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地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干部曲的权力，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又如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着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
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五十九人，其中北方籍二十五人，南方籍三十四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异人辐辏，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蜀国的情况。
刘备进入成都后，法正曾对诸葛亮说：“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法正在这里，提出一个“客主”概念。刘备是被刘璋请人益州，后来反客为主的。刘备占领益州前，刘璋及其旧属是益州的主人，刘备占领益州，反客为主，但由于刘璋属下大部分人的加人，刘备集团的主客区分依然存在。为了使两部分人团结协调起来，刘备、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在《互相关联的三步棋》一节中，我们曾讲过诸葛亮在马超、刘巴、董和等人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除此三人外，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刘备集团为协调客主关系所做的努力。
第一件事是启用许靖。许靖字文休，是汝南平舆（治今河南平舆西北）人。许靖与堂弟许劭“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因而很多人都希望通过他的品评，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可见汉末许靖在北方士人中影响之大。董卓之乱后，许靖避乱于扬州，依附会稽太守王朗。孙策进兵江东，许靖又逃到交州，后又应刘璋之招进入益州，被任为巴郡、广汉太守等职。荆州大学者宋忠听说许靖到了益州，写信给蜀郡太守王商说：“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可见许靖在当时的声望之高。建安十九年，刘备围困成都，当时许靖任蜀郡太守，曾谋划出城投降，由于机密泄露，谋划未遂。刘璋因为危亡在即，也宽容了他。刘备占领益州后，因为许靖对主不忠，不想任用他。法正对刘备说：“当然，许靖是那种获得虚名而没有实际才德的人。但是，主公现在刚开始创建大业，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向天下人说明为什么不启用许靖。而许靖的虚名，早已在各地传播，如果对他不礼貌优待，天下的人会因此认为主公不尊重贤才。所以，您应当对他表示敬重，这就像从前燕昭王善待郭隗而得天下贤人的心一样啊。”刘备认为法正说得很有道理，便让许靖任左将军长史、太傅、司徒等职，诸葛亮等人也“皆为之拜”。许靖不但是名士，又早入益州依附刘璋，显然属于法正所说的“主”的范围。重用许靖，就能在刘璋旧部中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件事是刘备娶吴氏为妻。吴氏是吴壹的妹妹。吴壹是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其父与刘焉有旧交，因此，在刘焉入蜀时，吴氏举家跟随。后来，吴壹的妹妹嫁给了刘焉的儿子刘瑁为妻。不料刘瑁早逝，吴氏长期寡居。刘备进入益州后，孙夫人离开他返回东吴，群下多劝刘备聘娶吴氏。刘备娶寡居的吴氏，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家室问题，更对协调新占益州后的“客主”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这件事，刘备的心情是复杂的，从政治角度看，刘备显然愿意成就这门亲事，但从礼法角度，刘备又对这门亲事心存顾虑。吴氏是刘焉的儿媳，自己与刘焉又是同宗，娶宗族中的寡妻，别人将会怎么说呢？
法正看出了刘备的心思，便对他说：“主公知道春秋时的子圉吧？”“是晋文公的侄子子圉吗？”刘备问道。“正是他。”法正说：“他在秦国作人质时娶秦国女人为妻。后来他自己回到晋国，秦国又把他的妻子嫁给晋文公。晋文公与子圉是叔侄，尚且娶了他的妻子，您与刘瑁的关系，近得过晋文公与子圉吗？”一番话说得刘备消除了顾虑，便娶了吴氏为夫人。对于这件事，晋代史学家习凿齿颇有看法，他说：
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
习凿齿显然忽视了刘备与吴氏婚姻的政治因素，当时刘备为益州新主人，与以前的旧主人搞好关系，协调一致，是关系到刘备集团能否在益州立足生存发展的大问题。联系到吴氏在益州的根基，不难看出刘备与吴氏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协调“客主”关系的政治目的的，怎能说是“无权事之逼呢？”
由于刘备集团的种种努力，蜀汉政权的政治面貌也有一番新气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竟劝。
诸葛亮又以“严刑峻法”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使得刘备集团不仅能初步取得益州士人和外来势力的拥护，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朝气蓬勃的。
但是，蜀国毕竟立国不久，从刘备取益州算起，到伐吴只有八年；从取汉中算起也只有三年多，与东吴三世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显然相差甚远。由于蜀汉立国短暂，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来不及彻底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开始解决，比如“南中”的少数民族问题等。这样，蜀汉政权的统治根基不如孙吴稳固。
再看经济方面。
孙权曾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这句话反映了孙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建安八年，陆逊二十一岁时出任孙权海昌县（治今浙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可见在孙权统治初期，吴国就已有民屯。孙吴前期，颇能注意人民的疾苦。孙策时，“军士奉令，不敢掳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鲁肃“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建安二十四年大疫，孙权下令尽免荆州百姓租税。这些作法都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
孙吴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手工业也有很大进展。冶铁方面，吴国在有铁的郡县都设置冶令或冶丞，管理冶铁生产。《太平御览》卷四一五引《纪闻》讲了这样一个传说：孙吴宣城郡青阳县（治今安徽青阳）有梅根冶所。那里有个孝女李娥庙，其周围林木秀茂，周围十里，土人不敢樵采，敬而事之。据说李娥的父亲在孙权时为铁官，为吴国铸造兵器。有一次，炉里的铁水怎么也流不出来，“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没人其家”，而李娥父所损耗的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十五岁的李娥十分痛心，一头扎进炉中。只见铁水沸涌溢出炉口，只有李娥的鞋浮出，而其身却已溶化。铁水流成沟渠，“泉注二十里，人于江水，其所收金几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仍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这个传说，反映出宣城一带不仅有冶炼场，还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神，可见冶铁业之发达。宣城以外，都城建邺、武昌等地也有冶铁场所的记载。孙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据史书记载，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孙权之所以命名这艘大船为“长安”，可能与另一艘破败的大船有关。孙权曾在武昌造过一艘名为“大舡”的大船，能容战士三千人。孙权曾与群臣一起在江中试乘此船，“值风起，至樊口十里余便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也”。吴国能在武昌一地接连造出容纳三千人的大船，可见其造船业的水平。此外，孙吴的制瓷业、制盐业、纺织业也见于史书记载。
蜀汉方面，刘备、诸葛亮等人也对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刘备占领益州后，有的人提出把成都城中的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他认为“益州人民，初罹兵革”，需要休养生息，应将田宅及荒地归还百姓，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赵云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刘备的支持和采纳。诸葛亮也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蜀国的赋调是较轻的。诸葛亮出祁山北伐，“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万户出租五百石，每户出租五升，这在当时三国中是较轻的。这还是蜀国后期的情况，在蜀国初建草创时，百姓的赋税负担更不会重。
除注重农业生产外，刘备初占益州时，还采用其他一些措施恢复经济。当时刘备的财政紧张，军用不足，便采用刘巴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在手工业方面，刘备集团也设置了专门负责机构。如制盐业，刘备取益州之后，“置盐府较尉，较盐铁之利”。盐府，即专门管理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机构，司盐校尉即盐府的长官。刘备曾以刘璋的旧部王连任司盐校尉。王连是盐府长官中颇有成绩者，他任职以后，“利人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真是国财、人才双丰收。再如冶铁业，刘备取益州后，还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郡成都人张裔曾任此职。在益州各地，有许多冶铁场所。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蜀主刘备，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备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二与张飞、关羽，一与赵云。”可见金牛山是蜀汉初期重要的冶铁场所之一。
以上是吴、蜀两国在经济方面各自进行的努力。就主观努力而言，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似难分出优劣。但是，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总是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都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就经济上的客观条件而言，吴国要优于蜀国。吴、蜀夷陵之战前，吴国据有扬、荆、交三州。特别是荆、扬二二州，湖河纵横，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从东汉以来，南方落后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扬州从三百二十多万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荆州从三百五十多万增加到六百二十多万。再加上东汉末年的战乱主要在北方，对江南的破坏较小，而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更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鲁肃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周瑜说：“（江东六郡）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荆州也：是“沃野万里，士民殷富”，“以田以渔，徐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这些说法都反映了荆扬地区的富庶。而刘备所据有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之称，但比起荆、扬来只是一州之富，而且这一州之富在当时也仅限于巴、蜀地区，“南中”还未开发，刘备虽在那里设床降都督，但那里的少数民族并未臣服。汉中虽然富庶，但曹操降服张鲁后就迁汉中数万户居民充实长安及三辅。与刘备争汉中失利后，为防止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曹操又令张既到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这两次徙民，对汉中具有破坏性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就经济实力说，吴国方面也具有优势。
吴、蜀两国的军事比较，我们在下一节将要详谈，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兵和武器是战争的两个基本“硬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在古代社会，在冷兵器时代，兵的众寡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军事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兵和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密切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小池塘里长不出吞舟大鲸，因为它的水量是有限的；小国家里不会有百万雄兵，因为它的民众是有限的。在封建割据时代，在封建兼并战争中，小国寡民常常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道理就在这里。第二，不仅军队的绝对数量受民众数量的制约，军队的相对数量也受民众数量的影响。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和民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超过这个比例，就会使百姓负担加重，民怨沸腾，矛盾激化。
人口的多寡关系到军力的强弱。吴、蜀两国的人口状况如何呢？
《晋书·地理志序》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人口九十万。”章武元年（221）即刘备建汉东征孙吴当年，这是史籍上夷陵之战前关于蜀国人口的明确记载。
吴国当年人口史无明文，距离夷陵之战时间最近的记载是孙权赤乌五年（242），《晋书·地理志序》记吴有户约五十二万，男女人口约二百三十万。夷陵之战前后，正是孙吴强盛时期，户数和人口数不会少于赤乌五年。
二百三十万比九十万，优势的天平向孙吴一方倾斜。
最后看看两国的外交。
有论者说，孙权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显示了他一流的外交水平。这的确是中肯之论。自从孙权决心武力夺回荆州之时起，就准备着应付刘备的大规模反攻。他一方面进行军事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本来，孙权是与刘备联合抗曹操的盟友，但当他乘机夺回荆州时，却给曹操上书“乞以讨羽自效”。取得荆州后，孙权立即派校尉梁寓向曹操进贡，并送还被俘魏将朱光等人，甚至向曹操上书称臣，劝其代汉。黄初元年（220）七月，孙权又遣使向即将代汉的曹丕进贡。黄初二年八月，他又向魏卑辞奉章，俯首称臣，并送还魏降将于禁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