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使其修正主义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慈善工作者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原名艾格妮丝·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1997），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奉献给解除贫困，而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现在，特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变为真福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三位获奖者之一。
12岁时，特蕾莎加入了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教会；15岁时，在印度接受传教士的训练工作；18岁时，先是在一位耶稣会修道士的辅助下，加入爱尔兰修道会。这使她有机会跨越欧洲，从马其顿来到都柏林，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结业后，特蕾莎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学校教书。她在那里讲授地理和历史课长达17年之久，最后成为学校校长。
她以前不叫特蕾莎，而是叫艾格妮丝。按照教规，成为终身侍奉天主的修女需要经过两次发誓。1931年，在她21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发誓时，就为自己取了这个教名“特蕾莎”，以此纪念被称为传教圣女的法国加尔默罗会修女圣·特蕾莎。
在圣玛利亚修道院所在地加尔各答，一堵高墙隔绝开了两个世界。里面的世界充满蜡烛、鸽子、赞美诗、安宁与祥和，外面的世界则是遍布贫穷、饥饿、疾病和痛苦，那些瘦骨嶙峋、皮肤黝黑、衣不蔽体、臭气薰人的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缩在角落，那些行将就木的病人身体发臭，身上布满蛆虫。
当这位在女子学校和修院高墙内过着优雅的欧式生活的欧洲女子第一次走到那个凄惨破败、可怕肮脏的世界中，看到那些乞丐、孤儿、老弱、病人和穷汉，她的伟大命运就开始转折了。
她在决定做这件事之前，一直过着好日子，那是一种悠闲、优雅的欧式生活。在欧洲，以教士和修女为职业的人们从来不愁生计问题，她们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组织，这个组织有着良好而丰厚的福利制度，在教会这双温暖而安全的羽翼下，她们可以自由成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特蕾莎修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从那道高墙里走出来的。我们只知道，有一天，她到巴丹医院开会，在路过车站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停住了脚步，蹲下来仔细观察：破布裹着的脚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程，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医理，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找个地方静养。”
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课，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场所。市公所保健课的课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
他们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此举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于是反对声浪就渐渐地平息了。
自从找到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30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就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这一天过后，她若有所悟，这就是自己真正应该干的事。
于是，在1952年8月，这所名副其实的贫病、垂死者收容院正式成立，当时在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尼尔玛·刮德”，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纯洁之心”。
特蕾莎的故事很快就传了开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她的精神感动，有爱心的女孩子们也加入这个为贫苦人献身的事业，掌权者和有钱人因为她的行为而触动良知，给予她资金和物质的支持，也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寻求她的帮助。
特蕾莎把她的事业迅速扩大。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建立了“麻风病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被亲人唾弃的麻风病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他们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一个原本对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特蕾莎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女神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从那时候开始，罗马教廷准许特蕾莎创设仁爱修女会。从修女会创立迄今，不断有人申请加入。
1986年，仁爱修女会回应教宗保罗六世的邀请，在罗马设立（分支）办事处，随即在世界五大洲各处兴建贫苦之家。仁爱修女会的扩展迅速，远胜过教会历史上所有的修会。
现今，许多修会正濒临衰弱不振的颓势，唯有特蕾莎创办的修会不断兴旺、扩展。199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已有137个国家创办了仁爱修女会的组织，有550间慈善机构和场所，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得到了帮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当得知黎巴嫩贝鲁特一所前线医院有60余名巴勒斯坦弱智儿童处在生死关头时，特蕾莎便冒着生命危险赶到那里，劝说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暂时停火，让她进入医院，把那些儿童一一抱上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有一名随行的西方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她那因为孩子们得救了而显出的自豪神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和许多国家的总统、女王有所来往，但却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对一个人如此敬畏。”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就是这样惊动整个世界的。
她所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可流；甚至不会请求，因为一向没有人会理睬他们。但在这位可爱的修女眼中，他们的生命同样值得享有尊严，那是同一个上帝，他们的伤痕就是基督的伤痕。
她实践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对最小兄弟（姊妹）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回过头来看，她只是一个活在20世纪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通修女，但她的行为却像圣人耶稣一样。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衣食无虞的小学校长变成一个圣徒的呢？
那是缘于1946年9月10日特蕾莎在一列夜班火车上的经历。那晚，她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求我放弃一切，跟随基督进入贫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穷的穷人当中服侍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办。”
伟大出自平凡。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在街头收拾行将就木的穷人，从垃圾堆里抱起弃婴，跪在铺了绿色塑料布的地上清洗病人肮脏发臭的躯体，包扎照料麻疯病人、霍乱病人……一个具有一般护士常识的人就可以做的事，问题是有几个人愿意做，有几个人像她那样全心全意地做，有几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她的生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伟人，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志，把自己全然地奉献，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献上全心全意的爱。
特蕾莎修女说过：“倘若你付出爱时有所保留和计较，你便不在爱里。”
离开修道院后，特蕾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蓝色的修女袍，换上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粗布棉纱丽。为了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她特意在纱丽的肩上绣了一个十字架，又用三条蓝色的布条缝在廉价的纱丽边上。特蕾莎设计的这种纱丽，后来成为修女们最喜欢也最常穿的制服。特蕾莎就穿着这样一身独具一格的修女服，在加尔各答声名最臭的贫民区开始了她的慈善生涯。
她为了帮助穷人，首先把自己变成穷人。从此以后，在当时被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穷人的身影，人们就会看到穿着白色纱丽的特蕾莎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几十年后，她创建的组织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的手下有7000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
几十年中，她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教会的80多项荣誉和奖励，她是世界上领取奖金最多的人之一。
她的所有奖金，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美分，而是全部捐赠给贫民。她说她要用这些资金养活穷人，为无家可归的人和麻疯病人建造更多的住所。
1979年12月11日，特蕾莎荣获世界最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她把19万美元的奖金连同卖掉奖章的钱，以及谢绝了这个委员会例行的发奖后举行的盛大宴会而得到的一笔款项（照她说，这一次宴会的费用，若在加尔各答足够1.5万人的饭费），全部用于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上。
1964年，罗马教皇赠给她一辆白色林肯牌轿车，她将车作为抽彩义卖奖品，用所得款项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1992年，美国哥伦布骑士团将喜乐与希望奖牌授予她，获奖后她立即打听在哪里可以出售奖牌，以便将出售所得和奖金一起交给修女会，用于救助穷人的事业。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安逝于加尔各答会院中。人们看到修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棉花衣服——一件待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要补洗。
已经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她的品格的伟大。
“彻底地施予，直至我们舍不得为止。”这是特蕾莎修女经常告诫人们的话。
她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我渴”，对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所谓渴不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最需要的是来自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关怀。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100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
特蕾莎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业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
特蕾莎又说：“我们感到所做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
这些朴实无华的、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
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完全表明了特蕾莎对人的态度。尽管她在救助他们，但她并不只是出于强者的同情。
特蕾莎认为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不被需要与没有人爱。在为英国电视台录制《为了神做件美事》节目时，她告诉英国记者说：“感觉自己没有人要，是人类所经历到最糟糕的一种疾病。”因为别的病有药可医，唯独“不被需要”，除了一双愿意服侍的手与一颗充满爱的心肠外，再没有一帖药可医治。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墙上的海报也写着：“天底下最可怕的疾病不是麻疯，也不是肺结核，而是不被需要、被拒绝、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特蕾莎更发现，富裕的国家竟和贫穷的国家同样都充满了“不被人需要”的心灵疾病，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