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点，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作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法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
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二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4.美保留日天皇的居心何在
最近，当年被中国派往东南亚盟军缅甸战场，仰光解放后被转派到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做随军记者的黎秀石教授，在纪念二战60周年的前期，撰写文章，回顾了在日本投降期间作为重庆《大公报》记者在东京采访的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令人警醒的观点。
1945年9月2日上午7时半，黎秀石作为重庆《大公报》随英军太平洋舰队的记者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他将亲眼目睹日本的投降签字仪式，此时的黎教授十分激动。回想这些年中国被日本欺凌的情况，他巴不得国内同胞此时此地能和他一起目睹日本向中国和盟友屈膝投降的实况。
受降仪式开始。由于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奋战时间最长，因此九国代表入场的次序以中国为首。8时15分，中国受降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领着随从5人走向举行受降仪式的甲板。他精神饱满，态度严肃而沉着。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跟随在后面。8时45分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前来求降。
9时整，盟国受降仪式开始。主持受降仪式的麦克阿瑟首先讲话，他说，各参战国代表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不少在场的记者觉得麦氏的讲话不恰当，把一方求降一方受降的关系，说成是共同作出协定，恢复和平，太给日本留面子了。这会引起后遗症的。
接着，麦克阿瑟指着甲板上摆好的桌子，叫日本代表前来在降书上签字，先是重光葵，后是梅津美治郎。
受降书签署由麦克阿瑟以盟军统帅的名义首先开始，其次是尼米兹海军上将以美国全权代表的名义签署。接着是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将军。黎教授在描写此时此景时，写道：“此时是9时10分时，我眼眶充满了泪水，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情绪涌上心头。”
受降仪式结束后，黎教授走向徐将军，请他说几句话。徐将军沉思了一会儿，一字一句慢慢地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错误而忏悔。”
黎教授对徐将军说出“忏悔”一词很是好奇，便请徐将军进一步说明“忏悔”的含义。徐将军稍微摇一下头，不愿再说下去。
采访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黎教授始终思考着徐将军所说的“忏悔”一词。渐渐地黎教授懂得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日本军阀和盲从军国主义的那部分日本人是造成亚太地区十多年来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自应认罪忏悔。而战胜国的忏悔，却更是令人心酸的忏悔。
中国应该忏悔。中国土广民众，但内战不息，竟让小日本有机可乘，步步进犯，结果招架无力，一再受辱，实在愧对祖宗。
英国自应忏悔。本世纪初，日本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但英国却与日本结盟，养虎为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与纳粹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助纣为虐，造成全球浩劫。更可耻的是1941年，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抗战，对中国进行封锁，此时，英国便与日本妥协，封闭了盟军援华物资的唯一陆路交通滇缅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南洋地区，当日本打到缅甸，英国政府转而求我国派遣远征军入缅，援助在败中的驻缅英军。英国政府当年这样敌友不分，今天反思，能不惭愧？
美国也应该忏悔。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美国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制造枪炮。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2月在前苏联的雅尔塔背着中国签署《雅尔塔协定》，以侵犯中国利益和主权为交换条件，促使前苏联于德国战败后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这样对待抗日流血牺牲最大、奋战时间最长的盟国，能问心无愧吗？
忏悔的意义是警醒未来，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但是，别人能否忏悔我们是干涉不了的，自己忏悔后的警醒却是十分必要的。
在日本拒不道歉，右翼分子不断地美化侵略战争，否定类似南京大屠杀等等的事情面前，在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的时候，通过这种种现象，回顾历史，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日本果真是无条件投降了吗？
日本投降后，就有美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来，美国也许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对日本过于仁慈了，并怀疑放过天皇裕仁也许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
据黎教授讲，观礼那天，随行记者手上都没有降书全文的复印本，但都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其后细看降书才发现，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句，而只是写着：本代表（指受降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
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两者区别很大。1943年11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明确宣告，中、美、英三国对日继续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要解答这两大问题，得从头说起。
日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面谕开始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望于前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的前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此约。
7月27日，日本驻前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前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三国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日本内阁于8月3日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日本目前所应采取之唯一方策，即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军部仍在内部鼓动少壮派准备本土决战，对内阁参议会自然置之不理，日皇裕仁也在求苏联出面调停。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日本驻苏大使于8日晚会谈。6日，日本政府正在盼望不久有好消息从莫斯科传米之时，他们听到的却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裕仁至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因此更焦急地等待苏联的复音。佐藤8日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当天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居民和广岛一样死伤无数。
8月10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本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当天瑞典政府受日本委托把这个决定转告中、美、英、苏四国。8月12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其内容为：“自投降之时起，日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日皇，而只是使他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谁都不能否认历史事实。日皇是三军统帅，各次侵略战争，从侵华至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他决定进行的。这一点，有日本历次御前会议记录为证。日皇本来无法逃脱战争罪犯应得的审判，但是美国在他还没有投降前就答应他可以继续高高在上当“天皇”。
为什么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当时，美国当局虽然知道日皇求和了，但还没有决心派兵在日本登陆。美军鉴于打下冲绳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该岛军民至死不降的顽抗精神，担心盟军如强行登陆，会遭遇到比在冲绳岛顽强得多的抵抗，如果废除了日皇，至死不悟的军部主战派一旦不受到约束，势必蛮干到底，日本本土的局势将难以收拾。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是以此为理由，一反原来的政策，取消要打倒日皇的决定，转而维护他的皇位，但把他放在盟军司令官之下，利用他在日本人民中的地位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美国此举是权宜之计，达到了美军平安进驻日本本土的目的，但从长远看，是失策。为什么5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派势力日益猖狂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偶像依然存在。
正是这一点，给了日本人得寸进尺的机会。裕仁12日得知美国答应他保存皇位，便又狂妄起来。14日他向国内人民颁布“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而只是接受中、美、英、苏的共同宣言，并且把日本的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也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根据！
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地投降。
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仅东京市谷区一地焚烧文件的黑烟弥漫天空就达3天之久。这样，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等罪行的记录。1945年6月19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军在中国抛弃的“化学”炮弹大约有200万枚，大部分埋藏在地下。这些弹壳已腐蚀，化学物质（即毒气的液化）开始流出，危害居民的健康和环境卫生。今天，50多年后，还没有把埋藏在各地的毒弹加以清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军毁灭了有关它施行毒气战的记录，如今在各地找出全部毒弹困难不少。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尚未负起清除这些毒弹的责任。日本也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该条约要求成员国10年以内处理抛弃在其他成员国所有的化学武器，但是日本政府一再拖延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认真履行。
这只是日军故意违反无条件投降销毁罪证造成的恶果之一。销毁罪证就是掩护战争罪犯，这也是明目张胆地抗拒盟军受降的一个条件：审判战争罪犯。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但更严重的事态还在后面。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850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四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1946年8月，中、美、英、苏、法在巴黎举行对意大利媾和会议时，黎教授作为记者曾向美、英、苏三国的有关方面了解三强对日媾和的想法。他得到的消息是三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不让日本再有重工业，以防它重新武装起来，这和《波茨坦公告》“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是一致的。
但是，事隔不久，美国又来一次180度的大转变，不顾盟国的决定，扶植起日本重工业。这是为什么呢？其后几年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使答案逐渐明朗化了：原来美国是要利用日本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让日本忠实地充当他的帮凶。
5.裕仁天皇的真面目
我们从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上，看到二战时期在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学家，他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甚至热爱和平，只是不幸充当一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事实真是如此吗？最近，由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撰写的《裕仁传》一书，揭开了这层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把裕仁与日本在二战中的血腥罪行联系起来并加以重新审视。
哈尔伯特·比格斯在他这本长达800页的作品中，详细援引了日本和美国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经过梳理大量事实材料，比格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日本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个实际上拥有无上权力和膨胀的个人野心的政治领导人，一个名副其实应对千百万惨遭杀戮的生灵负责的战争罪犯！
裕仁生于1901年4月29日，这个时间正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帝制都开始趋于衰落的年代。因此，他从小除了像历任天皇那样被灌输以天赋神权的观念外，还被反复教诲要竭力巩固皇权。他从8岁起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裕仁本人的爱好在生物研究，即位后，他在皇宫里设立了生物研究所，陈列了6万多种植物标本，并出版过17本这类书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面前极力宣传裕仁只是个生物学家，并把每年裕仁的诞辰4月29日定为日本的“绿节”，以显示裕仁在生物学上的贡献。然而，事实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靠他撑腰，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裕仁开始推行以天皇制为核心内容的反民主思想，对反对派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进行无情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