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三十六计》中说：“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这样就能变敌方小的疏忽为我方小的胜利。“敌之害大，就势取利”。这就是强者趁势取利，一举打败处于厄境之敌的策略。朱可夫用兵不仅有高超的计谋，而且善于利用敌人的失误，紧紧抓住其“不慎的一着”，让其“全盘皆输”。
这可以表现在他利用希特勒在战争的时间和进程上预计的重大错误，打乱其战略部署的例子上。
希特勒亲自领导制定的“巴巴罗萨”计划，要在不出3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第聂伯河以西消灭苏军主力，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这种狂妄自大、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严重违背了必须“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取胜规律，暴露了致命的战略上主观武断、自我陶醉的错误，埋下了彻底失败的种子。对于这一点，聪明睿智的朱可夫是“洞若观火”。
希特勒执行“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原定日期是5月15日，这是能够发动进攻的最早的日期，因为要等待春天解冻后变得泥泞的土地晒干。4月份每一条河流和小溪都由于冰雪融化而涨水，俄国西部大片土地实际上是泡在水里，如果装甲部队进去就会陷入泥泞。很凑巧，由于1941年解冻季节晚，进攻日期必须推迟。正如纳粹将领东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莫斯科战役》的自述中写道：
巴尔干战争和解冻晚使我们丧失了数周宝贵的时间。机械化部队可以作战的时间只剩下几个月了。俄国6月至9月底的条件特别适宜运动战。这就是说，我们总共大约有4个月的时间。10月，泥泞的秋季开始，那时前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重型机动车很容易陷入泥潭。11月到2月是霜冻季节，又是有利于进行军事行动的，但必须有特别的装备、武器和车辆适宜在极冷的条件下作战，部队应像俄国陆军一样有御寒的服装，接受过在这方面的训练才行。
德军装甲兵团司令古德里安在《闪击英雄》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希特勒却有方法使他在军事方面的亲信僚属，也都传染了他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病。他们对于在冬季以前即可获得胜利的信心是如此的强，所以军队的冬季服装都毫无准备，平均是5个人当中才摊到一套冬服。
古德里安又进一步具体谈道：“现在常常有人认为1941年德军缺乏冬服的责任，由希特勒一个人负起，照我的看法绝不如此的简单。有一个反证就是德国空军和党军的冬服都是早已准备得周全。但是最高统帅部却沉醉在一个迷梦之中，以为俄国陆军可以在8个星期到10个星期之间，完全被击溃；这个所以会溃败的原因，照他们的看法是苏俄在政治上一定会崩溃。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充满了自信力，所以在1941年的秋天，已经有一部分的德国工业都已经由战时生产而改向其他的目标。甚至于有人建议在冬季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从东战场上调60个师到70个师的兵力，回到德国去；而所剩下的兵力还可以足够控制俄国。等到春天来临之后再采取新的行动。那些剩下的兵力可以躲在秋季就已经构筑完成的防线里面，安稳舒服的过冬。一切似乎都很合理想而且十分的简单。哪知道以后所遭遇的事实，才证明了他们的这些理想，距离残酷的现实实在是太远了。”
面对希特勒“棋局”上的大破绽，朱可夫清醒地主张苏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仓促决战；同时主张以顽强的防御和积极的反突击争取时间，阻滞敌人，挫敌锐气。
到6月27日，即发动全线进攻后的第5天，德军已到达明斯克近邦，完成对大批苏联部队的包围。但由于被围苏军猛烈突围争取到时间，使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得以把部队集中到斯摩棱斯克周围地区。新的反突击最后阻止住了德军的前进，第16和20集团军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撤到第聂伯河东岸。7月23日在耶尔尼亚周围的反突击特别激烈，到7月26日苏联的先头部队攻入第聂伯河以北的斯摩棱斯克登陆场。猛烈的反突击一直继续到8月初。
奥普·钱尼在《朱可夫》一书中对这段的谋略和战果以及指挥员的功绩是这样评价的：在苏联统一指挥的防御战开始取得成功时，统帅部的不懈努力是很明显的，它不断加强对各级战斗部队的控制。7月30日，莫日艾斯克防线的各预备集团军（不包括已在西方方面军作战的第29、30集团军）联合组成了预备队方面军。朱可夫获准暂时放下总参谋长的职务，来担任这个新方面军的司令员，这个方面军之所以防御很得力，可以肯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朱可夫的坚强领导。
苏军防御的顽强程度是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没有预料到的。再是，希特勒又犯了一个错误，即对优先攻打列宁格勒、莫斯科还是乌克兰也是举棋不定。有时把三者同时都认为是首要目标。前线的指挥员都强调莫斯科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们坚信只有攻下莫斯科才能起决定作用，但这都没有用；最后，在8月4日，这位德国元首来到新博里索夫德国中央集团军种司令部。在这里陆军元帅柏里概述了前线指挥员对继续向莫斯科进军的意见。希特勒提出列宁格勒作为首要目标，但对下一个目标究竟是打莫斯科还是乌克兰没有作出决定。接着发生的在朱可夫指挥下苏军在斯摩棱斯克的防御战役严重打乱了希特勒的时间表与战略部署，几百万大军被拖进可怕的高寒区的严冬。
在敌人惊愕和狐疑之时一举突破
谋略思维学告诉我们：对抗谋略思维规律从谋略双方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看，主要有对向相抗、反向相抗和同向相抗三种谋略思维表现形式。对向相抗谋略思维就是要在事物的对立关系中寻找施计用谋的思路和突破口，找到降伏对方的办法。对向相抗谋略思维注重超常行动。在施计用谋时，为了达到制胜对方的目的，常常利用某些特殊手段，克服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和阻力，或是认为不可能做的事，从而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朱可夫在与敌运谋斗智时，常常敢于超常行动而一举取胜。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他敢这么做，而且他指挥下的部队将领也敢大胆勇敢地作出这样的决策。
朱可夫亲自指挥的苏军围歼“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战役，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1月19日至30日）：苏军突破德军防御，粉碎其侧翼集团，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时，苏军第26坦克军担任主攻任务，即出西面向卡拉奇方向突击，与东面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合，并割裂、合围“斯大林格勒”市德军集群。该坦克军突破敌人防御后，进到彼烈拉夫斯基附近即转向东南，形成一个钳形攻势。11月21日，德军企图阻止该军前进，但没有成功，开始向顿河撤退。
22日，苏军占领顿河桥，并分批横渡顿河。
为了迅速断敌退路，防止德军龟缩，苏军第26坦克军军长罗合少将决定利用夜暗，先夺取敌方在卡拉奇附近，顿河上游剩下的一座桥梁。22日凌晨3时，他命令先头部队的上万辆坦克全部打开车灯，成纵队沿着从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过德军数十公里的防御阵地向人桥开进。德军看见那排成纵队、开着车灯的坦克长龙，以为是自己的撤退部队，便让这些坦克大摇大摆地开了过去。就这样，苏军坦克在一无隐蔽，二无伪装的情况下，不费一枪一弹就抢占了德军数十公里纵深内的河上通道。
苏军先头坦克迅速控制了左右河岸，并发出信号弹，通知后续部队加速前进。德军这才知道中计，慌忙进行反击，但为时已晚。苏军坦克里应外合，迫使德军向两翼败退。苏军第26坦克军固守在桥梁附近，切断了敌军的退路，粉碎了敌人向西面德军靠拢的企图。4天之后，苏军两支先头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正西面、德军第6集团军背后20公里的地方会师。这一会师意义重大，它不但决定了“斯大林格勒”城内25万德军士兵的命运，而且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战场上的转折。由此可见，上万辆坦克开着车灯穿过敌军防御地带这“超常行动”的谋略，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抗谋略思维规律中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反向相抗谋略思维。即在谋略思维中以反常思维的方式思考问题，针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现象的正常发展方向，采取相反的行动，亦即所谓反其道而行之，以达到致胜的目的。反向相抗谋略思维所以会产生，是由于矛盾的双方存在着相反相成、两极相通的属性。如果根据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反观而求，以反为正，使施计用谋的重点和方向表面上违反寻常的经验和逻辑思路，而实际上是异曲同工，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古代兵书中说：“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兵经·对字》）研究战争史上军事家所运用过的取得成功的奇谋方略，可以看到大量的反向对抗的谋略思维。例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声东击西”，“佯南袭北”，“强示之弱”，“弱而示之强”“虚而实之”，“实而虚之”，“以走示留”，“以退示进”，“以真示假”等等，都是对抗者的行动表现和行动企图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的出现和运用，就是反向相抗谍略思维规律的体现。
反向相抗谋略思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要根据具体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等因素和条件，灵活地运用。在特定情况下，“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仍然是反向相抗谋略思维规律的一种特殊运用。例如，“诸葛亮摆空城计”是“虚则虚之”的一例；而“诸葛亮智算华容道”是“实则实之”的一例。诸葛亮知道曹操熟知兵书上讲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小路上烧起炊烟，真设伏兵，而大路上静悄悄，料定曹操必走小路。诸葛亮用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针对敌手的特点，便有意采取了违背兵法的反向用兵。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朱可夫的部队也不乏反向用兵的实例。
1944年1月，苏军在诺夫哥罗德附近进攻过程中，步兵第58旅和步兵第225师所属的一些分队，加强有两个摩托雪橇营。他们利用夜暗和暴风雪从冰上渡过了伊尔缅湖，未经炮火准备直接向诺夫哥罗德以南的敌人突然发起了冲击，结果，夺取了长5公里、宽6公里的登陆场。
1944年冬，突厥斯坦近卫第128山地步兵师昼间攻占了重要高地，也是在未经炮火准备的情况下靠突然发起攻击奏效的。当时大部分防守之敌正在掩蔽部内用午餐。然而，在此以前多次试图攻占这一高地，都因有了炮火准备反而未能奏效。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近卫军大尉特列季亚科夫指挥的一个营，奉命强渡一条宽阔大河，并攻占敌人的一个支撑点。这个营由于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该河在这卫分成三条支流）渡到彼岸，顺利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希特勒分子估计，苏军不会在河面最宽处渡河，所以在该地配置的兵力较少。这一点恰好被进攻一方的苏军所利用。
克劳塞维茨说：“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1月版，第211页）朱可夫在他亲自指挥的大的战役中，即便是战略性的举动，他也敢与敌人斗智谋而采取反常举动。
1945年春天，在朱可夫紧张地准备进行奥得河战役时，德军也在奥得河西岸拼命地构筑工事，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当时指挥抵抗朱可夫部队进攻的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官戈特哈特·海因里希上将。他在1942年1月曾在莫斯科战役中与朱可夫交过手。那时他运用过一套极其成功的防御战术。每当他断定某一地段即将遭到苏军进攻时，他就命令部队悄悄地提前向后撤离一两公里。等到苏军的凶猛的炮弹倾泻到早被放弃的前沿阵地时，德军已经远远地躲到一边了。这样一来，苏军的炮火毫无效果，大大削弱了进攻势头，而德军不但未伤丝毫，而且已经做好反击准备，待到苏军炮火一停止，又重新占领原先的前沿阵地。
1945年4月初，海因里希视察了他在奥得河沿岸的防线，面对老对手，他决心继续使用他的成功战术，在朱可夫的大炮即将轰击之前，把部队从最东面的防线撤出，让成千上万吨的炮弹在那些空无一人的阵地上白白地消耗掉。但是对海因里希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精确地判断出朱可夫进攻的时间。为了迷惑海因里希，4月初，朱可夫曾发动过几次佯攻。这确实给海因里希的判断增加了难度，不过他凭对各种因素的分析判断，朱可夫在4月中旬以前不会发起进攻。
4月15日是个星期天，晚上8时过后，海因里希在分析了战场的各种报告之后，确信朱可夫将在第二天凌晨发起突击。他立即给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官布塞将军发出只有一行字的命令：“后撤，占据第二道防线的阵地！”德军在夜幕的掩护下立即开始后撤，这一行动整整用了大半个夜晚的时间。
海因里希的判断是准确的，朱可夫的确打算在4月16日实施总攻。但在确定具体的攻击时间时，朱可夫却一反过去的习惯。过去，苏联红军总是从清晨实施炮火推备，炮火准备结束，天色已亮，这时就便于步兵和坦克实施冲击。对此德军也早已摸到规律。
朱可夫决定利用德军这一习以为常的观念，出其不意地实施夜间冲击。朱可夫采取这一着“超常行动”是准确估计对手的智谋后“反向用兵”，从而打乱了海因里希的部署，使苏军又一次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
肆
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
这个人实际上单枪匹马地向古代最强盛、政治、军事基础最坚实的社会提出了挑战，并且几乎将它摧毁，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根本上看罗马是一个远较迦太基强大的国家。汉尼拔的军队从未具备过堪与罗马最精锐的部队相匹敌的素质。
在数量上，他几乎总处于劣势。然而，此人却在整整16个年头里率领着一支由多种族、多民族组成的缺衣少食、装备不良的部队纵横进军整个意大利而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最能证明其天才的一点就是，他在上述劣势条件下能够始终使其军队保持团结。
另一个甚至更加有力的明证是，远较迦太基军兵多将广的罗马军队在汉尼拔手下遭到其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以后有整整14年对汉尼拔敬畏有加，惟有退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