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得米如得珠”，生活过得像“苦行僧”的日子里，苏轼却能从寻常处寻得不寻常的乐趣，这就是他的人生境界。六十二岁的苏轼在谪居海南岛的时候，就是这样努力地要从细微的生活小事中寻找到一个解脱自己心灵的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时，他的那种道法自然的精神、神采和天才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不是故意做作的，而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之时，苏轼还有一种东山再起的斗志和希望，此时被一贬再贬的苏轼，在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他早已经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寻求精神的解脱和释放，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州时期的苏轼自觉口业太重，不得不反省、检查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能够重返朝廷做心理准备，换言之，那时苏轼的精神思想依然还在中原徘徊，在朝廷与乡野之间徘徊。但是这一次被贬惠州、儋州就不同了，在他看来，老迈而被贬死地，今生必然无法回到中原了。北宋王朝有不得杀害士大夫的祖训，所以为人臣者，罪过再大也不过贬谪，而被贬海南则是远无可远，算是贬到了极点，将苏轼的人生也逼迫到了极点。在人生败落低迷的极点上，苏轼必须做终极的人生思考方能解脱自己的心灵，方能超脱这现实的苦难。
苏轼在惠州时住在嘉佑寺中，时常登山望远，每一次他都拄杖疾行，一口气爬上山顶。可是有一天，刚刚走到松风亭附近，便觉得十分疲惫，很想靠着路旁的树木歇一歇。抬头看时，山顶依然遥不可及，心里不禁有点儿泄气，暗自发愁还能不能爬到山顶。但转念又一想，爬到山顶又能如何呢？能上则上，不能上则就地休息，甚至转身回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想到这里，苏轼顿时“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觉得轻松自在（《记游松风亭》）。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总是不知不觉画地为牢，在自设的陷阱中难以自拔。苏轼当时由三品高官直降到九品小芝麻官，以花甲之年远发海南，他面对人生忧患时心态已然转变，正如同游松风亭时所得顿悟一般，他突然了解，人生并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只要自己愿意，暂停脚步，欣赏沿途风景，也无不可。人生往往如此，有时只需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便能从盲目荒谬的自我桎梏中摆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
苏轼在《和陶游斜川》诗中写道“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他当然了解谪居与年老致仕本质上的差别：谪居是被强迫的，是政治上的惩罚，而老休则是顺乎天命，是荣光的。但他试着将谪居时的“澹无事”在心态上转化等同于“老休”之“澹无事”。在给亲朋至友的书信中，他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大不了把自己就当作是惠州当地的一个穷秀才，总是考不中科举，这有什么不行呢（《与程正辅》）？他还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糙米饭就吃，便过一生也得。”大不了把自己就当作是一个引退乡里的穷和尚，在个小破寺院里，用一口断了腿的小锅煮糙米饭吃，就这么过一辈子也可以啊（《与参寥子》）！“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虽是苏轼赠送给他人的词语，但却切切实实地代表着他自己面对贬谪的坦然心态，心安则可随遇而安，忘却漂泊异乡的痛苦，找到精神上的寄寓之乡。在这种随时随地的、有效的自譬自解之下，苏轼将原本哀怨不平之心转化为平和坦然，他的心灵有了安顿，精神不再焦虑，从而使自己从凄惨的境地中获得了解脱。
海南与惠州相比，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目力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与中原天地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即便是到达了如此的穷绝之地，苏轼依然在努力开解自己的心情，他在《试笔自书》一文中写道：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意思是说：我刚刚来到海南岛的时候，看到海天茫茫，伤心地想：“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孤岛啊！”后来一想，方圆九州、中原大地，包括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不都在大陆这个大岛上生活吗？苏轼说，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人一小片水洼，以为落人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水洼里的小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漂向何方。不一会儿，水洼渐渐干涸，可怜的小蚂蚁终于生还，见到自己的同类，痛哭流涕地诉说道：“刚才好危险啊！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从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不是很可笑么？依此类推，我苏轼目前落到儋州，暗自伤怀，自怨自艾，好像非常不幸，但从宇宙天地的角度来看，我的这种哀叹不也像小蚂蚁一样可笑吗？
显然，苏轼不仅具有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而且还具有面对困窘解脱自己心灵的艺术表现力，他善于运用齐物观、相对论来观照人生，善于以哲理妙悟来超越愁苦。
苏轼之所以既是大文学家，又是大思想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因为生活本身的艰苦而趋于干涸，这种艰苦的生活反而给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驰骋天地的艺术想像力；是这样一种苦难的生活，让他的笔变得更为灵动、更加飞扬！
作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苏轼身上有着宋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无论身处穷达都不忘自己的责任。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次被贬惠州、儋州，使他远离朝廷、远离皇帝，同时也使他更加接近民间、接近百姓。他认为，要真正摆脱孤独和苦难，抵御艰难困苦的逆境，就应该深入当地的百姓当中，帮助和关心他们的生活，将自己的命运与老百姓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忘记苦难、超越苦难，而不是在落落寡欢中暗自伤嗟、孤芳自赏。
苏轼在惠州虽自顾不暇，但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尽力为民做事，为国分忧。当时苏轼虽“不得签书公事”，无权副署公文，但他藉着任职广东提刑的表兄程正辅的力量，为当地居民解决了许多民事上的问题。宋代费衮在《梁溪漫志》中说：“东坡居惠，勇于为义。”“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东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
绍圣二年（1095）八月，苏轼在给程正辅的信中呼吁解决惠州农民纳粮难题。当时，惠州秋田大熟，但因为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粮，而当时岭南正闹钱荒，农民为了交钱要卖出加倍的粮食，苏轼认为这“有违圣上仁恕之意”。因此，他向程正辅建议并主张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并从其便”，充分表现了他为民请命的思想（《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四十七）。
为了解决当地百姓交通问题，绍圣二年（1095）五月，应太守詹范之求，苏轼一连给程正辅写了好几封信。他还捐助当年皇帝御赐的犀带作建桥之资，并动员弟媳苏辙之妻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捐出，用来“助施”，为惠州城修筑了两座桥“以济病涉者”（《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八十、十一、十六）。
国以农为本，关心农事，也是苏轼居惠州期间很留心的事情。当年被贬黄州时，他曾见对岸武昌（今湖北鄂城）农民使用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一一秧马，使用起来插秧快捷而且方便省力。他南下惠州之后，亲自写作《秧马歌》，详细介绍秧马的型制、操作和效用，并将这种新式插秧农具向勤政爱民的博罗县令推介，得到了响应，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百姓们对此称颂不已。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疫病较易流行。可是当地文明不昌，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苏轼于是频频给亲朋好友写信，请他们给自己寄来药材，施舍给当地的百姓。在给朋友王敏仲的信中，他说：“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广州）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与王敏仲书》）治疗瘴疠之病需要姜、葱、豆豉三种物品，混合煮饮很有效果，但是当地人不懂得做豆豉，本地又不产黑豆，所以他请求王敏仲给他买三石黑豆用于制作豆豉。
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真是奇怪，“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他自己没有生病但是储备了很多药，他自己不喝酒但是酿造了很多酒，是专门“劳己以为人”。还是苏轼自己说得好：“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书东皋子传后》）原来他自己的幸福是以他人的幸福为前提的。
苏轼在惠州关注民生的最大举动在于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由于地处沿海，广州一城人饮水困难，只有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饮用到牛王山的泉水，老百姓只能饮用盐苦水，因此春夏之交往往引发疾疫流行，每年都会死很多人。
罗浮道士邓守安主张，将城外十余里处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苏轼非常赞同这个设想，他立即写信给好友广州知州王敏仲，建议，实施这一引水工程。王敏仲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实地考察，又几次与苏轼商议，拟定施工方案，筹措建设经费，并于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正式动工。
他们在滴水岩下凿一个大石槽，将五管大竹麻缠漆涂，捆绑为一体，以便续水，大竹管随地势高下进入城内，再用大石槽容纳，又用五根大竹管分引散流注入城中各处小石槽，以便汲引。管道建成后，派军士、工匠数人专门修护、抽换竹管。为防止竹管堵塞，便于巡查管道，苏轼建议，在每根竹管上钻绿豆大的一个小孔，以小竹针插塞其中，巡查时，抽出竹针即可查验竹管的通塞状况。巧妙而大胆的设想、严谨合理的设计、科学严格的管理，终于使他们得以完成这一项造福百姓的大工程，应当说，这项工程之所以得以开启并完成，与苏轼的坚持与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这就是苏轼，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以超然旷达的出世精神做孤忠为民的人世事业。他没有因贬谪而自怨自艾，而是在闲居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旁观者的优势，这是平凡中的伟大。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却不是这样，无论是“穷”还是“达”，他都要努力地兼济天下，正如陆游说的：“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陆游《题东坡帖》）
在元佑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贬谪之地最偏远的一个。但是一路上，苏轼都把自己的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据说当初周武王将箕子封于朝鲜，箕子将华夏文明传播到那里，开启当地民智。苏轼将自己比作海南岛上的箕子，也要尽力帮助这蛮荒之地开化文明。
海南当地的农业生产很落后，百姓不习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牧业，所以荒田很多，当地稻米奇缺，完全依靠大陆的供应，广大黎族人民仅仅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他们虽然用沉香等珍奇特产从大陆商人手中购买耕牛，但当地习俗却总是将牛作为祭祀的牺牲。“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书柳子厚（牛赋）后》）。人生病了也不吃药，只是让巫医杀牛祭神，有钱人甚至一次杀十多头牛，“人、牛皆死而后已”。苏轼为此专门书写柳宗元《牛赋》，请琼州和尚广为宣传，劝告黎民爱惜耕牛，了解牛耕的益处，并以此帮助百姓革除此陋习，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面对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他苦口婆心劝说当地人开垦荒地、多植稻谷，重视农业生产，并且推广农业耕种方法与引进中原优良品种（见《和陶劝农六首》）。
苏轼在儋州还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他发现当地的学舍荒废，学生星散，先生无事可做。但是作为一名贬谪的官员，他没有权力干预当地的教育，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与当地的文人广泛交游，将众多学子吸引到自己身边。
姜唐佐是琼州人，元符二年（1099）九月，他慕名前来儋州向苏轼求学达半年之久。临别之际，姜唐佐请求苏轼赠诗一首，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道：“沧海何尝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然后对他说：“等你将来考中进士，我再为你完成这首诗吧。”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他考中进士。但此时苏轼已经去世、，续诗的任务由苏辙完成：“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经过三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海南的苏轼还像在黄州时期一样勤于着书。他在《夜梦》诗中说，“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梦中仿佛回到儿时，自己像个儿童似地嬉游，被父亲责怪，他又赶快要去读书了。据统计，苏轼在海南期间共创作诗一百七十四首；散文、赋、颂、铭等一百五十六篇。另外他向广州的朋友借了千余卷图书，修订了黄州时所作的《易传》和《论语说》，完成《书传》十三卷，并撰写史学笔记《志林》五卷。他最重视的就是《易传》、《书传》、《论语说》的着述，认为这三本书超过了他的一切成就：“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其中《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颇多创新的思想观点和见解。
此时的苏轼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在海南终了一生，他不断地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品行与操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皇宫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变故，朝野震惊，政局突变。这场变故对远在天涯海角的苏轼会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命运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宋哲宗崩逝。哲宗死时并没有留下子嗣，因此由弟弟端王赵估继位，是为徽宗。神宗的妻子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思就是要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新党宰相章悖因为反对立端王为帝，与向太后政见不合，被排挤出朝廷，其他新党人物如蔡京、蔡卞等人也相继离开朝廷。朝廷重新任命旧党人物韩忠彦、新党人物曾布为宰相，形势向着有利于元佑大臣的方向发展，“时号小元韦占”。
二月，朝廷大赦天下，那些被贬的元佑大臣纷纷内移。诏命下达，苏轼以琼州别驾，在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但因地处偏远，直至五月苏轼才接到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