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槫，军不槫则无名。故信者，兵之足也。将者不可以不智胜，不智胜……则军无。故决者，兵之尾也。
【注释】
此是篇题，写在本篇第一简简背。篇末亦有篇题，作“将义”。从文义看，以作“将义”为是。
卒弗死：士卒不肯效死。
名：功绩。
简文胜字及其下重文号疑是抄书者多写的，原文当作：“不可以不智，不智……”一说“不智胜”当读为“不知胜，不知胜即不智。
决：果断。
【译文】
军队的将领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就不可能严格治军，治军不严就没有威信，将领没有威信，士兵就不会拼死效命。因此，公正是统兵的首要条件，就像人必须有头一样。军队的将领不能不仁爱，将领不仁爱军队就不会有制胜的能力，军队没有制胜的能力就不能使用。因此，仁爱是统兵的中心事项，就像人必须有腹心一样。军队的将领不能不施恩德，将领不施恩德就没有威力，没有威力的将领就无法发挥全军的威力。因此，恩德是统兵的手段，就像人必须有手一样。军队的将领不能不讲信用，将领不讲信用，他的命令就无法贯彻执行，军令不能贯彻执行，军队就不能集中统一，那军队就不会有声名了。因此，信用是统兵的支点，就如同人必须有足一样。军队的将领不能没有智慧，将领没有智慧，指挥就不果断，军队就不能取胜，因此，果断是用兵的最后一项要求了。
【心得】
纵观古今，我国评论政治家、军事家的标准便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只有武功的将领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只配去冲锋陷阵，对敌拼杀，而不能担起统兵指挥的重任，所以有一句感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显然，这里所说的难求的“将”，就是指那种智勇双全、文韬武略皆备的统兵将帅。所谓的文武双全，其内含是非常深广的，其“文”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有学问，而是要有很渊博的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素养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天文，社会等方面的学识，按古人的说法就是“经天纬地”之才。而其“武”也不单是指武艺，更主要的是英勇善战，善于把自己的军事才干用于实战，能够克敌制胜，百战不殆，也就是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然而，仅有这些才干还不足以成为杰出的将领，还必须有德，我国历来非常重视这个“德”字，有“德”之人，才能称之为贤才。而对于一个统兵将领在“德”方面的要求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义、仁、德、信、智”中的重要一项。
我国著名的兵法家，历来都十分重视这几个字，只不过提法略异而已，姜太公在《论将》一文中提出“五材”作为将领的美德，并明确回答：“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孙子（武）在其兵法的开卷首篇《始计第一》中，就明确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诸葛亮在《将材》一文中提出“将材有九”，这九项标准中，除“步、骑、猛”是军事素养方面的要求外，“仁、义、礼、智、信”五项以及最后提出的“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的大将修养，均是德方面的标准。除在《将材》一文中论述将领的品德修养外，诸葛亮还在其《将器》、《将善》、《将强》等多篇论述将领的文章中，从正反两方面深入透彻地论述将应有的品德修养，如“五强”，要求将领“高节、孝悌、信义、沉虑、力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要求。孙膑在这篇文章中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论述了“义、仁、德、信、智”。他把“义”比作“首”，把“仁”比作“腹”，把“德”比作“手”，把“信”比作“足”（可惜“智”一项残缺，不知其所比），他这么一比，不用再多费唇舌，便使人得出结论，这几项是一员称职的将领所不可或缺的。哪一个健全的人也不能没有头，或缺手、缺足、缺肚腹，健全的人不能缺其中的任何一项，同样的道理，合格的将领也不能少任何一项。这种比喻论证，确实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
这篇文章不但比喻论证用得好，而且从反面论述其危害也用得很出色。孙膑一一指出不义、不仁、无德、不信、不智的恶果，从而反证“义、仁、德、信、智”是缺一不可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孙膑在内的著名兵法家为什么十分注重“义、仁，德、信、智”这类品德修养呢？因为这些品德修养，确实是一位杰出将领所应具备的、缺了任何一项，都会给统兵用兵带来致命的后果。但只要具备了这些品德修养的将领在统兵用兵时则显出超凡的才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公元629年，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唐太宗，建议攻击突厥，安定北部边境，并且陈述了6条理由。太宗觉得张公瑾的奏章不无道理，便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军进攻突厥。同年11月，唐太宗又下诏，任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使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吴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各路人马共有10多万，都受李世勣调度，兵分几路进攻突厥。
第二年春天，李靖率领3000骑兵从马邑出发，趁夜袭击定襄，取得了胜利，李世勣率军进兵云中，也大败突厥兵。后来，李靖在阴山又击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战败后，带着几万残兵逃往铁山，派部将执思失力入朝请罪，并请求归附大唐。唐太宗很高兴，派唐俭等一干人前去抚慰，同时命令李靖带着人马去迎接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表面上已经臣服于大唐，实际上另有打算，他想等草青马肥之时，伺机逃入漠北。李靖受命后，立即率唐军出发，在白道同李世勣会合。李靖分析了颉利的心态后，对李世勣说：“颉利虽说吃了败仗，但手中还有大批人马，如果他逃到道路艰难偏远的碛北，就难于追击了。如今皇上派我去迎接他，他一定认为我军不会进攻他。如果我们挑选1万精锐骑兵，强行军赶赴颉利所在的阴山，出其不意地袭击突厥兵，一定会擒住他。”李靖又将这个计划告诉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对此十分不解，说：“皇上已经下诏同意颉利归降了，唐俭又已经到了颉利的牙帐，我们如果发兵攻打，恐怕不太合适吧？”李靖回答道：“这正如同当年韩信出其不意攻取齐地一样。”
当夜，李靖便亲率1万精锐骑兵向阴山进发，李世勣带领大军相随。李靖到了阴山，同一些突厥兵遭遇，李靖很快将他们击败，并将俘虏充军。而此时，唐俭已抵达阴山并同颉利见了面，颉利见太宗派人前来抚慰他，便完全丧失了戒备。李靖率领人马悄悄逼近颉利的营帐，他派部将苏定方带领200骑兵为先锋，趁着大雾，向颉利大帐靠拢，直到离颉利大帐只有7里地的地方时才被突厥骑兵发现。颉利惊闻唐军来袭，慌忙骑上马逃跑。李靖的大队人马很快也赶到了，将突厥兵打得溃不成军，唐俭趁乱脱险而归。
颉利逃走后，准备率残部奔漠北去，但李世勣早已率领大军于碛北等待了。颉利来到碛北，却无法通过，他的部将纷纷投降，唐军不战而胜。从此，从阴山到大漠的广阔地域都归唐朝所有。
公元619年，晋北割据势力刘武周率军攻克并州，其部将宋金刚又率部攻陷晋州，夺取龙门，进逼绛州。唐高祖李渊闻讯，立即命令李世民统领关中的所有人马，渡过黄河，在柏壁一带同来金刚的人马相对峙。
唐军的诸将都请求立即同宋金刚决一死战，李世民却认为，宋金刚军精兵猛将云集，目前士气正旺。但他们是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军用辎重全靠就地抢掠。如果立即同宋金刚决战，反而正中他的下怀。因此李世民主张先养精蓄锐，不急于出战，使敌人的锋芒受挫。此外，分出一部分唐军去进攻敌人的腹地汾、隰两县。这样的话，宋金刚不出多久便会因为粮草殆尽、腹地受攻而撤军，到那时候再进攻，必然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年4月，宋金刚果然被迫撤军。李世民见时机已到，立即指挥唐军迫击。追到高壁岭时，总管刘弘基劝李世民说：“您率领大军追击敌人，到了这里，已经可算立了大功了。现在士兵们已经很疲劳，应当就地休息整顿，等粮草集结好，然后再继续追击敌人也来得及。”李世民说：“功业难于建立，却容易丢弃，良机难于得到，却容易失去。如今宋金刚被迫逃走，军心涣散，我们应当乘此良机击溃敌人。如果停止，宋金刚有了喘息整顿的机会，就会重新制定计谋，做好充分准备，那里就无法顺利进攻了。”唐军于是继续追敌。
唐军追上了宋金刚军，李世民指挥军士勇猛杀敌，将宋金刚军杀得一败涂地。刘武周、宋金刚在兵败后，都逃往突厥那里去了。此时，唐军的粮草也已基本上用光，李世民已有两天没有沾食，军中只剩下一只羊，李世民便同士兵们一起分而食之。
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收复了长安后，又奉命东进攻打洛阳。洛阳守将安禄山之长子安庆绪闻讯，连忙派部将庄严、张通儒领兵15万大军迎战。两军在新店遭遇了。新店之地地势险要，山高岭峻。叛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依山扎营，居高临下，而唐军则处境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