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上下三千年，加上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所以使个人独立撰写中国文学通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史方面无论是学术性的著作还是教材，凡影响较大的都采用集体著述的方式。
本书以实事求是，守正出新为编写原则，既努力吸收目前古代文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又力求创新：将中国文学史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下，注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在文学史的分期、文体演变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编写设想，及文学史写作的“一体两翼”的观点，体现了文学史理论的新思考，“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在叙述文学现象时，“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充分论述文学现象产生的复杂因素；考辨源流，寻绎承传，在文学史事实的联系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更”接近”了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为了‘接近’文学史的客观实际，五四以来，不少学人付出了心血，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有这样那样的可贵积累”，《中国文学史》就是在吸取了诸多的研究积累，最后全面成书的。
《中国文学史》直面当代文学理论对文学史的挑战，吸收当代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把“文学传媒”视为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同样重要的文学史的一翼，指出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会导致创作文体，创作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变化，例如：宋朝印刷术的发明、宋代作家的学者化、宋诗以才学为诗的风格特征，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过去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根本无法把握的，这问题正是当代文艺理论所提出而为过去文学史著作所经常忽略的。
《中国文学史》注重作家群体的研究，并以时代特征、地域特点、意象类型和美学风格对不同创作群体进行分类论述，取代了过去一些习用的概念或似是而生、生搬硬套的术语和概括：如：“现实主义”（杜甫）、“浪漫主义”（李白）、“山水诗派”（王维）、“边塞诗派”（高适）等。这样的史论，致力于突出意象类型和美学风格，既新鲜，也更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中国文学史》开放式地叙述，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地域文化与文学发展不平衡或重心转移的问题，为什么唐代诗人多出河南、山西，宋代作家多出江西，明清两代作家多出江浙，近代作家多出岭南、闽粤等。
这些史识和史论上的创见，使本书的学术性和时代性更上一层楼。
此书虽说是由我们集体编写，但如果其中尚有若干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为数众多的先行者在本领域的长期辛勤的耕耘。书里吸取了海内外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其已为学界所熟知的，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以省篇幅。谨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