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吧。假如德国的欧洲债权国们，即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同意担保在美国发行德国债券筹款，当筹得的这笔款项也终将被浪费掉，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可能到时候，为了继续向欧洲提供贷款，我们只能自己担保借出的贷款了，因为我们已经得不到更好的担保了。美国人借给欧洲的贷款竟然要美国人自己来担保！
那么为什么认为这个想法很奇怪呢？所有美国对欧洲的战争贷款和战后贷款都是由美国政府做担保。美国政府发行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自由公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援助欧洲所发行的战时公债，通过发行自由公债筹得款项，然后再转借给欧洲。——译者注向大众借钱，然后政府自己为债券做担保。如果欧洲真的想赖掉这笔债务，美国政府将会替他还给民众。这笔债务不能被抹掉，不能取消，也不能缩减，他只能从欧洲纳税人的身上转移到美国纳税人的身上。
如果说美国债权人不是旧世界金融稳健的一大威胁的话，那么最起码可以这么来定义他：他对欧洲来说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
欧洲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差劲的债权人，因为我们仅凭一时冲动就借出贷款，而且是以一种不计后果的、饱含情感的方式，毫无条理可言。事实确实如此。
的确，作为债权人，我们没能看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没看清他人的。除了经济上或金融上的顾虑外，有一股奇怪的责任感一直压在我们的心头，那就是拯救欧洲。
在战争期间，这种情感在我们的心头上，它把我们引向战争。我们正前去把欧洲从德国人的炮火中拯救出来，把德国人民从霍亨索伦皇室 欧洲历史上的著名王朝，曾于1415—1918年统治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国。——译者注的统治下营救出来，把小国从大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欧洲人民永远摆脱战争的诅咒。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目的，比如协约国方面还给我们打了白条，虽然与我们现在动用的援救款相比，那只是些小钱。我们同情协约国，我们憎恨发动战争的德国人，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会畏惧欧洲归入德国的统治下，协约国让我们加入战争的宣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情感上的期望，我们是不会参与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拯救活动中去的。
用战争来终结战争，在哪里可行？在欧洲。用战争来捍卫世界的民主，哪里的民主处在危境之中？在欧洲。用战争来解放受压迫民族，在哪里的民族受到了压迫？还是在欧洲。我们参与战争不是为了对付德国人——我们说过，我们同德国人民之间没有恩怨情仇，而是为了把德国人从邪恶的军阀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任何现实的角度看，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
协约国对我们的所思所想并不感兴趣，或者，如果真有的话，他们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息息相关，那就是把弱者从强者的手中解救出来，也就是让弱小的民族独立自主。协约国并不关心我们为何而战，不管我们的想法多么浪漫不羁，只要我们是他们的盟友就行了。因为如果没了我们，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他们并不是为了捍卫世界民主而战，不是为了永远结束战争，也不是为了解救德国人民，更不是为了让弱小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是为了打败德国而战。
在美国的帮助下，他们的确打败了德国。但是我们所抱着的那些参战目的后来都没能实现，有的只是我们对拯救欧洲的一种持续的责任感。
卷入到这场本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战争花了我们250亿美元。除此之外，我们后来又通过美国财政部向同盟国借出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贷款。而后又开始了私人借贷——也就是美国银行和投资者借出的贷款。算上我们的直接战争支出、战时贷款、战后贷款以及此后的私人贷款，我们在15年不到的时间里用于帮助欧洲至少花费了400亿美元。这笔花销相当于我们1914年国民财富总额的1／5。
这场战争让我们花费不少，美国财政部把“自由公债”筹得的钱借给盟国，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有这样的道义责任，而不管这些钱最后还能不能收回。接着是美国财政部经手的战后贷款，用于清理欧洲的战争废墟，这些钱就成了战争债务。欧洲人因为这些债务而憎恨我们，毫无疑问，这些债务在最后也值不了几个钱。
财政部本来持有的是由协约国开出的期票，后来又换成了长期债券。如果财政部把这些债券拿到华尔街出售的话，若能在原先1美元的成本上收回20美分就相当幸运了。
那么就单独考虑私人债务——战后美国银行和投资者借给欧洲的贷款。所有这些贷款都是属于金融层面上的，金融具有自利性。因此，关于这些在过去8年中流入欧洲的50亿或6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我们有权追问究竟在借出贷款后得到了什么。
显然，首先我们未能获得来自欧洲的友谊或善意。恰恰相反，欧洲人表现出了一种反对我们的丑陋债务人心理。你可能会说人性就是如此，债主应当为此做好心理准备，也应当宽容债务人的这种心理。但是有人用激进的方式对此加以利用，使欧洲的债务人心理变得更加扭曲，也为这种心理蒙上了一层险恶的政治因素。
利用债务人心理的人不仅是媒体和政客，还包括那些负责任的政要、对平衡预算束手无策的财政部长，以及那些需要增加税收的政府。
德国政府对他的人民说，如果他们不用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人称这为“纳贡”），德国工人的工资就会上涨，德国的税收会相应地下降，德国就能消除贫困，德国就会迎来光明的未来。
曾经的协约国对德国说他们非常抱歉，如果他们不用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那他们就可以免除德国的全部赔款或至少免除大部分的赔款，可能是2／3。但是他们一直对自己的人民说，由于每年要偿还美国财政部的巨额战债，他们的处境举步维艰，可他们却没强调支付美国战债的这笔钱是来自于德国的战争赔款。
但是事实上，德国根本没有支付赔款，协约国也没有偿还战债，所有的这些钱都来自美国的信贷，然而他们对这个事实却视而不见。
有了美国的贷款才使得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协约国每年用德国的赔款来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我们从欧洲收回的都是后来自己借出的钱，贷出去的多而收回来的却少得可伶。但是你没法跟欧洲人讲这些事情，即便是对一个知道实情的人说，他也会被触怒。实际上，他们中很少有人了解实情。他们更容易相信那些利用债务人心理的人所说的话。
长期以来，大家认为欧洲把美国贬低为“夏洛克 莎士比亚所著《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一剧中放高利贷的冷酷犹太人。——译者注之国”（Shylock nation）是因为这笔债务的性质——这是一笔战债，具有公共性质。很明显，如果这笔债务是欠私人债主的话，欧洲便不会有这种无理的情感。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要继续向欧洲提供贷款，战争债务的数额被私人债务超过。由于数额巨大，私人债务开始带有公共性质。于是，欧洲人民又开始对此产生一种同样骚动的大众情感。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富有？他们从哪儿弄到了这么多钱？难道打算用他们的黄金来奴役整个世界吗？
这是国际金融界始料未及的局面。当金融界突然失去信贷资源时，就像1931年所发生的那样，他只能请求政府介入。在此之后，所有关于金融应该独立于政治的话语都纯属无稽之谈。
1931年夏天，在所有国家都在胡佛计划下一年内免付战债后，德国发生了真正的危机。同年7月，七国首脑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德国对其私人债权人的偿付能力问题。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代表美国方面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实施第二个胡佛计划，以避免德国在债务上出现违约——仅针对私人债权人的违约，而不是对其他政府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国际金融界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必须由政府介入。
后来当英国为了能从美国借到款项以拯救英格兰银行而不得不更换政府时，私人债权人进行的金融交易再次被贴上了公共性质的标签。
英国政府并不是从美国政府那里借款，而是从美国银行家们手里借。但是，由于美国银行家们要求英国削减公共开支，平衡财政预算，英国的工党便可以借此向民众说：美国人利用他们手中巨大的金钱力量来颠覆大不列颠的工党政府。然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失业者就会认为是美国银行家们的行为导致他们每周从英国公共财政中领到的救济金变少了。
国际私人债务是很好定义的，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国民把钱借给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同样，国际公共债务的定义也很简单，它表示一国政府欠下另一国政府的债务。但是在借贷双方中，可能一边是私人，另一边是政府，比如一国政府从另一国的私人放贷者那里借钱。但是假设这是严格定义上的私人债务，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债务人，债权人则是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债务的数目大到足以危及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经济自由或者大到足以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恶化时，这笔私人债务就具有了公共性质，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纠纷。
我们给了欧洲各种形式的贷款。有的贷款是欧洲政府从美国政府手上借来的；有的贷款是欧洲的民众和私人机构从美国私人债权人手上借来的；有的贷款是欧洲政府、州、市从美国的私人债权人手上借来的。
这些贷款形式的差别渐渐不再重要了，因为每一部分美国债务都仅仅是美国债务这个大集合体中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些单纯的债务在政治中所起到的影响是我们原先没有料到的。
在1931年9月的一期《瞭望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中，前法国驻美大使，美法梅隆-贝伦格战债偿还协议的起草人之一亨利·贝伦杰（Henri Berenger）写了一篇不错的评论，他用法国人的逻辑分析了美国人外交政策的变化。文章写道，145年来，美国人外交政策的基础都是华盛顿在美国国会的告别演讲。只用寥寥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和平主义”。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美国第28任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是第一个宣扬这一主义的总统，美国人对他及他的主义并不领情。因此他们仅向欧洲委员会派驻了官方观察员。“后来，”贝伦杰先生写道，“胡佛总统向全世界传递了他的信息，并且派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与欧洲的大臣们洽谈，这件事发生在6月20日。总统向外界释放信息后，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关于干涉外国政治的信息。究竟是什么让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国家背离了华盛顿的这一主义，而且还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呢？”
他自己回答道：“7年来，美国的银行家们一直致力于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事实上，美国撒在欧洲身上的钢丝和黄金网太过沉重了，把自己给卡住了。在华盛顿可以立马感应到柏林的破产，法兰克福的每一次恐慌都会撼动华尔街。当危机进一步加剧，蔓延至早已与美国纠缠不清的伦敦时，美国会有被勒死的风险。”
确实，法国人看到了这一点。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金融界把美国卷入外国事务的旋涡中。而在此前的150年里，美国人民一直拒绝参与外国事务。
既然借给欧洲贷款不能为我们带来友谊，反而只会引起更多的憎恶；既然贷款让我们与外国产生了纠纷，违背了我们原有的想法，那么又回到了这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中来，我们到底从中能得到什么？
这时，从外贸商界传出了声音：“我们对外放贷确实促进了我们的出口贸易。我们借给欧洲的贷款使他能够从我们这里大量购货，如果没有贷款，他是没有大量购买能力的。这能让我们的工厂正常生产，这能为我们的劳动力提供工作。”
确实如此，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只要你一直借钱让别人买你的产品，那么你的出口贸易就会一直膨胀。但是如果你借钱给外国顾客来买你的产品，你一卖出产品就会想你收回的究竟是什么。除非你继续借钱给他们来支付货款或者免除他们的债务，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买卖能称之为好吗？如果这买卖都还能算是不错的话，那么常识变成了愚蠢，唯有国际金融界深知这一切的奥秘。
接着另一个声音又来了：“但是请记住，当今世界是一个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享繁荣，美国也不例外。作为有剩余资源的国家，我们应该对战后憔悴的欧洲国家投入更多关怀……这是一个足以让美国信贷落到欧洲手中的理由。此外，我们也有义务这么做，这么做也是明智之举，因为我们不再自私。”
这种崇高的思想所体现的是超出了现今世界能提供的和谐社会。首先，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对此的看法很可能是不一致的。贷方有着一种热情，而借方的想法却是另一回事。支配他们之间交易的并不是简单的“谨慎、判断以及道义责任的原则”。而且，当你谈到借钱是一种义务时，你指的是哪方面？如果这算是义务的话，那你为什么还签合同呢？
更有甚者，这种想法可能会被降格成这样一种言论：仅仅因为比他国富，富国就必须把钱分给那些心存嫉妒的穷国。事实上，这个想法正被许多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宣扬。要么他们不知道国际借贷有可能会因他们的言论变得无度和不负责任，借方会因此把这种借贷想象成古老的掠夺；要么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