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战国策·秦一》记载：战国时张仪为秦国献连横之计而名闻天下，威望高远，但对“伐蜀”之事，其谋略则未必高明。张仪主张“攻韩逼周”，其理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为，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主张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为，而彼已服矣。”历陈“攻韩逼周”之弊。秦惠王择善而从，听取司马错之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能否“一一看明”，择善而从，关系战争的胜负及事业的成败。唐朝的裴寂曾为李渊起兵太原谋划，当李渊奉兵攻打关中途中，其又建议“回师太原”，“还救根本，然后再图他举。”后来由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确主张及努力争取，李渊未采纳裴寂的谋略，最后避免一场错误。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领兵出关东征，与王世充决战，将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城内。眼见洛阳即将攻下之时，河北窦建德率师10万前来援救。在前线的唐军将领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谋略。萧踽、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认为：唐师疲劳，王世充据守坚战，一时难于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撤围退守新安，日后再图进攻。郭孝恪、薛收则认为：王世充所率之兵皆江淮精锐，今因乏粮穷蹙，垂将瓦解，若让王、窦会合，则可转运河北的粮饷供应洛阳，战事将拖延数日，故而主张应该留一部分兵力围攻洛阳，深沟高垒，闭壁不战，同时另选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断绝郑、夏之间联系，而大军立即赶赴武牢，据险以拒夏军，伺机而破，只要窦建德一败则王世充不战自破。李世民采用后者主张，结果在武牢大败窦军，洛阳王世充也随着投降，从而加速关东的统一。
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人向来推崇道德，《论语》中要求一个人每天要“三省吾身”，即多次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有无过失。孔子甚至说如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些道德规范推广开来，这就能影响政治，这样一个人虽然没有当官为政，也算是参政为政了。不过，光有道德说教就能解决问题吗？将帅如能做到“廉明”，定然会受到拥护，但是若做不到呢？还让他继续当官吗？如果坏人当道，士兵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甚至人声鼎沸、怨声载道又有何用？
儒家的道德感化理论是建立在“性善”基础上的，所以假定执法者都是善人，如果君上、尊者有缺点错误怎么办？只要对他们加以规劝就行了。不行又怎么办？再劝谏，又不听，一味谏，再不听，就“死谏”。顽固不化如桀纣那样的“独夫”，孟子认为可以推翻他们，但后来的汉儒和理学家则连这样的话也不敢说了。而西方的法制主张是假定执法者是恶人，所以要预先制定严密公正的法律来制约他们，防止他们实行专制独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设立了“五百人议事会”，改革家梭伦首创“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的陪审法庭，使得公民有参与审判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很难产生独裁者，因为执政者无时无刻不在公民的监督下，违背民意者，甚至会在公民投票后被流放。
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告诫我们：没有法律监督的道德说教只是美丽的幻影，有时甚至会成为别有用心者伪装与欺骗的手段；而且把道德标准订得过高，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反而连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也难以达到。
十三四川试用知府冯卓怀禀
本调大营差委自川启程日期由【原文】
该守已于七月初八日，自万县启行，八月内，即由长沙驰赴大营。阅禀至为忻慰。皖南军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该守如回，籍时物色贤能之上，即邀同来营，相助为理，多多益善。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该守前在四川，循绩大著，以该守已试之效，参以本部堂之所论，用以访求人才，当可拔十得五。《中庸》所谓取人以身，朱子所谓以类求之，胥于是乎在。仰即博采速来，无稍延缓。
【注释】
籍时：借此机会。
理：治理军务。
式：标准。
亲验命盗案：亲自审验命案、盗窃案等重大案件。
大条理、小条理：全部和局部。理其绪而分之，理出头绪加以分解。
比其类而合之：按照类别加以综合分析。比：排比。
该守：即指四川知府冯卓怀。
循绩：政绩。循：巡视。
已试之效：已经取得的政绩。
本部堂：指曾国藩。曾国藩曾任兵部等部的侍郎之职，清代各部尚书、侍郎称为部堂，故有此称。
中庸：《礼记》中的一篇，因其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为最高道德标准，故为宋代理学家推重。
朱子：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著名理学家。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阐发二程（程颢、程颐）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将之并称程朱。
胥于是：道理都在这里。胥：都。
博采：指广招人才。
【译文】
试用知府冯卓怀已于7月初八从万县启程，8月就可以从长沙赶到大营来。获此消息后我很高兴。安徽在军界和政界一直缺乏人才。该知府回来时，可借此机会物色一些有才德的人，邀请他们到军营管理军务，人越多越好。选人的标准应该具有德行而没有官气，最重要的是要通达事理少说大话。办事的方法以“五到”为要。五到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是：如果身为官吏，要亲自审理验证命案和盗窃案等重大案件，亲自到乡里巡视；如果是军官要亲自巡视营房，亲自探察敌军驻地的地形。心到是：凡事都要用心分析，事情的全局与局部、开头与结尾既能理出头绪加以分析，又能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眼到是：既要认真批阅公文，又注意观察人。手到是：对于他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能随时记下来，以防遗忘。口到是：命人办事，既要有书面公文，又要苦口婆心地交代清楚。
这位知府在四川政绩卓著。以他试用时期取得的政绩，再参考我的论述，用来访求人才，就可以选十得五。《中庸》说看人要观察他的行为，朱熹说用物以类聚的观念寻找人才，道理都是一样，我希望该知府能尽速广招人才，不可延迟。
【心得】
在太平天国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清廷的无数部旅时，曾国藩能够独挽狂澜，这除了对手本身的原因外，也与曾国藩的才德有着密切关系。这段文字所提倡的“五到”有其目的与特定内涵，至今对后人仍有重要的启迪。
能够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官员，在曾国藩的时代是凤毛麟角，即使在今日，也是寥寥无几。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提出“察人”与“知人”的谋略思想。魏征在《群书治要·体论》中说：“善为政者，务在择人而已。”意思是，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使用人才。《便宜十六策·举措》也说：“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这一谋略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选拔和使用正直的贤能之士，选拔正直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就像修身一样，修身的关键在于养精蓄锐；而举贤任能则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汉高祖刘邦可以说是选贤任能的典范。首先，处虚服而无智，熟知百官之要。每当有人才投效于门下，他都要以诚相见，虚心求教，好像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似的。在接待和求教过程中，仔细观察来者的人品，准确把握其秉性、特长，做到熟知其要。其次，择长而授任，善使众能也。如：运筹帷幄用张良，出奇制胜用陈平，率军作战用韩信，抚民治国用萧何，安定社稷用周勃，甚至连樊哙也能发挥其匹夫之勇，使鸿门宴化险为夷。再次，将将而授权，故能使众为也。刘邦善将是众所周知的。他善将的诀窍除上述择长授任外，还在于授权。百官既定名分后，各授予相应职权，以保障他们行使职能。其执下治军方略，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谋划之，绝不从中掣肘。
齐桓公也是一位爱护人才、委政于贤的杰出政治家。齐桓公所以能称霸诸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爱惜人才，委政于大贤，这是他能作为英明君主的特点。
桓公与相国管仲本是有嫌隙的仇人，在他们共同为政的前几年，其关系如果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前隙，影响两人的合作关系。同时，管仲是被桓公释怨而用的人，内心难免有不少顾虑。他们之间互动的主动权完全在桓公一方，桓公对管仲使用上的信任专一和对诬枉之言的拒斥，无疑对他们合作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桓公与管仲的关系和传统的“君令臣奉”的君臣关系大相径庭，然而，这正是桓公的英明所在，自己追求的是非常之功业，而管仲是非常之人才，任用非常之人才而从事非常之功业，一定得有非常的用人策略。
“访求人才”、“察人”不但要知好人、能人，还要善于察奸。察奸之术源于《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由于该书是以君王的统治术为主题，因而有许多篇章便在论述如何看透臣下的内心。
《韩非子》的察奸术，有观听法、一听法、挟智法、倒言法以及反察法等。
所谓观听法，就是不要片面根据一件事实，而要全面性的综合判断。“观听不参则诚不闻”，此言大意是：如果看到的和听到的不符，就不能了解真情。这如曾国藩指出必须将“已试之效”与“所论”相结合，“以访求人才”一样。人往往有这样的弊病，对喜好的事乐于接受，对嫌恶之事则加以排拒。如果所“观”之事令其愉快，那么有关此事负面的评价就不愿去“听”。如果所“听”的令人欣喜，那么有关此事的恶劣现实面也不愿意去“观”了。了解君主这个弱点的奸邪及佞臣，往往口出蜜言，或者只让君主看到他所喜好的一面。
唐玄宗时，李林甫任“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而且是皇帝的本家，权势显赫，真是不可一世。他能书能画，论才艺倒也不错。他有一套谄媚逢迎的本领，采用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和玄宗的心腹宦官及宠妃。他依靠这套特殊的本领，在朝中高居相位达19年之久。他和一般人接触，表面上总是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说一大堆好听的话，使人以为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忠臣良相，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阴险狡猾的老狐狸！
据《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比自己高），及为上所厚（被皇帝所器重），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因此，即使听到令人满意的话，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加以确证，即使看到令人满意的情形，也必须倾听多数人的意见。不仅对于封建君主如此，对现代人而言，这也是判断情报真假时的基本思维与准则。
所谓“一听法”，是指识破隐蔽在群体之中的“滥竽充数”者。“不一听则智愚不分”。这种方法，是说若不一一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便不能察知每个人的能力。《韩非子·内储说左上》举一个寓言以为例证：齐宣王使人吹竽，由于喜爱合奏，于是经常任宫中召三百人合奏。南郭处士自称是吹竽名手，也参与合奏，并得到丰厚俸禄。宣王死，湣王继位。新王不喜听合奏，命乐人们独奏，南郭处士迅即逃之夭夭。这种方法，不一定仅限于“分别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而应被因时制宜地巧妙应用。
所谓“挟智法”，就是佯作不知以试验对方。韩阳侯有一天故意把一片剪下的指甲握在手中假装遗失，严厉地命令道：“剪下的指甲如果丟失是不吉利的，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于是近侍们在房间里到处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一名近侍悄悄剪下自己的指甲交出来，道：“找到了，在这儿呢！”韩阳侯就这样知道了谁是说谎者。《韩非子》对这种称为“挟智法”的察奸之术作了这样的说明：“挟智而问，则不智者至；深智一物，为隐皆变。”“挟智”就是虽然加道却佯装不知，也就是说，“佯作不知而询问，则得以明白不知之事；熟知一事，则得以明白其他隐晦之事。”如果使人觉察到我们已经知道，对方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以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才会无所戒备地显露出其真实形态。
所谓“倒书法”是以谎言考验对方。“倒”，就是颠倒，“倒言”，就是倒错其言，用与事实相反的话来看透对方心理的方法。燕国有一位相国名叫子之。有一次，他正与部下交谈，突然说：“刚才从门口跑出来的是匹白马吗？”显然，这是个谎言。“没有，没有什么马跑出去呀！”“没有看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加以否认。但是，其中一位却走到门外去观看，接着又回来报告说：“确实有一匹白马跑了出来。”子之由此知道左右谁是不诚实之人。
所谓“反察法”是说从相反的立场寻找动机。《韩非子》中说：“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如果发生某种事件，起主要作用的是因此受益之人。在有人破害的情况下，也可以据此推测是受益者所为。《韩非子》中记载：韩喜侯入浴，在浴盆里发现小石子。韩喜侯唤来近侍询问：“负责浴室的官员被免职，有递补的人选吗？”“有的。”“召他进来。”韩喜侯严厉责问道：“为何在浴盆里放石子？”那人见无法隐瞒，只好招认说：“因为只要负责的官员被免职，小人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才……”不仅限于主观的分析，还能同时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找寻其动机，这是识破、驾驭对手的一种方法。
在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和部属之间、统治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的关系层出不穷，统御者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往往会由之衍生出许多洞察他人心理的谋略方式。
十四督带常胜军吴道煦禀进剿九状
州请预定派何营含攻先赐咨行等情由【原文】
据禀均悉：三该军但有文书期会，永无到防之日。何必预为裁定？何必专文密订？何必早定派营，守九状州、七里州等处？无论中国、外国，无论古人、今人，无论大官、小官，有才、无才，危急之际、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矣。
【注释】
但：只。
裁定：判断、决定。
【译文】
我根据禀报了解：这支军队接到公文通知的派遣命令后，从没有一次按时到达防区。既然如此，何必要预先谋定军事行动呢？何必要用专门文书密封呢？何必要早早指定派哪支军队防守九洑州、七里州等地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在危险的时候，说话而不守信用，无论有多周严的战略、多精良的士兵，都变得一文不值了。
【心得】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强调以“信”带兵、信则不欺的谋略思想。曾国藩认为：“言而无言，便一钱不值”。
以“信”治兵，除了必须要服从调遣、听从整体安排，准时到达防区与作战地点外，在对待部属，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要谦虚公正，不抱任何偏见、成见，也不受闲言闲语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