高又瘦的人，像根电线杆子，职务是陆军中校。“这会儿，先生们，要是能吃顿晚餐就好了。”他说，“和别的城市相比，我们的城市是最差的。就拿萨拉托夫来说吧，那里的俱乐部总是随时备有晚餐，不像我们这个臭气熏天的切尔维扬斯克，除了伏特加酒和带苍蝇的茶水以外，别的什么也弄不到。再也没有比喝过酒后却什么也吃不上更糟糕的了！”
“是呀，要是这会儿能吃点什么就好了……”宗教学校学监伊万·伊万诺维奇·德沃耶托奇耶夫颇有同感地呼应道。为了挡风，他把自己紧紧裹在棕红色大衣里。“现在已是深夜两点钟，所有的饭馆都关门了，你们知道吗，要是能弄条鲜鱼……或者蘑菇……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吃吃，就好了……”
学监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美味佳肴的形状，脸上现出一饱口福的神情，弄得那些正望着他的人都舔了舔嘴唇。于是这伙人都停下脚步，开始想像起来。他们想呀想呀，但任何想像的东西都不能兑现，到头来也只是画饼充饥，都只会增加饥饿感罢了。
“我曾在戈洛别索夫家吃过一只顶呱呱的熏火鸡！”县警察局长助理普鲁日纳·普鲁仁斯基叹了口气说，“顺便问一句……先生们，你们曾去过华沙吗？那里的人煎鱼时都采用这种方法……他们把几条普普通通的、活生生的、欢蹦乱跳的鲫鱼事先浸泡在牛奶里……这些鬼东西在牛奶里浸泡上一整天，还会游动呢，然后抹上一层酸奶油，把它们放在咝咝发响的煎锅里一炸，嘿，老兄，那味道就别提有多美了，凤梨？还是放到一旁去吧！真的……尤其是，要是你能再喝上一两杯酒，那就更好了。你一边吃着鱼，一边感到自己……仿佛处于半睡眠状态……那种香味真能把人香死！”
“要是能再吃上几根腌黄瓜就会更好……”列布罗捷索夫以衷心同情的口吻补充道，“我们在波兰驻扎时，常常吃饺子，一次能吃它二百个，吃饱了还硬往肚子里填……你盛上满满一盘饺子，再往上面撒点胡椒粉和香芹菜，嘿……那种美味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军事长官突然停止了说话，陷入沉思。他回忆起一八五六年他曾在三圣一体大寺院喝过一次鲢鱼汤。一想起那种美味的鱼汤，列布罗捷索夫就感到一股鱼香扑鼻而来，不由地咀嚼起来，竟未留心一脚踩在水洼里，胶皮套靴里灌满了脏水。
“不，不行！”这位军事长官说，“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要马上回到自己家中饱餐一顿。这样吧，先生们，咱们走吧，你们都到我家去吧！真的！咱们再喝上一杯，随便吃点什么，拌黄瓜也罢，香肠也罢……咱们把茶炉生上……喂，怎么样？咱们一边吃，一边谈论谈论正在流行的霍乱，回忆回忆久远的往事……我妻子正在睡觉，不过咱们可以……悄悄地不去惊动她……好啦，咱们走吧！”
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里也就不必再多描写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了。我只想说一句，列布罗捷索夫像今天晚上这样充满善意、殷勤好客还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