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的某次成功演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他1858年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时，要到当时未完全开发的伊利诺州南部演讲。那一带人当时的行为极为野蛮，在公共场所也携带利刃和手枪。他们是南方反对奴隶制度的民众。
于是，这些南方的民众和从肯塔基与密苏里两地渡河而来的奴隶主人们，都准备要“兴风作浪”。他们扬言：如果林肯要在当地演讲，他们便立刻把他这位主张解放黑奴的人赶出城外，并置于死地。
在这种紧张、危险的局势下，林肯却说：“只要他们能给我一个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可以说服他们。”凭着这股信心，他还是前往南方，亲自去和当地的首领见面，并热烈地和他们握手。然后在演讲时，又极其和善、恳切地说：“南伊利诺州的民众们，肯塔基州的民众们，密苏里州的民众们——我听说在场的民众当中，有些人打算为难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个性很直爽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有与你们一样的权利来发表我的意见呢？好朋友们，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我不是来干涉你们的人。我生在肯塔基州，长于伊利诺州，也正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是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中。我认识南伊利诺州的人，我也认识肯塔基州的人，我想我应该还认识不少密苏里州的人，我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你们应该知道我并没有要做一些不利于你们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呢？各位民众，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彼此像朋友一样地真心相待。我是世界上最谦虚、最爱好和平的人之一，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干涉任何人的权利。我之所以要求于你们，只是因为我要说几句话，希望你们能平心静气地听。而你们这些勇敢的、豪爽的伊利诺人、肯塔基人或密苏里人，我相信你们能做到的，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讨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这诚恳的开场白止息了将起的“波涛”，抚慰了他的仇敌，实际上还把大部分的人都变为他的朋友，他们对他的演说加以喝彩，后来那些粗鲁的人们，竟是最热情帮助他当选总统的群众。
——找出共同点
有些想劝告别人的演讲者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并不去想别人的意见和欲望，不去寻找共同点，只顾发表自己的见解。
例如，在一次演说主题是关于人们所激烈争议的禁酒问题，几乎每位演说者都是莽撞地一开始就指出别人见解的错误，坚定地声明他的立场，说明他的主张，以此希望别人抛弃他们原来的见解，而赞成他的主张。结果呢？却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他说服，因为他那鲁莽激烈的开场白，一下子就引起了听众的反感，使他们更加坚持他们自己原来的见解。
他在演说一开始就惹恼了听众，只会招来听众“不”的反应。而这样就很难再使别人听从他的想法。正如奥渥斯教授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所发表的那场演讲上所说：“一个‘不’字的反应是最难克服的障碍。当一个人说出‘不’时，他的自尊心逼使他坚持到底。他也许后来自觉‘不’实在错了，但他的自尊心却不允许他有所改变。既已说出，就得坚持到底。因此在开头使一个人往你希望他想的方向走，是极为重要的。一位精明的演说家应在开头就获得人们许多‘是’的反应，以使听众心理按演说者的见解方向移动。在心理学上这是很明显的。当一个人说‘不’，那他的全身组织——分泌腺、神经与肌肉——全都绷在一起，成为拒绝状态，整个脑细胞组织都准备好了做出拒绝的动作。反之，一个人在说‘是’的时候，则毫无防备，身体的组织都呈现开放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作开场白时，就得让听众说‘是’，这样便容易让他们注意我们的最后建议。”
而要在开头就让听众产生“是”的反应，就得首先找出一个对方赞成的共同立场。林肯就擅长这么做。一位持中立立场的《镜报》记者说：“在半分钟之内，林肯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对方几乎无不同意。然后从那一点起，他慢慢地引导他们，直到完全将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如，前美国参议员乔治也聪明地使用了此方法。
欧战结束后不久，乔治议员和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被邀赴波士顿辩论国际联盟的问题。乔治议员是反对国际联盟的，但大多数听众都支持国际联盟，他企图使听众赞同他的见解。为说服听众，他没有一开头就痛斥那些信任国联的人是谬误至极，只会作幻想式的思考。相反，他提出了他和听众之间所共同的支持点。又说他们的不同点只是方法上的琐碎细节罢了，而关于美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众多问题，他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他最后还进一步地承认他也赞同有国际联盟那种组织。演讲到最后，他才指出，他和对方的不同处只是：他觉得我们应当有一个更完美、更有力的国联。
他说：“校长，各位女士和先生们，我的同胞们：罗威尔校长给我这个机会来当着这么多听众讲几句话，使我觉得非常荣幸。他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也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人。他是我们最负盛誉的大学校长，是美国最重要、最有权威地位的人之一，也是一位研究政治及政府的最优秀学者和历史学家。现在他和我对于这当前的重大问题，在想法上也许不尽相同，但是我相信关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美国的幸福，我们的目的却没有分别。如果你们允许，我愿以我本人的立场来说几句话。我曾经一次又一次述说，我觉得我已用简单的语句表达了出来，但是有人还是误解我的意思，有些高尚人士没有注意到我话中的意义，遂产生彼此的误会——他们竞说我是反对任何国际联盟组织的人。我并不反对，一点也不反对。我渴望由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国家，联合成为我们所谓的联盟，而非法国人所谓的协会，联合各国的力量，尽一切努力去获得世界和平，并促使裁减军备的早日实现。”
乔治的演说曾说服了许多听众。因为他们能心平气和地听下去，并觉得他的立场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
在演讲中，若一开头就摆出“唯我正确”架势，针对听众的不同看法，进行批判式的训话，效果总是不好的。为什么？著名的心理学家鲁宾逊教授有一段话回答得很好。他说，在日常生活中，原本自己的一些观点、意见改变，再接受新的观电、意见的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是心中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或会伤感情的。但现在突然有人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的，于是心理上，就会对这种责备起反感，就不会轻易变更自己的想法。相反，会不由自主地去顽强地捍卫它。这不是由于意见值得我们捍卫，而是由于我们的尊严受到伤害。“我的”这两个字，在人的信仰里是最重要的。不论是“我的”狗、“我的”家、“我的”信仰、“我的”国家，以及“我的”上帝，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但不愿别人指责我们的表坏了，或我们的书本破旧了，举凡说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事不好，我们都反感。我们乐意继续相信自己相信的，所以若遇到有人怀疑时，一定会寻找许多借口去捍卫它。结果大多数我们的所谓推理，都是在找辩证，去继续相信我们已经相信的。
所以，说服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刚开始时便着重讲一些你和所有的听众都同意的事，然后再提出听众所乐于获得解答的一些问题，再和听众一起去讨论出答案。你要做的就是把你所观察的事实提出来，听众便会不自觉地受引导，而接受你的结论。他们会对你十分坚信，因为他们觉得是自己所发现的。
所答非所问
愚人想什么就说什么，智人先思考后发言。
——《便西拉智训》
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在宴会上向周总理提问：“你们国库到底有多少人民币？”这个问题既不能厉声拒答，伤了和气，又不能和盘托出，泄露国家机密。
于是，周总理巧妙答道：“共有18元8角8分。中国的人民币面值有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10种，相加正好是18元8角8分。”
出席宴会的中外宾客，听了无不点头称是，无不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机智和妙语巧答。
这种“答非所问法”表面看来相当温和，同时又带点批评意思，虽不合逻辑实则妙趣天成，以巧解困，不失为应变的好方法。
一次，老师通知班上女同学说：“明天全体女同学一律不准穿裤子！——听清楚了没有？”女同学齐声应道：“听清楚了。”
老师这一个通知，若非当事人，恐怕有点惶恐不解，要“全体女同学一律不准穿裤子”是什么意思？其实全体女同学早就明白，因为老师已经交代过，明天将举行大型活动，要她们统一穿裙子。老师讲的是一个歧义句。
在日常生活中歧义句是普遍存在、经常出现的，如“这是我的书”，到底是“我”买的书，还是我写的书？如此等等。
答非所问与偷换概念是不同的。虽然偷换概念也可以形成答非所问，但偷换概念是曲解，而我们这里答非所问则是歧义。偷换概念是通过改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达到曲解人家的原意；而答非所问则是通过改变原话的语义和语境，发挥潜伏在原话里的歧义思路。
大暑天气、酷热异常，有人还盖着夹被睡觉，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还盖着夹被睡觉？”他答道：“因为棉被太热，所以盖夹被。”这就出人意料。人家问话的意思是：天气这么热，你为什么不盖单被，还盖着夹被。他的答话的意思是：因为天气热，所以不盖棉被，而盖夹被。若不是大愚之人，则定是大智之人，也可以说是大智若愚。
同样的例子，问：“你打枪时为什么要闭上一只眼睛？”而这位答者却说：“因为闭上两只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同样出人意料，不符合正常的言语往来，却具有幽默机智的情趣。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正常的言语往来是一回事，幽默机智的情趣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这里把后者列为幽默机智的一种方法，取名为答非所问法。
所谓答非所问法，是指撇开人家问话里的中心意思，抓住潜在的、枝节的、无关紧要的因素进行回答，这回答肯定是属于人家问话里的问题，但绝不是人家问题的真正的本意，其间的落差越大，幽默机智的效果就越强烈。当然此法是纯粹的幽默机智的方法。但是，也不尽然，在少数特殊场合，即对方的问话属于不能回答的问题时，答非所问法就有实用价值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交谈中，判断比雄辩更重要。
——葛拉西安
敌意一旦产生。吊桥即被收起，大门紧闭上闩，身披盔甲的弓箭手拉开了弓——文字之争和头破血流之战上场。
——史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