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该不该杀马谡等人，在蜀汉政权内引起分歧。据史书记载，马谡死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当然，并不是所有流泪者都觉得马谡不该杀，有的是被马谡临终态度所感动，有的是为马谡之死感到痛惜。诸葛亮也哭了，然而他并非认为马谡不该杀，这说明所有垂涕者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也确实有认为马谡不该杀的。蒋琬后来到汉中，对诸葛亮说：“春秋时，楚成王杀死大将得臣，他的敌人晋文公听说后就非常高兴。天下未定而戮计智之士，岂不惜乎！”不但当时有人想不通，一百多年之后，晋人习凿齿在评论这件事时也是对诸葛亮持批评态度。他说：
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习凿齿对诸葛亮是很佩服的，所以他对诸葛亮的批评不是要贬低他。习凿齿和蒋琬一样，都认为蜀国是弱小之国，在与强魏对抗之际，不该杀戮人才。
诸葛亮杀马谡也有他的道理。当蒋琬认为马谡不该杀时，诸葛亮流着泪对蒋琬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诸葛亮杀掉马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清人何焯所说的：
魏延、吴壹辈皆蜀之宿将，亮不用为先锋而违众用谡，其心已不乐矣。今谡败而不诛，则此辈必益哓哓，而后来者将有以借口，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
诸葛亮杀掉马谡，固然能使心中不平者心理平衡，但对那些不赞成杀马谡的人将怎么办呢？他对蒋琬的解释能不能使蒋琬心服尚且不论，即使他说服了蒋琬，能将所有不赞成者一一说服吗？
不杀马谡则一些人心中不平，诛杀马谡则一些人心中不解，总之要想两全是很难的。
第二，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统治集团中产生一种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对后主刘禅产生影响，使他产生厌恶对魏作战，不求进取，但求苟安的情绪。这使得诸葛亮在第二次北伐之前，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批驳这种消极情绪，劝说后主振奋精神。这点在下一节还要详述。
第三，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今后的北伐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第一次北伐，是蜀汉旗开得胜的最好时机。春秋时曹刿曾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蜀军南征得胜，士气正旺，而曹魏方面对蜀汉的出击毫无准备。曹魏方面的史籍记载：“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猝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就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本该取得预期的效果，不料却希望落空，反而给曹魏敲响了警钟。《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记载：“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围陈仓，已而有备不能克。”这说明曹魏对蜀的进攻已开始戒备。魏国本来强大，再加上有所戒备，更增加了蜀汉取胜的难度。
第一次北伐失败了。诸葛亮退回了汉中。
同样是退，有着正常退却和胆怯退缩的区别。退缩意味着畏惧，而退却则含有再次出击的内容。退缩不是诸葛亮的性格，这次后退是为了在有利的时机再进。
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也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当年的八月，东线孙吴却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与曹魏的战斗中打了一场大胜仗。
吴魏之战发生在八月，但实际这场战斗在五月就开始酝酿了。
太和二年五月，镇守扬州（治今安徽寿春）的曹魏大司马曹休听到一个消息：孙吴的鄱阳太守周鲂打算投降曹魏。这消息使得曹休异常兴奋。作为抗吴前线的一个将领，周鲂的投降可以使他得到获取孙吴土地和人口的机会，可以立下令人称羡的战功。
曹休需要立功，身为辅政大臣，自从被明帝派到淮南前后，至今寸功未立。曹休急于立功，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他一贯看不起曹真，他常想：曹真算什么！他根本不是我们曹家的正宗！只不过是太祖收养了他，文帝与他关系很好，所以才有比自己高的地位。然而，正是这个曹真，前不久在关中打败了前来进攻的蜀汉军队，为朝廷立了大功。自己若不立功，怎能显得比曹真高明，又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人家！
然而，曹休毕竟不是容易受骗的白痴，单凭别人一说，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不久，周鲂投降曹魏的消息就变成了事实。周鲂的亲信董岑、邵南来到曹休帐下投降，并带来了周鲂的亲笔信，信中说：“周鲂久闻大司马英名，有幸成为您辖区内的一员。现终有机会得遂平生之愿，不胜翘首企盼，万里托命。谨遣亲信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变故由来，当别纸奏明。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接着，曹休又接连收到了周鲂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密信，在这些密信中周鲂不仅表达了降魏的款诚，而且还报告了许多吴国的军情。周鲂建议曹休乘孙吴长江防线空虚之际，出兵经皖县南插江边，周鲂则在长江南岸的历口举兵响应，并请求曹休能给他将军、侯爵的印章各五十方，中郎将的印章一百方，校尉、都尉的印章各二百方，由他分赐给各位首领，可见周鲂军中许多军官也已经决定和周鲂一起投降了。
这些投降密信，不但态度诚恳，而且还把孙吴的军事部署，军队动向告诉了曹休，并制定了里应外合的计划。这就使曹休对周鲂的态度由怀疑到信疑参半，进而到完全相信。特别是当他听说孙权派人去谴责周鲂，周鲂把头发剪掉以谢其罪的消息时，对周鲂的投降诚意更加深信不疑了。
曹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是孙吴方面刻意安排的。
吴主孙权对待部将尤其是守边部将是比较宽容的。尤其是将军翟丹叛吴降魏的事件发生后，孙权怕诸将畏罪逃亡，特下一道诏令说：“自今诸将有三条重罪时，才可议治其罪。”孙权对诸将如此宽容，对待像周鲂这样的重要将领怎会如此严苛呢？
这一切都是在做戏。从一开始，孙权并没想让周鲂出面演这场假戏，只想让周鲂给他秘密寻找一个在曹魏那边有一定知名度的山中旧族名帅扮演这场戏的主角。倒是周鲂认为：民帅位低人轻，不足以取得曹休信任。他主动要求出面骗取曹休。
曹休果然上当。他与周鲂约定了日期，便率领步骑十万，渡过淮河，进入皖县（治今安徽潜山）。但是，哪里看得见周鲂前来迎接的一兵一卒？曹休这才知道上了当。他本当迅速退兵，但一来急于立功，二来自恃兵马精多，曹休竟然决定即使没有周鲂内应也要与吴军开战。吴军方面巴不得曹休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陆逊亲自统军为中部，令朱桓为左翼，全琮为右翼，向曹休发起了进攻。周鲂也合军随陆逊横截曹军。曹军大败，向后退却，在石亭又受吴军重创。这一仗，曹军损失兵将一万多人，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丧失略尽。
东线孙吴大胜曹军的消息传到蜀汉，使诸葛亮大为振奋。他敏锐地感到，再次北伐的机会来了。但是，诸葛亮这次发动北伐，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有人认为，蜀兵经历了北伐第一次失败，士兵们还未摆脱失败梦魇，此时出兵，断难取胜。
有人认为，蜀地四面险固，易守难攻，应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守险自保，等到力量强大了再兴兵伐魏也不迟。
更有甚者，有人不断向刘禅灌输战则必败的消极情绪。他们说，就连丞相这样的奇才都不能战胜曹军，看来北进是希望不大了。不如与曹魏相安无事，他做他的魏国皇帝，您做您的蜀汉天子。
尽管宫中有费祎、董允等人辅佐，但他们也无法阻住悲观情绪和不求进取的平庸之论对刘禅的影响，因为第一次北伐毕竟是在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的。刘禅甚至向诸葛亮发出这样的疑问：再次北伐，定能取胜否？
刘禅的这种态度，不由得使诸葛亮感慨万千，想当初，他在隆中草庐为刘备规划三分大势时，尽管还只是一个口头规划，竟得到了刘备的膺服首肯。几十年后，尽管这个规划的本身缺陷导致了蜀汉事业的挫折，但他仍对此规划的合理性深信不疑。如今，经过失败和挫折的磨砺，使这个规划日臻完善合理时，刘禅竟对北进关陇、建立关陇根据地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
他不由得又想起刘备来，要是先主活着该多好！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修正过的新战略规划。一想到刘备，诸葛亮又想到他的临终重托，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这重托，为了刘备未竟的事业，诸葛亮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刘禅摆脱悲观情绪和无所作为思想的困扰，使他成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有力支持者。
于是，诸葛亮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这就是着名的《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鸟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以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责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后而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表中列举的六个不解，披露了当时蜀汉政权内一部人悲观、消极的情绪及其对刘禅的影响，指出了北伐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严峻形势。
对于诸葛亮的这个表文，一些人怀疑它不是诸葛亮的手笔，是后人以诸葛亮的名义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情绪反差太大，前者低沉，后者高昂，前后判若两人。第二，据《三国志·赵云传》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229），而《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里面就说赵云已卒，可见伪造诸葛亮表的人连赵云卒于何年都未搞清楚。
其实，这两条理由不能作为《后出师表》一定就是后人伪作的根据。诚然，前、后《出师表》所反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及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一事实，就会理解这种变化。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确实流露出对北伐前途的忧心，但这是出于对一些人的消极悲观、不思进取对北伐的消极影响的担忧。经过第一次出师不利，诸葛亮对敌人的强大、北伐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但他对北伐从未丧失信心，从未打算放弃。“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正表现了他对北伐的坚定性。
至于《后出师表》所说赵云之死时间与《三国志》所载不合，以此说明《后出师表》为后人伪作只是一种可能性。除这种可能性之外，尚有其他的可能性，如《三国志》记赵云卒年可能有误，后人在传抄《后出师表》时，可能把名字抄错，如表中李服即为王服之误。前面关于《后出师表》的真伪，我们已经注明，唐长孺先生所作肯定性的结论，甚有理据。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在江东孙吴曾广为流传。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任孙吴督中外诸军事时，曾多次北伐曹魏。诸大臣多次谏止，甚至有人固争。诸葛恪曾着论“谕众”，论中曾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家叔父”指诸葛亮，“与贼争竞之计”的表章显然是指《后出师表》，因为《前出师表》主要是安排北伐以后的国事，《后出师表》才含“与贼争竞”的内容。
诸葛恪见过《后出师表》，孙吴史学家张俨所着《默记》和晋代史学家习凿齿所着《汉晋春秋》都收录此表，司马光所着《资治通鉴》对此表也全文照录，可见此表不虚。
《后出师表》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悲观、消极的思想，以深沉的基调向蜀汉君臣敲响了警钟：不积极进取，只能坐以待毙，只能葬送蜀汉的前途，葬送先帝扫除汉贼、兴复汉室的大业。
经过一番动荡，蜀汉君臣的思想再一次统一到《后出师表》的基础上来。
就在第一次北伐失利当年的冬十二月，诸葛亮再一次统兵北伐曹魏。这次北伐，诸葛亮没有走祁山老路，而是经故道，出散关，直逼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诸葛亮选择这条路，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曹休在东部战线大败，张邰被调往东部支援，关中力量虚弱。而陈仓在关中西端，占据陈仓，东可进兵关中，西可进逼陇右，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第二，当时正值十二月隆冬，如果出祁山，一来离关中较远，二来河道结冰，漕运不畅。
在军事上克敌制胜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是避实就虚，一是出其不意。诸葛亮此次进兵，战略方向指向虚弱的关中，符合乘虚而人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局部，却碰到了曹魏的实处。当时曹真认为，蜀国在祁山受挫，再进攻可能会从陈仓突破。所以，他派了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在诸葛亮军到来之前，郝、王二将已把陈仓城修筑得铜墙铁壁一般了。魏将郝昭，字伯道，山西太原人。史载他为人雄壮，从少年时便入曹军为部曲督，多次立有战功，被提为杂号将军，是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将。
诸葛亮此次所要进攻的，是坚城、宿将、有准备之敌，这更增加了取胜的难度。
为了避免攻坚所带来的伤亡，开始，诸葛亮试图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一面把陈仓城围个风雨不透，给城内一个下马威；另一方面又派郝昭的老乡靳详在城外喊话，劝郝昭投降。
但劝降郝昭最终没有成功，和平手段取陈仓是没有希望了。诸葛亮一声令下，陈仓攻城战开始了！
蜀军士兵冒着石矢，把云梯立在城墙上，沿着云梯攀援；郝昭便命曹军用火箭射燃云梯，云梯起火，蜀军士兵不被摔死便被烧伤。
蜀军又开来冲车。冲车是一种攻城器具，它坚硬而且质量大，冲撞力强。它那强大的撞击力能把城墙撞开一个窟窿。郝昭便命士兵用粗绳子拴住石磨盘，瞄准冲车往下砸，把蜀军的冲车砸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