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规划了建立霸业的战略和政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建立霸业的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王道治天下，这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层次。三代以下，霸道渐兴，其特点是注重实力、武力、权力。诸葛亮之所以提出要建立霸业，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瓦解的时代，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代，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能取得局部统一，在政治上具有权力，军事上具有武力，‘经济上具有实力，就是实现了霸业。曹操起家最早，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兴屯田以实军资，军事上拥有雄兵数十万，可谓早就成就了霸业。孙权已历江东三世，政治上已根深蒂固，经济上“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军事上“兵精粮多，将士用命”，“异人辐辏，猛士如林”，也可谓霸业已成。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要成就霸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的政略和策略。“隆中对”对此是这样规划的：跨有荆、益，利用荆州、益州的人力、物力建立雄厚的经济军事基础。安抚荆州、益州南方的少数民族，稳定南中，开发南方，同时内修政理，建立稳固的统治。对外与孙权结好，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拒曹操。可以说，这是刘备建立霸业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的策略。
第四，提出了“兴复汉室”的长远任务。前面我们曾说过，诸葛亮的“兴复汉室”，不是要兴复桓、灵之世的汉室，而是要兴复光武帝时期那样强大、统一、安定的兴盛之世。兴复汉室最实质的内容是恢复统一，所以，兴复汉室既是号召天下的口号，也是诸葛亮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因为它是个长远目标，所以诸葛亮在谈到这点时并未详细规划，他只是说待“天下有变”，从荆州、关中两路出兵夹击中原，灭掉曹魏。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诸葛亮也不可能说得很具体。况且，即使是真的两路夹击中原成功，也还有与孙吴的关系问题，再下一步如何谋求全国统一，更是难以具体预见。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英明的君主，这些君主手下有更多的谋臣智士，或君主向臣下问策，或臣下主动献计，便产生了数不清的策论文章。在这数不清的策论文章中，像“隆中对”这样的文采飞扬、结构规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具有深刻预见性的佳作，却寥若晨星。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
“隆中对”是古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预见性。
关心未来是人们普遍的心理，尤其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展前景如何？未来命运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汉末三国时，人们尤喜爱预测未来。官渡之战前，袁绍临出征前，他手下的谋臣沮授就把宗族之人召在一起，把自己的资财积蓄分给他们说：“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宗人不明白沮授为何如此伤感，有人就说：“曹公兵马不敌，君何惧焉！”沮授却说：“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指公孙瓒），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沮授在袁强曹弱的情况下，却预见到了袁绍的破败，比起他的宗人来，可谓有预见性。颍川人荀彧，在董卓之乱时辞官回乡，对家乡父老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里人多恋家怀土，对荀彧的预见半信半疑。正巧，颍川人韩馥作了冀州刺史，急需人才，派人前来请荀彧。而家乡的族人由于怀土，也不相信荀彧的预见，许多人都没随荀彧走，错过了逃离灾祸的机会。后来，董卓派部将李傕等人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荀彧与那些未走的乡人相比，可谓有先见之明。
毫无疑问，沮授、荀彧都是那个时代的智者，他们预见的准确证明了他们的眼光。但沮授所预见，是官渡之战袁绍的败局；荀彧所预见，是家乡要遭兵乱的前途。比起诸葛亮对天下三分的预见，他们所说之事要小得多。从袁绍出兵到官渡失败，时间不到一年；从董卓进京到董卓身亡，也就三年多。而从诸葛亮“隆中对”的提出，到刘备建立蜀汉，天下三分定局，这中间经历了十多年。也就是说，沮授、荀彧所预见的是一二年之内的事，而“隆中对”所预见的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天下大势的发展基本上按“隆中对”所预见的趋势进行。“隆中对”所预见之事之大，预见时间之长，预见结果之准，在当时的确找不出第二个。
第二，科学性。
我们说“隆中对”的科学性，主要也是说它对天下大势预见的科学性。何谓科学？科学就是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实事求是。衡量一个预见是否科学，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预见的结果要与事实发展的结果吻合，即人们通常说的“准”。另一个是提出预见的根据是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是令人信服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所预见的事物与事实发展结果不符，即使把预见的依据说得天花乱坠，也谈不上科学性。如果所预见结果虽准，但没有客观依据，或依据不令人信服，就难免有“瞎猫碰死耗子”之嫌。像这样不科学的预见在古籍记载中也很多。
三国末期，曹魏大将邓艾受命征伐蜀汉。他梦见自己坐在山上，山上还有流水。梦醒之后便把此梦告诉殄虏护军爰邵。爰邵说：“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爰邵的预见是很准的，邓艾征蜀，一直打到成都，刘禅亲率众臣面缚舆榇诣军投降。邓艾果然建立灭蜀大功。但另一将领钟会密告邓艾图谋叛乱，结果魏帝下诏将邓艾逮捕，用囚车押回京城，在半路被杀死。但爰邵预见这个结果的根据是邓艾的一个梦和《周易》卦辞。爰邵的理论是：《周易》中《蹇卦》的卦形是？瘙椘，下面三爻？瘙楁是单卦《艮》，代表山，上面三爻？瘙椾是单卦《坎》，代表水。邓艾梦见山上有水，正合《蹇卦》。而《蹇卦》卦词是利在西南，往而有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邓艾征蜀，是往西南方向走，征蜀毕回军，是向东北方向走，所以爰邵预见邓艾征蜀是往而有功，归不生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邓艾之死，因为历史记载得那样明明白白。但我们有理由怀疑爰邵的理论甚至这件事的本身。因为《周易》卦词、邓艾之梦与邓艾之死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爰邵预见邓艾之死这件事，是不是人们根据邓艾之死附会的呢？
“隆中对”的预见也很“准”。诸葛亮预见天下将要分成三极，预见到刘备要成为三极之一。果然，刘备从一个兵只有几千，地没有一块的客居荆州之人发展起来了，先在赤壁与孙吴联手把曹操打败，使三分具有雏形。接着又据有荆州，向益州发展，最后建立蜀汉，使三分定局。这一切都是按照“隆中对”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变为现实的。“隆中对”预见的实现，当然和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隆中对”借以预见的依据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知道，个人的努力具有主观色彩，个人努力只有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隆中对”预见天下三分，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曹操、孙权是当时天下的两强，曹操拥数十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天时；孙权立国三世，据江东之险，占有地利。二者一时谁也吃不掉谁。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毫无疑问，曹操是当时天下的最强者，孙吴想灭掉他是不可能的。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是曹操，但统一天下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当曹操一点一点地将黄河流域基本统一，欲向南发展时，孙吴已经历三世而称强于江东了。史书上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与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八年，已是“隆中对”提出后的第六年，孙、曹谁也吞并不了谁的形势依然如此。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诸葛亮进一步认为：两强对峙，也有他们一时无法顾及的地方，这就是荆、益二州。两强各占天时、地利，也有他们未占的条件，即人和。而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恰恰占了人和。因此，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隆中对”关于天下三分的预见是准确的，其预见所凭的依据，乃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隆中对”的预见性是有科学根据的。
第三，系统性。
“隆中对”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它是一个需要实践的、可操作的战略计划。建安十二年，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劈头就提出一个严峻问题：“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力量弱小、屡遭失败的刘备，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已握朝廷权柄的曹操？这的确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更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
“隆中对”就是回答刘备这个问题的。“隆中对”就是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计划。
总的看来，申明大义、兴复汉室、实现统一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三个子系统：如何对待曹操，如何对待孙吴，如何对待自己。“隆中对”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这几个系统展开的。
对曹操，“隆中对”始终将他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隆中对”的提出，一开始就是以反对“奸臣窃命”为前提的，这个“窃命”的“奸臣”，就是指曹操。诸葛亮提出不可与曹操争锋，不是不反对他，而是说在自己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不要与他硬拼，首先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在“隆中对”的最后，诸葛亮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让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目标还是指向曹操。
对孙吴则不可与之为敌，而是要把他作为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在这三百多字的策论中，诸葛亮曾两次说到孙吴“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外结好孙权”，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对自己，就是要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其能与曹操抗衡。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呢？先要据有荆州使自己有立足点，再进一步占领益州以使脚跟稳固，然后与荆、益地区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在统治区内实行开明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发展生产，使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
总之，“隆中对”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任务；既有战略规划，又有实施步骤；既有内政外交，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计划。
第四，策略性。
战略和策略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战略是目标，策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隆中对”这个整体战略计划中，处处体现着策略：“兴复汉室”是战略目标，也是号召天下，争取人心的政治策略。暂时不与曹操争锋，不与孙吴为敌，进攻目标指向荆州、益州，体现着避实就虚的策略。外结好孙吴，建立孙刘联盟，体现着联弱抗强的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体现着稳定后方专力对敌的策略。内修政理，体现着自强自立以抗衡强曹的策略。跨有荆、益，体现着钳形夹攻中原的策略。
第五，思想性。
“隆中对”有一个熠熠生辉的思想，就是注重“人谋”，积极进取。刘备见到诸葛亮以前，事业上屡受挫折。他初失意于安喜县，又受挤于平原县，复失徐州于吕布，再败兵于曹操，落得个一事无成，寄人篱下。他见到诸葛亮后所说的那番话，既表示自己寻求成功的急切，又流露出几分对至今功业未成的无奈。
然而诸葛亮却不这么看。他在“隆中对”一开始就以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为例子，说明“人谋”的重要性。曹操出身宦官，袁绍世代公卿；曹操将少粮缺，袁绍兵多粮足。但曹操最终能打败袁绍，以弱胜强，就是因为曹操足智多谋，善于捕捉战机，坚毅果敢，发挥“人谋”的作用。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分析了刘备可以发挥“人谋”作用的有利因素：第一是“帝室之胄”，汉室的后代兴复汉室名正言顺，号召力强。第二是“信义着于四海”，比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要好得多。第三是“思贤若渴”，这样就会延揽天下英才共成霸业。诸葛亮的这些分析，不仅对逆境中的刘备是个极大的鼓舞，也表现出诸葛亮注重“人谋”，谋求变弱为强，要从失败中崛起，最终战胜强曹的积极进取精神。
以上五个特点表明，“隆中对”是表现诸葛亮见识、谋略、智慧、毅力、风范的不朽杰作。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隆中对”也有其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跨有荆、益”的计划。
自从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后，这个局面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先是孙吴索要荆州，接着发生了孙吴出兵荆州南三郡之事，刘备、孙权剑拔弩张。虽然刘备作出了重大让步，使荆州危机暂时缓解，但到建安二十四年，荆州便落到孙吴之手。蜀汉“跨有荆、益”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五年便宣告破产。
正如三分天下的实现证明“隆中对”思想中所包含的科学性一样，“跨有荆、益”的失败也说明了“隆中对”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跨有荆、益”的不合理因素在什么地方？
从地理形势上看，荆州和益州的联系远不如荆州和扬州那样紧密。益州处于长江上游，荆州处于长江中游，扬州处于长江下游，表面上看，长江像条玉带，连起了益、荆、扬三颗明珠。但实际上，益州是处在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上，荆州、扬州则处在第三阶梯上。益州四塞险固，山峦屏障，它的西面是邛崃山、大雪山，南面有大娄山、乌蒙山，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东面耸立着巫山。四面的山犹如高耸入云的围墙，把四川盆地环抱起来，在古代交通不便时隔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而荆州与扬州同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之上，两地之间没有天然屏障相隔，一条长江，把两州天然地联在一起。
《隋书·地理志》说，荆州的“风俗物产，颇同扬州”。这说明，由于荆州与扬州之间密切的地理关系，二州形成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对两个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交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