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无论自己怎么控制，怎么压制，怎么否认，它都不会消失。相反，它会沉入到潜意识深处，成为我们的意识无法碰触的黑影，这个黑影与我们的意识处于分裂状态，并常导致一些可怕的、彻底失去控制的事情发生。
就对个人而言，其实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控制不了——很可能，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
一个女孩脸红，她觉得很不好，于是想控制自己不脸红。但这样努力的结果是，她的脸红越来越重，她的控制欲望也越来越重，最终成为所谓的“脸红恐怖症”。
二战时，一个美军飞行员骁勇善战，击落无数敌机，他也极像一个钢铁一般不知疼痛不懂畏惧的男子汉。二战后，他去意大利旅行，在街头被偷了钱包，这一件小事居然令这个似乎钢铁般造就的男人惊恐发作。
原来，他以前的那种不知畏惧只是一种控制，他其实很胆怯，但他惧怕这种胆怯，他想压制住这个胆怯，于是表现得无比勇敢。他越胆怯，就表现得越不知畏惧，但被偷钱包这件事打破了他的控制感，他随即陷入瘫痪状态。瘫痪就是彻底的失序。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控制欲望强的父母，先是担心一些小的失序。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够，于是孩子不想吃了还强喂他；担心孩子冻着，于是孩子不冷还给他强加衣服；担心孩子上学迟到，于是每天都盯着孩子；担心孩子学坏，于是孩子抽一下烟、喝一点儿酒、和“坏孩子”们说一句话、穿一件打洞的牛仔裤……就会暴跳如雷。
总之，在这样的父母看来，孩子的自发行为中有太多可能的失序发生，于是他们努力控制。但最终，他们收获了最大的失序——要么孩子的个人意志被他们的控制欲望杀死，要么孩子叛逆而成为一个他们所惧怕的“坏孩子”。
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乱世中长大的朱元璋小时候失去了太多亲人，这是巨大的失序。可能这个失序造就了他空前的控制欲望，等他登基后，精力无比充沛的他试图给所有人安排一切：他规定所有人应该穿什么衣服、怎么劳动、怎么休息……但最终他的王朝还是陷入巨大的失序，他的儿子朱棣造反，放弃甚至颠覆了他制定的诸多规定。
世界历史中有一个几乎颠扑不破的真理：控制欲望太强的强人们，要么他们亲自制造苦难，要么他们的所谓的盛世后，接着就是巨大的苦难。
一个总是不断诞生强人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失序与窒息不断轮回的社会。古代中国秦统一后的历史验证了这一点，俄罗斯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
有时，回想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我总觉得似乎找不出一个光彩夺目的超级英雄来，这是因为，这样的国家一直处于自由而有序的状态，不需要一个控制欲望超级强烈的英雄来“拯救”。
对世界而言，控制欲望是万恶之源。
对个人而言，控制欲望是万病之源。
强人们其实首先想控制自己内心的失序，但他们做不到，于是他们去追求控制别人。他们内心越失序，就越渴望控制更多的人。最终，不管他们意识上的目的是什么，制造的或留下的多是苦难。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问：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是什么关系？我脸红，我控制脸红。那么，脸红和你是什么关系？
脸红就是我，脸红本来就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一旦我试图控制脸红时，就是制造了分裂，脸红和我不再是一体，脸红被我当成了异己，这就是失序的根源，我把本来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排挤成异己，于是它开始对抗我。这是更大的失序，于是我更想控制，而这个异己由此成长得更厉害，最终它成为我极大的苦恼了。
再如悲伤，你遇到悲剧，自然会悲伤。这悲伤不是外物，不是异己，而是你自身，和你是一回事。在悲伤产生的那一刻，你不是别的，你就是悲伤，悲伤就是你。
然而，你试图消灭悲伤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悲伤成了异己。你对抗得越厉害，这个悲伤就成为越重要的异己，并最终体现在你的人格上，甚至身体上。
愤怒、恐惧、嫉妒等一切情绪都是同样的。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妻子患了乳腺癌而去世，她生前说，她意识到，癌症的根源之一就是被她压制的愤怒等负性情绪。本来，她试图消灭它们，但最终，她与它们一同被消灭。
体验就是我们自身。罗杰斯说，所谓的“自我”就是一切体验的总和。克里希那穆提更看重当下，他说，当你悲伤时，你最值得做的就是和悲伤融为一体。其实，本来就是一体，这一刻，我就是悲伤，悲伤就是我，但我们总以为，除了悲伤外还有一个“我”，这就制造了分裂。
无数人会说，活在当下。但很少有人知道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当下这一时刻产生的感觉、情绪和情感，就是当下的唯一。如果你这时脑子里还生出了一个“我”的概念，那么，你就是没有活在当下。所谓的“我”，其实就是过去的一切体验的残留。如果你执着于这个“我”，你说“我悲伤”，这时你就和悲伤有了距离，悲伤就不再是治疗性的力量，悲伤就不再是天籁之音，悲伤就似乎成了破坏性的力量。
但是，不是悲伤破坏了“我”，而是“我”破坏了悲伤。
所以说，忧伤、愤怒、焦虑、嫉妒等等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试图消灭它们，我们视它们为失序，我们由此想控制，以为控制的局面就是秩序。其实，真正的秩序是自由，是顺其自然，是活在当下。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又似乎很难懂的道理，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是抱着“我”以及“我”所产生的控制感。
对抗痛苦才是痛苦主源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对现状的抗拒，也就是无意识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种形式。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摘自德国哲人埃克哈特· 托利的著作《当下的力量》
┣ 思维与痛苦的关系犹如洋葱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两年，我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不仅痛苦，而且还险些导致毕不了业。
这份痛苦如此沉重，对待痛苦，人们通常的办法有3种：麻木、逃跑或对抗。总之，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减轻痛苦。
但我没有和这沉重的痛苦对抗，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没有人也没有书籍告诉我这样做，我只是很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沉入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理解它……
两年后，抑郁症自然化解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发酵并转化成了另外的东西。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对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么书都可以看懂了，什么人的故事都可以听懂了。
后来研究生毕业来到广州，先是做国际新闻编辑，2005年转做心理版编辑，到现在积攒了很多类似的体验。这些体验让我确信，一份体验不管它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作任何抵抗地沉到这份痛苦中，体会它、看着它，那么它最多半个小时后就会融解并转化。
因为我这些体验，也因为从其他人那里知道的远比我更神奇的类似体验，我也会在咨询中这样做。当来访者体验到一种痛苦并试图对抗时，我会说，试着不对抗，试着接受它，并沉入这痛苦中。
我会觉得，“接受”这个词都不足以描绘这种做法，因为“接受”看起来还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而任何主动的行为都是在给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内容。痛苦来了，只须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有时会有效得可怕，有时则看起来没有那么有效。后者之所以会发生，也许一个原因是，当看到来访者难以承受一些痛苦时，我也会担心，所以会做一些事情，让来访者感觉舒服一些，暂时适当远离一下这种痛苦。
这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经典做法，即心理医生要根据来访者的接受程度来处理其痛苦，或者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地去展开其痛苦。一般说来，随着来访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越来越牢靠、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安全，来访者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更多更大的痛苦。
这就像剥洋葱一样，痛苦只是洋葱的内核，而围绕着这个内核，一个人发展出了复杂的防御方法，也就是对抗这个痛苦的种种办法。但因为在心理医生那里感觉到安全，那些外层的防御方法一个个被放下，最终那个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可怕体验——也可以展开了，这时也就有了修复的机会。
不过，有时我总是会幻想，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也许可以陪伴来访者直接去面对这个内核。
┣ 痛苦与思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痛苦究竟是什么？譬如，失去一个亲人，这是痛苦吗？不是。这只是一个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所产生的体验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说是可能，因为失去一个亲人并不必然带给一个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学家庄子，他在妻子逝世后鼓盆而歌，一边把瓦盆当鼓敲一边唱歌。友人惠施前来吊唁，看到庄子这样做很不满，于是指责他说：“你的妻子和你同居，为你抚养子女，如今老死，不哭就罢了，反而鼓盆唱歌，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她刚死时，我何尝不悲伤？但后来想，起初她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息。而后在若有若无的自然变化中，气息、形体、生命渐渐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运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我却在旁边大哭，这样就显得太不通达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体验。作为一般人，我们若失去一个亲人，会认为是彻底地失去这个亲人，而且还认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会为自己也会为这位亲人悲伤。但是，在庄子看来，死和生一样，都是“如四季运行般”的自然现象，而且她也并非彻底没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间中”，那又何必瞎悲伤呢？
看法和体验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通常，我们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事件导致了我们的体验，例如我们会认为，是失去亲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学理论会称，不是事件导致了体验，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导致了体验。
那么，看法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此，埃克哈特·托利认为，看法，或者说是思维，是用来对抗体验的。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托利提出了“向思维认同”和“痛苦之身”这两个概念。他说，我们不能承受“痛苦之身”，于是发展出了种种思维，并认为，这些思维就是“我”，也就是将思维等同于自我，最终令我们陷入思维的墙中，而不能活在当下，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事物建立毫无障碍的关系。
这听起来会有点复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用思维来对抗痛苦，最终又爱上思维，这导致了种种问题。
这样看来，思维和痛苦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了：思维是用来对抗痛苦的，而思维又产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导致新的思维……
这种复杂的关系仍可以用洋葱来比喻。最核心的还是痛苦，围绕着痛苦的第一层对抗性思维就是第一层“洋葱皮”。但你势必会发现，仅仅这一层思维并不能消灭痛苦，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二层“洋葱皮”。但这还是不够，于是你又发展出第三层……
不管我们发展出多少层“洋葱皮”，其实都是在使用同一个逻辑——“我不要某些体验”，并因而发展出了种种对抗办法，但如能放下这个逻辑，那我们就可以一层层地破除掉思维的“洋葱皮”，最终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 痛苦更大，还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我们若想破除这一层又一层的“洋葱皮”，可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是那个原初痛苦更痛苦呢，还是你想消灭这个原初痛苦的努力更令你痛苦？
前两天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讲课。课后，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爸爸严重痴迷于彩票，请问该怎么办？
她问的“怎么办”显然意思是，有没有办法可以消灭老人家痴迷于彩票这个痛苦。我先问她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她说试了种种办法，都没效果。因为我课上讲了“接受”的办法，所以她说她和家人也试了“接受”他痴迷于彩票的事实，但还是没有效果。
这显然不是“接受”，因为她说的“接受”中还是藏着一个逻辑：既然我们表现出接受了，爸爸你就应该不那么痴迷于彩票了吧。
总之，她和家人尝试过的种种办法都是试图与他买彩票这件事对抗的，最后全是徒劳无功。
我问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这件事带给你们多少痛苦呢？她说，其实没有多少痛苦，因为爸爸只是痴迷于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钱买彩票，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时也担心他太投入这件事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因为很少运动，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因为都没时间交朋友了。
我继续问：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会运动，就会交朋友了吗？
她愣了一会儿说，那倒也不会，因为他本来的个性就内向且孤独。
这就是了，我继续说，照这样看来，痴迷彩票是内向且孤独的他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也是一个乐趣，而你们却想剥夺他这个乐趣，真的有必要吗？
最后，我再反问说，到底是你爸爸买彩票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还是你们想消灭他这个行为的努力带来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说，显然后者多得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常见。一次，我在广州一个小区讲课，课后一位年轻的妈妈问我，她该怎样让女儿不再痴迷于打电话。
原来，她正读中学的女儿在两年前迷上了网络聊天，管理着一个QQ群，每天都会花一定时间。她认为这会影响女儿的学习，没有必要做，所以用种种办法让女儿不要玩QQ，最终剥夺了女儿用电脑的权利，如果要使用电脑就必须经过大人的同意。
女儿玩QQ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紧接着，一个更大的痛苦产生了，女儿喜欢上了用手机聊天，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和朋友们聊不少时间。并且，她越干涉女儿这件事，女儿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就越长，先是聊到晚上十一二点，后来聊到深夜一两点，甚至更晚。
相应的，她对女儿聊天的事情越来越敏感，她经常会在女儿房间门口偷听女儿有没有电话聊天，如果有，她就会很“果断”地冲进女儿房间，对女儿大喊大叫，严重时会一边喊一边哭泣，女儿有时也会一边喊一边哭。这时，她的先生和公公婆婆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一起冲到小女孩的房间里，一边安抚她一边训斥女儿。
对这位妈妈，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女儿打电话这件事严重呢，还是你的努力导致的后果更严重呢？
这两个故事，尤其是后一个故事，很像是一个经典的洋葱生长过程。一层皮长出来，又一层皮长出来……最后，一层又一层的皮围绕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们的体积和重量远远胜于那个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 好的治疗会引出更大痛苦？
以上两个故事，是我们试图消灭别人的某种“不良行为”而不能的故事，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学时，我的鼻炎严重到经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后自己会因为窒息感而醒来，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况严重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