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有特工的电影、电视剧里，我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不少特工居然吸大麻、吸毒。按理说，这些特工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应该极强，怎么还能意志力不坚定，染上吸毒的恶习呢？
那么，真实的世界中，真正的特工是不是也允许有这些恶习呢？其实，真实的特工有很多恶习比这还严重，有些特工甚至严重到出现精神问题。他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是谁害他们成这样的？
特工为何容易染上恶习
其实关于特工为什么容易染上酗酒和吸毒这样的恶习，电视剧《黎明之前》里有专门的情节解释过。第八局的处长齐佩林对潜伏在第八局的地下党有一个心理素描，这个心理素描，也适用于所有的卧底特工。他说，这个地下党必然满足这几个特征：第一，他长时间扮演另一个角色，精神高度紧张，怕出错暴露，所以他一定是单身；第二，他刚潜伏下来的时候会很开心、很有成就感，但时间一长，他会越来越害怕，成就没人分享，风险没人分担，异常孤独。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是人都承受不了。所以他一定会寻求刺激，用麻醉自己的办法来逃避压力，因此他必然有这样一个特征——药物依赖。依据这一线索，第八局锁定了两个人：一个是李伯涵，单身，经常给自己注射吗啡；另一个是真的地下党，刘新杰，单身，酗酒。
这里的分析非常准确。因为现实中的特工，心理承受的压力咱们正常人难以想象。很多影视作品都曾经反映过这一现象，像电影《无间道》中，梁朝伟说他睡觉都得咬着舌头，生怕说梦话把自己出卖了，更害怕自己得精神病，因而跑去看女心理医生。
在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吴孟达曾经说过：“我才是最好的演员，我才应该拿奥斯卡。”他之所以敢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多年的卧底生活，让他比所有的演员都更敬业、更专业。演员再敬业，也不可能天天扮演着角色过日子，但卧底一天演24小时，一演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演员如果台词说错了或演得不到位可以重来，而潜伏的特工可没机会重来。几年下来，嘴里不能有一句实话，这种工作换了谁都有可能出现人格错乱。
压力太大，特工被逼出异装癖
能像梁朝伟一样知道自己去找心理医生的，心理问题还不算太大。英国有一个特工叫大卫·谢勒（1964—），他的问题心理医生都搞不定。
谢勒本来在英国的军情五处工作，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个人能力出众，非常优秀，很多间谍都以他为榜样。通过间谍活动，谢勒为英国军情五处搞到了很多宝贵的情报，他也因此而被称为业界精英、明星级特工。可是他由于工作压力太大，找不到排解的办法，精神上出了问题。
1997年，他突然把自己手里掌握的很多军情五处的内部机密资料全都卖给包括英国《星期日邮报》在内的各类媒体，这些资料包括当年一些暗杀失败的计划以及一些英国政府处理不当的幕后操作等，不仅涉及许多幕后特工，同时还与英国的国家形象与安全密切相关，若资料公布出来，对当时英国政府会是个很大的打击。
军情五处根本没有想到，出卖他们的人竟然是谢勒，而通过调查发现，谢勒出售这些资料，只收了4万英镑——这些机密文件中的每一条信息都有可能造成国际大动荡，而这一数目当然令人瞠目。很难相信，一位优秀的特工为了这点儿钱，不仅自己的前途不要了，连家人也不要了。
在军情五处的追捕之下，谢勒被迫逃到法国，但后来他还是被抓回来了，蹲了半年监狱。令人疑惑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女朋友说，谢勒是被英国的情报机构逼疯了——他整日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精神已经崩溃。但谢勒可不承认自己被逼疯了，按他的观点来说，他根本没有疯：“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救世主！听说过2012没？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世界末日来的时候，只有我能救你们！”
疯子从来不会说自己疯了，但他的症状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已经疯了。这让英国政府很难办：他们毕竟不能把一个疯子怎么着。后来，谢勒的女朋友实在忍受不了他，也和他分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谢勒患上了异装癖，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每天把自己打扮成女人，花枝招展的——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崩溃了。
特工这行不好干，有的特工虽然没像谢勒那样被压出精神病，但也因为压力过大，为了排解压力干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美国曾经有一个名叫刘禄泰的优秀特工，原为新加坡人，因间谍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抢着要他。而刘禄泰由于长期潜伏搜集情报，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精神压力太大，不得不找方法排遣压力，而他找的方法也非常离奇——他靠盗窃来缓解压力。
1996年，刘禄泰在加利福尼亚一家超市中偷了一把牙刷，时运不济被超市保安抓着了，而这把牙刷仅值15美元。一个王牌间谍，他手中出入的情报经常价值连城，他之所以去偷一把15美元的牙刷，并不是因为他缺买牙刷的钱，而是因为他渴望从“偷”这件事儿上寻求刺激。
刘禄泰承认，在1990年，不堪秘密间谍行动巨大压力的他曾经恳请上司放他一马，让他脱离对华秘密间谍行动，但他的上司没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刘想发泄，于是便在当年的12月上演了一幕进超市偷一支牙刷的“偷窃事件”，以期可以通过“偷”这个行为，享受片刻的普通人生活——哪怕这份儿普通在普通人眼中，也是不普通的。
压力太大，美国特工寻求刺激闹丑闻
刘禄泰为了寻求刺激去超市偷牙刷，这本身是一件既滑稽又可怜的事情，不过它并不会对美国特工这个群体产生什么恶劣影响。但2012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整个美国特工组织蒙羞。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哥伦比亚北边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出席美洲领导人峰会。4月13号，有媒体爆料，说在发现奥巴马到哥伦比亚之前，负责他安全工作的特勤局一些特工先到了哥伦比亚，这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检查酒店、察看地形，以确保总统安全。结果，这些特殊的保镖竟然在奥巴马没来之前，出入卡塔赫纳当地的风月场所。据说，特工与风月场所中的从业人员因为价钱没谈拢，大吵起来，导致事情彻底暴露。
《华盛顿邮报》爆料称，这些特工甚至不顾自身职责所在，将卖春者带入奥巴马将要下榻的酒店。美国国内媒体自然不肯放过如此威胁国家安全之事——他们要求奥巴马严查。这一事件的确非常危险：对美国而言，总统是全国实质领袖，其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身为负责总统安全的特工，随总统出行，代表的是白宫的形象，闹出这种丑闻实在太不像样儿；再者，将一些来历不明的女子带到总统即将下榻的酒店，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万一带进来的是别国女特工，若对方在奥巴马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炸弹什么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此事一度成为美国国内罕见的大丑闻。
没想到的是，奥巴马将这件威胁自己安全的事情冷处理了。可以想象，针对内部问题，他肯定做出了相应的惩罚与补救措施，但在面对外界时，他却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如果属实，我会处理，但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就降低对特勤局特工的信任。特勤局的男女特工们进行的是一项特殊的服务，他们日复一日地保护我、我的家庭以及美国官员，他们是在高压之下从事着非常艰苦的工作，而且几乎总是干得很出色。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可以看出，奥巴马是一个不错的领袖，他知道，这种时候胳膊肘最不能朝外拐。但不管什么原因，专业的国家安保人员干出这样的事儿都是不应该的。
在上次“招妓事件”之后，护卫奥巴马的特工又出丑了。2014年3月23日，奥巴马到荷兰参加核安全峰会的前一天，3名在阿姆斯特丹负责保护奥巴马的特工，彻夜外出喝酒，其中一人喝得酩酊大醉，在酒店走廊上不省人事。当地时间23日上午，阿姆斯特丹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发现失去意识的美国特勤局特工后，通知了美国驻荷兰大使馆。大使馆随后通知了负责奥巴马此次荷兰之行的特勤局负责人，美国特勤局局长皮尔森也一同来到荷兰。3名酗酒的特勤局特工被送回国，星期日（23日）被置于行政休职状态。特勤局发言人敦诺万（Ed Donovan）25日晚上证实，特勤局确实“因纪律原因，将3名特工送回国”。他们正处于行政休职状态，等待调查。根据熟悉内情的人士称，3人是特勤局反突袭小组的成员，而他们酗酒一事，也是因压力过大导致。
说到特工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有人感觉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人是能够做自我调整的高级动物，一旦适应了高压力生活，高压自然不再是问题。但事实上，这种适应性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因为这涉及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叫体制化。
可怕的体制化
体制化即人在某个环境中生存太久，个人生活习惯、观念、思维方式等，一切都会受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且，由于这种改变往往是极难逆转的，所以，个人会失去原来那样生活的能力。这个时候如果身份一直不变，一直当卧底、扮演假身份倒还好，怕的就是任务执行完成，必须要回归原来的身份，这时候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你会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往日的生活轨迹中了。
举个例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老囚犯布鲁克斯，他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进来的时候是小伙子，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华发的老者了。按理说在晚年终于重获自由，应该好好珍惜晚年生活，但布鲁克斯出狱以后没几天，便上吊自杀了——他早已被监狱生活体制化了，再也回不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欲做囚犯而不得的他只得选择了死亡来救赎自己。
摩根·弗里曼在电影中解释了这一切——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生存——这就是体制化。普通人感觉自由珍贵，但是对于布鲁克斯这样已经被监狱生活体制化了的老人，自由反而让他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他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他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荒岛上，找不到自己了，其痛苦自然可想而知。
特工也是这样，他假扮一个角色好几年，突然有一天任务完成了，他不能再以这个人的身份生活了——这就如同死了一回似的，而适应新生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适应得了的，便会再一次成功转化成正常人；适应不了的，就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这种体制化现象并非仅存在于特工、囚犯一类的特殊人群身上，事实上，它普遍存在。英达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便描述了爷爷傅明退休以后的生活：虽然已经脱离了体制，可是他每天处理家庭问题的方法、思考的方式，还是原来工作那一套：“我就是意志再坚强，也不能这样来考验我吧！弄这么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在我眼前不时晃悠，我要是万一……我这晚节还要不要了，后人怎么来评价我啊，我的追悼会还开不开啊！”就连人家给他介绍个对象，他都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退休以后，角色转换不过来。这种现象放到情景喜剧里头我们感觉很好笑，但放到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老人，尤其是原本有一些权力的老人，他们在任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大，其思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原来的生活工作体制化了，这就导致了退休以后很难适应，以前有权力，现在没了；以前觉得自己有用，现在没用了；以前手下人都围着你转，现在也没了——这种强烈的失落感往往会导致自我迷失，而此时恰恰是他们最需要家人关爱的时候。
老梁论成败
不管是特工还是正常人，都一样，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会丧失存在感，容易找不到自我。这时候就格外需要身边的人给予关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并不是换了物质条件优越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幸福。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若家有老人，千万记得多关爱他们，别让退休的老人承受和特工一样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