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两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这个记载的准确性，后人有所怀疑。但用它作为魏、蜀人口比较的参照，无疑是可信的。蜀汉人口九十四万，曹魏人口四百四十三万，魏国人口约为蜀汉人口的五倍，力量的悬殊一目了然。地广则物博，人多则兵多。以此两点将魏蜀两国对照，其强弱之分不言而喻。
诸葛亮对这种形势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使蜀汉自强，以缩小这种强弱对比的悬殊。寻求自强之路不外有两条：一是挖掘自身潜力；一是开疆扩土，向外发展。
整顿吏治，发现任用人才，发展经济，稳定南中，提高军队素质，这些是诸葛亮挖掘自身潜力的努力。
进占关陇，则是诸葛亮对外开拓以求自强的努力。
诸葛亮从建兴六年（228）到建兴十二年七年之间，五次进攻曹魏，一次防御性作战。除第二次战场在陈仓，第六次战场在渭水之滨五丈原外，其余都是在陇右地区。即使是第二次和第六次，其直接进攻的目标也不是长安，而是为了切断关中与陇右的联系，并寻求魏军主力决战，或予以歼灭，或使其受挫，以便孤立陇右，待机夺取之。诸葛亮深知，若孤军进攻长安，即使得手，但陇右有魏军据守，雍州北部也为敌军势力，而汉中与长安一线交通险阻，支援不便，此为危途。因此，诸葛亮进军关陇的计划中，首先进攻的目标就是陇右。
占领陇右对于蜀国增强国力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陇右自古以来就是个出勇将强兵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陇右之地，地近匈奴，边塞战争频繁，故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功，骁勇骠悍，此种风俗，历经数百年，至隋唐仍是如此。唐人魏征所撰《隋书·地理志》在谈到陇右地区风俗时说：“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西汉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里的山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而是指崤山（在今陕县与渑池县交界处）以东和崤山以西。“出将”的山西，即指关陇，而在关陇地区的陇右，从汉至三国以来，确实出了不少名将，如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李广、赵充国等人。李广是陇西成纪（治今甘肃静宁西南）人，赵充国是陇西上邦（治今甘肃天水）人，均属于陇右地区。三国时，曹魏方面的庞德，蜀汉方面的马超、姜维都是陇右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战将。
陇右地区兵强将勇，民风强悍，这对于需要转弱为强的蜀汉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刘备人蜀，即得马超，但由于重点放在荆州，没能使马超在陇右发挥作用，当蜀汉需要马超发挥作用时，马超又不幸去世。诸葛亮首出祁山，得陇右人姜维，这对于进占陇右，以陇右之兵壮大蜀汉军事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
陇右不但有强兵勇将之源，还是战马的产地。史书记载，汉代凉州“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来的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建立的河西牧场，主要包括陇右地区。河西牧场畜牧业兴旺时，有马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余万匹，牛羊则无数。北魏中军数十万骑兵用马，主要就是靠陇右地区供给的。至隋唐时，史书记载陇右的地理风俗仍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从西汉至隋唐，陇右地区一直以畜牧业发达着称。这对诸葛亮所在的蜀汉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兵源。诸葛亮北伐，主要是与曹兵展开陆战，以后出关东进，更是在平原陆地作战。为此，蜀汉不仅需要强大的步兵，而且还需要强大的骑兵。
陇右还是一个大产粮区。从西汉时起，朝廷就在这里移民实边，广开屯田。陇右之俗，“勤于稼穑”，说明这个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三国时，曹魏大将夏侯渊讨平陇右，还击武都郡，收氐人之谷十余万斛。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后，担心刘备占领汉中后取武都，利用那里的少数民族力量进逼关中，问张既有何良策。张既献计说：“可劝武都氐人，让他们北上就谷以避贼，对先北上者厚加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结果，曹操撤出汉中后，将武都氐人五万余落迁到扶风、天水地区。曹操将他们迁到天水、扶风，对他们加以利诱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可见天水、扶风地区比武都产粮要多。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曹操控制了关陇地区之后，在陇右地区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为了安定陇右民心，曹操曾让军中陇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让他们“治屋宅，作水碓”。水碓就是利用水利进行粮食加工的器械，可见陇右产粮丰富。魏明帝时，徐邈任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除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意义以外，陇右对于进攻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从汉中直攻关中，要走幽谷栈道，军粮转运十分困难，而从陇右进攻关中，水路有渭水顺流而下，陆路有关陇古道直达关中，没有什么天然屏障。
强兵悍将，战马利兵，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因此，占有陇右，将使蜀国在上述三方面的实力大增，而且又具有东进的地理优势，将会建立起对曹魏产生极大威慑力的攻击态势。
第二，诸葛亮的北伐成功与否，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标，首先不是要北进中原，兴复汉室。虽然他说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我们知道，这是蜀汉的最终目标，在当时，它不过是借以号召天下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北伐的直接战略意图，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为将来北定中原打好基础。而且曹魏会从长安、陇右两个军事据点对付汉中北上的蜀汉军，只有先夺取陇右，切断魏军右臂，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再东进向长安推进，方无后顾之忧。
占领关中是夺取天下的第一步。历史老人不断地、反复地讲述着这个故事。
诸葛亮以前，周朝的先祖古公带领部落离开豳（今陕西旬邑西南）而至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下，开创了西周的事业。以后，文王又自岐下徙都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武王又将国都迁往镐邑（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以此为基地终于灭掉了东方的殷商。
秦朝的先人也起家于关中。秦襄公在西周末送周平王东迁，被赐以岐山以西之地，于是始建国，与诸侯行通使聘享之礼。相传在秦文公时，在岐地陈仓县有一个人捕得一头野兽，像猪又不是猪，谁也叫不上它的名字。捕兽人以为是个稀罕之物，牵着准备献给秦文公。在半路碰见两个童子，他们告诉捕兽人说：“这头兽名叫娟，生活在地下，以吃死人脑为生。”捕兽人听说，觉得这是个不祥之物，想把它杀死。不料这头名叫娟的动物开口说话了，它说：“请你不要杀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两个童子也非人，他们的名字叫陈宝。若得其中的雄者便可称王，得其中雌者便可称霸。”捕兽人听了，立刻放掉娟，前去追逐二童子。二童子见有人追来，变化为雉，飞上陈仓北阪。这个神话传说，意在告诉人们，陕西关中是块王霸之地。后来，秦王赢政果然从关中起家，出关灭掉山东六国，统一了中国。
西汉高祖刘邦，一开始被项羽封闭在汉中，后来，他重用大军事家韩信，采用他的谋略，秘密出陈仓道，消灭了项羽设在关中的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把汉中同关中联为一体，最后出兵关中，从项羽手中夺得关东，统一了天下。
这一幕幕的历史活剧，给人留下这么个印象：似乎关中是一块龙腾云兴的宝地。
难怪古人说关中是河盘关锁的祖龙所居之地。
我们并不相信关中是王霸之乡、龙腾宝地的神话。我们也不迷信关中战胜关东的必然性。面对一次次关中战胜关东的历史事实，我们只能说，每一次关中取胜，都有它内在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具体条件，离开这些条件，关中的祖龙是腾飞不了的。
同时我们也想说，据有关中也确实有它的优势：它有等待时机的有利条件，若东出的时机不成熟，可以关河为阻，闭关待时；它有不失时机的有利条件，它离关东很近，可以密切注视关东形势的变化，及时掌握对方的各种信息；它有支持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关陇地区经过长时期的开发，至三国时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关中渭水流域素为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即使闭关自守，也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它据有进击中原的地理条件，从关中人中原，几乎没有什么天险，潼关天险对中原西进是个屏障，对关中东进却是个可随时开启的大门。
诸葛亮是不迷信关中必胜的，否则，他不会一开始就坚持必须从关中和荆襄两路夹击中原。然而，诸葛亮是重视关中的作用的，否则，他不会坚持一次又一次地北伐以夺取关陇。
诸葛亮百折不挠，出兵不止于关陇，因为这里寄托着他兴复汉室成功的希望。如果不能取得陇右，进而占领关中，还谈什么北定中原！
第三，诸葛亮北伐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能否与孙吴一起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曹魏的态势。
在《“隆中对”战略的修正》一节中我们曾经说过，诸葛亮对“隆中对”战略进行调整以后，建立起新的攻击曹魏的钳形，一只钳臂是蜀汉自己，另一只钳臂是盟友孙吴。这种钳形的建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蜀汉和孙吴都是弱国，他们只有相互支持才能生存，如果有一个被曹魏吃掉，另一个也立即会危如垒卵。在这个意义上说，曹魏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我们还曾说过，孙吴这支钳臂与蜀汉配合的程度，取决于联盟的密切程度，取决于蜀汉国力强盛的程度，取决于蜀汉北伐的力度。
蜀汉与孙吴建立联盟的诚意是无可怀疑的。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曾一次次把最优秀的人才派往孙吴充当使节；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放弃了与孙吴对荆州的争夺；为了与孙吴加强联盟，诸葛亮甚至力排众议，对孙权称帝采取承认和容忍的态度。
正因为有了密切的吴蜀联盟，孙吴对与蜀汉配合攻伐曹魏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邓芝出使孙吴，孙权与他讨论灭曹魏以后，两国的关系应如何处。这件事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作了口头承诺。
陈震出使孙吴，祝贺孙权称帝，孙权与之登坛立誓，划分了灭曹魏后各自的州郡。这件事可以看作孙吴对配合蜀汉伐魏已经作了条约上的承诺。
孙吴对蜀汉北伐曹魏的配合，不仅有口头上和条约上的承诺，而且还有行动上的表现。
早在诸葛亮积极准备北伐的建兴四年（226），孙吴就开始了对曹魏的进攻。孙权亲率五万大军攻打曹魏江夏郡，同时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派别将进攻寻阳。这次战役详见于《首战受挫》一节。
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孙权又在石亭战役中设计大败曹休，斩杀和俘虏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以及大量军资器械。若不是贾逵轻军兼程及时增援，曹休军有可能全军覆没。此次战役详见于《三载征战》一节。
建兴八年，在曹魏向汉中大举进兵遇阻撤军后不久，孙吴在东线又向曹魏发起了进攻，孙权扬言要进攻合肥，曹魏征东将军满宠忙上表，请求将兖州、豫州的州兵集结于合肥，抵御孙权。孙权见曹军已经集结，便虚晃一枪，立即退兵。孙权这次退兵乃是假退，他企图用退兵的假像使敌人戒备放松，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曹魏果然上当，魏明帝听说吴军退去，便下诏让兖、豫州兵各自撤回。只有满宠识破了孙权的谋略，他上表给魏明帝说：“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十多天以后，孙权果然带兵杀回，见曹兵有了准备，才真正撤回。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粮运不继退兵，不久，孙权又令将军孙布到曹魏扬州诈降。孙布给曹魏扬州刺史王凌写信表示归降曹魏之意，并说：“因路途太远，率军前来投明恐有不便，望刺史派兵来接。”王凌把孙布降书送给满宠，要求派兵前去迎接。满宠以为这是东吴的诈降之计，不派兵卒，只是给孙布一封回信说：“知将军欲去邪归正，避祸就顺，离暴归道，甚为赞许。本想派兵相迎，然又以为若派兵少不足以相卫，若派兵多恐为孙权所觉。且容我密谋成将军本志之计，采取适当对策。”正巧，满宠接到诏旨，令其回朝议事。满宠怕自己走后王凌擅自出兵，便对留府长史说：“若王凌欲往迎孙布，勿与之兵。”果然，王凌索兵不成，便派自己的一个督将率步骑七百人往迎孙布，结果被孙布消灭了一多半。
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又进行第五次北伐。为配合诸葛亮北伐，孙权也出兵大举攻魏，这次出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陆逊、诸葛瑾率领，约万余人，由江夏、夏口进攻襄阳。东路军由孙韶、张承率领，约万余人，进攻广陵之淮阴（治今江苏淮阴西南）。孙权亲率十万大军为中路，进攻合肥新城，以吸引魏国援军，围点打援。曹魏征东将军满宠果然欲率兵救援合肥新城，将军田豫劝阻说：“吴国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绝非只图小利，他是想借围攻新城，调动我大军前去增援。不要理他，让他去攻，以挫其锐气。围攻新城久不拔，吴军必疲怠，乘其疲怠以击之，可以取胜。如果孙权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必不攻城。如果我们去增援新城，必中其计。”
这时，曹魏的东方吏士正在轮流休假。满宠建议召集中军兵和休假将士，集结兵力对抗吴军。又提议让出合肥新城，将东吴军引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再歼之。对于后一个建议，魏明帝没有同意，他命合肥城中将士坚守待援，并采用刘劭的建议，以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为先遣部队，张扬声势，援救合肥。到合肥后，疏散队形，大张旗鼓，曜兵城下，并到吴军背后，作出欲断其归路及粮道之势。七月，魏明帝在安排好西部事务后，亲率水军乘船东征，与孙吴军决战。孙权不愿决战，便与东路孙韶军一起退兵。
孙权退兵后，派陆逊的亲信韩扁给陆逊送信，要其退兵。不料韩扁行至汉水为曹魏军所捕。诸葛瑾闻之甚惧，马上给陆逊写信，说：“圣驾已还，韩扁被捕。敌已知我底细，况汉水枯水季将至，当急退兵。”但陆逊仍无退意，命令士兵种菜种豆，自己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诸葛谨知道陆逊这样做自有其道理，果然，陆逊对诸葛瑾说：
敌已知圣驾返回，已无东顾之忧，得专力对付吾等。且敌已扼守要害之处，我军心不安，当以镇定之态以安之，然后施以变术退兵。若今急退，敌便知吾恐怖，若来相逼，必败之势也。
当下，陆逊与诸葛瑾秘密议定，让诸葛瑾督率战船待机，自己则率兵马直攻襄阳。魏军一向惧怕陆逊，立即收兵进城。诸葛瑾便指挥部队将船引出，陆逊从容整军，步行上船，安然而退。后退途中，又对曹魏江夏南新（治今湖北京山东北）、安陆（治今湖北云梦）、石阳（治今湖北汉川西北）等县发动袭击，斩获近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