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王五和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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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清来说，封建社会已经走向了尽头，各路豪杰站在了两个阵营中，要么守旧，做遗老遗少，要么进取，当革命先驱。
而对于站在十字路口的义士们来说，他们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无疑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一个十分受关注的话题。
大刀王五和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晚清时的重要事件，又叫作“百日维新”。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戊戌变法历来被认为是带有浓厚知识分子色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毋庸置疑，戊戌变法的创始人康有为、梁启超确实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而其下的戊戌六君子也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但，这并不代表，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读书人的革命，其中有一位大侠也参与到了其中，他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并非此人真叫王五，他的真名叫王正谊，出生于沧州，是霍元甲的好友，清末武林大侠，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晚清十大高手”之一。他居家排行老五，所以叫王五，又因为他的武艺非常好，刀法娴熟，人们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大刀王五”。
但是，与同时代的几位大侠，比如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相比，他的名声确实要差一些，那是因为王五这个人并不适合演主角，他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匆匆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英雄形象就比那些英雄差多少。
相反，我一直都认为大刀王五绝对是晚清最为耀眼的一位义士。
王五家境贫寒，十二岁便出来做学徒。据周宝忠《大刀王五》一书记载，王五原为汉族人，经人引见，他认识了当时十分了得的武术家李凤岗。
李凤岗是一名镖头，擅使双刀，他的成兴镖局在黑白两道都很有影响。王五十分崇拜李凤岗，便一心想要拜他为师。这李凤岗也看出王五是个练武的好材料，再加上王五的老家沧州本就是武术胜地，在那里出来的人大多有些武术的底子，教起来也不费劲。但是，李凤岗却有些犯难。
因为李凤岗的刀法是属于回族的刀法，这个刀法祖上有训，只能传给本族人，不能传给外族人。王五知道李凤岗的难处，为拜李凤岗为师而“弃汉入回”。李凤岗见王五如此有诚意，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徒弟，王五也顺势成为了李凤岗成兴镖局的一名小镖师。
因沧州地处河北、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跑关外的蒙古买卖。少年王五跟着师父李凤岗出居庸关，越八达岭，纵览燕山群峰，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而且使他成为了一名老成练达、胆略过人的真正镖师。
武艺学成，王五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于是他便有了独自闯荡江湖的想法，他把目标定在了北京，毅然做了一名“北漂儿”。
1874年，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当时，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竞争可谓十分激烈，没有点真本事，干这行非给饿死不行。
时有歌谣传唱：
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虽然力勇武艺强，江湖话儿要说讲。遇事稳开口，总要升点把黄。走镖人洋洋得意，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行走跨骑骏马，腰中紧别镖旗。到处要喊，怕人不知。
可见，走镖这行虽然十分风光，却也危机四伏。王五初来乍到，并不被人看好。
源顺镖局就开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谁都没有想到，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经验和阅历，事业上竟然一帆风顺，源顺镖局办得还挺兴隆。
很多人都认为，王五是因为武艺高超才能在镖局林立的北京独树一帜的，这当然是一条不可辩驳的理由，但是王五的镖局开得红火，却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王五很有商业头脑。
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可是“小而专”、“小而精“，办得很有特色。所谓“专”，就是专走北道，所谓“精”，就是从业人员不多，但素质高、队伍精悍。王五为人豁达，勇于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这在重传统、重正统、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
王五当时为源顺镖局设立了四条规矩：第一，重要的镖车亲自押送；第二，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五的都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第三，冬、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冬天要施舍寒衣、夏天要施舍单衣；第四，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要做好事。
决定人命运的并非武力，也并非智商，应该是情商！而这种情商也并非是那种只会溜须拍马的人才懂得，这种情商来源于一种品格，一种修养，甚至是一种超自然的感触。
王五创办源顺镖局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功成名就的掌柜了，而且当时双刀王正谊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
但王五却没有因此而自满，别看王五在江湖上很混得开，但是他清楚，要想混镖局，武艺还是第一位的，这是硬实力。就像一个国家，外交再好，也不如有两枚洲际导弹，最好还是带核弹头的那种，只有那样才能更加震慑敌人。
王五在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虚”，于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
由于王五臂力过人，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为名匠所锻造，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他“大刀王五”的称号也由此生出。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而且享誉京华。但王五为人处世，从不以威相压，而是以诚相待，以义相交。镖界同仁，感其仗义疏财，曾送王五“义重解骖”的金匾一块，此匾现今仍在王五故居中。
对于武学，中国人的心态搞得有点像专利技术，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其中的奥秘，自己还怎么混？所以，大多数中国武术家讲究不教徒弟，或者是少教徒弟，一派宗师，总是只有少数几个传人。
但是，王五却没有这样的心态，朋友想找他讨教几招，他都倾囊相授，绝不隐瞒。
他还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青年入学，特聘有名的学者教授经史、新学，自己传授武功。此外，他还对当时一件事非常感兴趣，那就是维新变法。
公元1894年到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苛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做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试图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救中国，但是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预示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时一大批有识之士，力图学习近邻日本，变法维新，以图强国。
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发展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到变法之中去，大刀王五也在梁启超等人的招募之列。王五在源顺镖局期间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劫富济贫，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曾赞其：“王五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
当然，如果要论和大刀王五有交情，还得说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王五与谭嗣同的交往源于1875年，这是源顺镖局开张一周年的时候。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荐谭嗣同为徒。王五教谭嗣同单刀和七星剑的本领。
在我上中学时曾看过一个电视剧，名字都忘了，但清楚地记得那里边的谭嗣同武功了得，一开始还认为是编剧胡编，后来看过历史记载，才知道原来谭嗣同虽然称不上是个武术高手，但是手底下的功夫也应该不是很弱。
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喜欢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
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解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解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间接地了解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十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当然，王五并非目光短浅的武夫，能和谭嗣同这样的学问人成为好朋友，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能够打动谭嗣同的。
王五就曾经对谭嗣同说过：“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这段话被谭嗣同写在了自己所著的《铁樵传》中。王五建立游牧政权的想法，是很吸引谭嗣同的。
原来，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干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竟然长达十年之久，放在今天他就是个标准的“驴友”。
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1896年至1897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是在利用佛学、儒家学说和西方学说三合一的理论批判清政府已经落伍，政体必须改变，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
谭嗣同认为找到了中国变革的方向，一下子投入到了革命中去，摇身变为了变法的骨干人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
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同时，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了王五。后来，谭嗣同还写了《赠舞人诗》送给王五，希望他能加入维新变法的行列。
谭嗣同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非常有信心。随后，谭嗣同被擢升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王五非常支持谭嗣同，他对谭嗣同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即谭嗣同)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
王五是老江湖，老江湖自然能嗅到一种特别的味道，他知道谭嗣同身边杀机四伏。
从变法之日起，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就都由王五来操持，他选派精壮的武师来护卫谭嗣同的住所。王五感到重任在身，因为他担心维新变法会受到挫折，所以他在谭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来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加入维新的行列。但此时的清廷正陷于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后党和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斗争，谭嗣同等人希望维新变法，苦于手中没有实权。
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也准备在秋季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
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说服袁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法华寺当时是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
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袁世凯把胸脯拍得啪啪响：“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但是，袁世凯心里边也有小九九，如果政变成功，袁世凯能得到什么呢？他的地位肯定不会和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地位一般高。但是如果政变失败，袁世凯就必然身败名裂，这样的买卖还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