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天，当罗斯福正携带妻子在纽约州北部巡视，为连任州长做准备的时候，股票行情涨得使人头晕目眩。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盯着看报价牌上无休无止的数字，看着这些代表纽约股票交易所价格的数字从眼前闪过，一个又一个地到达创记录的水平。大多数美国人在战时第一次买了自由债券，但是后来因为柯立芝时代的繁荣，他们都转向更有冒险性的债券。“如果你每星期节省15美元买股票，利滚息，息滚利，20年后，你至少可以拿到8万美元，”约翰·J·拉斯科布表示当时的绝对乐观情绪时说，“……每人都能富起来，也应该富起来。”
当时的报上刊登了许多这样的报道：一个理发师购买了通用汽车股票赚了5万美元。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在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上赚得10万美元。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现钞，只是手中的股票不断升值，几倍，十几倍，越是上涨，就越是不肯抛出，市面上的股票不够应付了，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就“像制造肥皂块那样”，赶紧制造新股票上市。从1925年1月1日到1929年10月，列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目录表上的股票，从4．434亿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甚至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大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当做现金发给工人，大受欢迎。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许多新发行的面值较小的股票都到了小投资者和小投机者手中。他们对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厂家的情况毫无所知，只是一味等着股票涨价。
那时购买股票，大部分人只付了一点保证金。买方只付他购买的股票价值的5％的款子，经纪人再从银行预支其他部分。因此大约有价值80亿美元的贷款被市场所吸收，而没有用到产业上去。
早在1925年，当时还是商务部长的胡佛就开始对“越来越厉害的投机活动”表示关心，但是胡佛想使股票市场恢复外表上的稳定的努力因柯立芝和内阁成员、财政部长安德鲁·W·的梅隆的反对而失败。实际上，被商人吹捧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梅隆在放出投机妖魔这件事上起了主要作用。
胡佛就任总统后马上企图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制止投机活动，并呼吁全国的银行家控制贷款。罗斯福州长也被要求提出立法，加强对华尔街的控制，但是他没有理睬这项要求。8月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贴现率——它借给所属银行贷款的利息——从5％提高到6％。但是股票仍发疯似的向上涨，到1929年9月3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尽管价格不稳并有时下跌，但每次下跌后都仍有回升。
摩根的一位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反对胡佛对投机活动的批评，这促使总统尖刻地说：“资本主义惟一的麻烦是资本家。他们太他妈的贪得无厌了。”胡佛预料到最坏的情况会出现，让他自己的金融代理人把股票脱手。但是他没有宣布这一点，要是宣布这一点，可能会使他关于即将出现麻烦的警告更有分量。
对许多买股票的人说来，旧的经济学规律似乎已经不起作用了。上升了的价格不一定会降下来。股票的价格不再受消费需求、生产率的提高或实际利润等有形东西的影响了。控股公司与投资信托公司互为依靠，整个经济结构建立于毫无节制的投机的泥潭中。
此时的危机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部门。煤炭开采和纺织业一直萎靡不振；工资和购买力仍然很低；失业率正在上升；生产却在下降。卖不出去的收音机充斥货架，汽车在销售商的车库里堆成堆，建筑业已停了下来，银行倒闭——大都是些小银行——在全国达到平均每天两家。全国有近78％的家庭收入不到300美元。欧洲战败国按《凡尔赛条约》需付的赔款也要靠美国来贷款；他们还需要无节制地用美国市场来销售其产品。这两点中只要有一点不行，就会引起混乱。精明的投机者已经退出股票市场了。
1929年lO月24日，金融界崩溃了，在历史上这是被称为“黑暗的星期四”的一天。前一天，人们大量抛售股票，那天开盘价格就低了许多。开盘铃声还在交易所大厅里回荡时，有些股份就已经在猛跌了，价格下跌快得连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都跟不上了。经纪人、职员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松开领带口，大声嚷着，想压倒大厅里的喧闹声，但徒劳无益。交易所里“一片疯狂”，经纪人被发了狂的人群压到柜台前，眼前只见卖出股票的纸条乱舞。一个人站在柜台前歇斯底里地狂叫着，谁也不明白他嚷什么，他的朋友强行把他拉走了。
交易所外面，在百老汇大街聚集了一大群人，发出奇怪的喧嚣声。特种警察部队迅速开往金融区去维持秩序。一位工人出现在邻近大楼的顶上修理房屋，下面的人群以为他要自杀，不耐烦地等着他往下跳。全国到处是耸人听闻的谣言：股票马上要一钱不值了；芝加哥和波士顿的交易所马上要关门了；至少有11个投资者自杀了……
午后，以老摩根为首的大银行家试图出面来挽救市场。他们集中资金24亿来支持股票市场，结果市场稳定了一些，价格又上升了一点。星期五价格略有回升，但在星期六短短的开盘时间中又下跌了，星期一又是下跌。
到了星期二——10月29日——一切变得不可收拾。大批的股票涌到市场上来。根本不讲价格地抛售，原来卖48美元1股的这天只卖一美元一股，就连最过硬的老牌殷实股票每股也下跌了60美元……吸引大多数小额投资者的投资信托公司一败涂地，千千万万将血汗钱买来股票的人，一下子变为赤贫。投资者看着自己的投资化为乌有，颓然倒在经纪人办公室的椅子上。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呆若木鸡。
当华尔街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结束时，人们——大亨和平民，局外和局内人，冒险家和审慎的投资者都离开了交易所。在发狂似的几个小时内，50种主要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40档，股票价值猛跌了100亿美元——这等于当时流通的货币额的两倍！这一次，大银行家们没有出来挽救市场。这使人们认为他们上次出面援救市场，只是想让它稍微稳定一下，以便自己可以撤出。
没有几个美国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预料到股票市场的崩溃会引起大萧条。回顾起来，“崩溃”这个词被后代人误解了。从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到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人们排起长队购买面包这种可怖情况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萧条的到来不是像汽车轮胎的突然爆炸，而是像慢慢漏气那样。罗斯福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艰难时刻的到来。当纽约《美国人》杂志记者请他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他说他手头缺少详细情报，但他觉得经济状况基本是好的。他把“市内的这场小小波动”看成是从事投机活动的一小批不顾一切的投机家们和赌徒们得到的一场报应。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胡佛总统先是故作镇静，在“黑色星期二”之后，他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匆忙把资方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协调劳资关系，使工厂不倒闭，同时致电各州州长及大城市市长，要求“他们大胆但要谨慎地”进行公共设施建造工作，以此表明他们对经济的信心。
胡佛于1930年1月底宣布失业人数有所下降，这是他想向人们说明一切都很正常这个乐观宣传的一部分。珀金斯小姐却因为她自己掌握的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震惊，她没有与罗斯福商量就公然与政府唱起反调来。她的说法引起了广泛注意。第二天州长来电话时，她已准备好挨训，可是相反，罗斯福向她祝贺。当珀金斯小姐向州长道歉时，罗斯福说：“要是你问了我，也许我会让你别这么做，我觉得公开把情况讲清楚要更合适些。”
到了3月份，就是胡佛郑重宣布危机会结束的时候，全国却是75％的人没有工作，投资资本枯竭，工厂裁人，失业者流浪街头。然而此时，罗斯福仍然认为萧条是暂时的，国家不会遭受不寻常的苦难，渐渐加剧的失业问题最好依靠实业界大亨来解决，而不是由政府来干涉市场的活动。当他真的采取行动时，也只是指定一个防止失业稳定工业委员会来制订措施对付未来的失业问题。这种天真的态度在自由放任经济的时代并不罕见。
罗斯福任州长的第二年，他提出了一个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吸引力的计划：改革刑事审判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变银行法以防止利用小额存者的钱去做投机生意，严格管理公用事业，提供廉价电力。
为推进自己争取总统竞选提名的运动，罗斯福在胡佛作的经济即将好转这一乐观估计没有实现时，嘲笑了这位总统，他还像保守派似的，几乎因为胡佛依靠公共工程开支来对付失业问题而攻击他激进。他还警告防止出现预算赤字——这些话在几年后听起来很有讽刺性。
当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力量领导革命斗争的形势下，人民只能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从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选一个来领导联邦政府，并帮助人民渡过危机。
1930年的国会选举结果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情势，民主党取代了众议院里的共和党多数，而且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928年南部和边境各州曾倒向胡佛的民主党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民主党的怀抱，原来对民主党有些怀疑的农场主现在因农产品价格暴跌而接近破产，他们也不愿再投共和党的票了。
城市劳工接近民主党的趋势也明显增强。原来暮气沉沉、支离破碎的民主党组织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这些变化无疑对一个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言都是吉兆。民主党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几乎整个20年代曾以繁荣和更大的繁荣为理由在人民面前邀功的共和党，原来并不能垄断繁荣。
罗斯福敏锐地认识到，目前正是自己有所作为并一展抱负的绝佳时机。其实，1930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州长的获胜本身就是他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的结果。
他较早地改变了自己1929年冬的看法，他承认“局势严重，需要我们冷静而认真地对待这种局势，要像研究致命细菌的学者那样，首先弄清它们的性质、因果关系，最后找出战胜它们和防止它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办法”。
言出必行，1930年3月他提议建立一个紧急救济失业委员会，其宗旨在于提出关于稳定失业情况的长期的可行性建议；他号召州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就业率，并提交州议会通过一项限制法院干预劳资冲突的法令，他还率先赞成把强制性失业保险作为一种实际上的救济方式；他切实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及时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疾苦并且扩大了公共事业……
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为罗斯福入主白宫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夏天，经济形势意外地开始好转。似乎赫伯特·胡佛说对了，即经济危机只是暂时的失调，一旦容许市场势力自由发展，形势即可恢复正常。生产、工资和股票价格都开始回升。建设速度加快了，一些失业者恢复了工作。最坏的情况似乎已经过去。但是转眼之间，好像是离去的风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这次是从大西洋彼岸刮来，席卷美国银行界。
靠同美国进行兴隆的贸易和靠美国贷款维持的欧洲国家受到了股票市场崩溃的极大冲击。193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使邻居贫困的霍利一斯穆特关税税率，使外国货物几乎完全不能进人美国，这更加破坏了欧洲经济。胡佛担心欧洲金融机构会崩溃，遂以老练政治家的手腕决定欧洲可以延期一年偿还美国的战争债款，但已经太晚了。奥地利最大的信贷银行倒闭了，恐慌和失望的波澜所及，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结构遂分崩离析。
先是英国，接着是除了法国和美国以外的所有工业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美国的一些银行本已由于国内债券和抵押债券的疲软而摇摇欲坠，现在由于它们所投资的外国债券下跌而一一垮台。胡佛终于认识到“来自国外的打击”使他为结束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刚见成效就遭到彻底失败。
大萧条的统计数字很快就出来了。危机前的生产水平最高点是1929年5月，危机最低点是1932年7月。在这个期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下降到1905—1906年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股票平均值下降了87．4％，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价格由崩溃前的87亿美元暴跌到1933年的19亿美元；进口贸易从1929年的45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3亿美元；出口贸易从53亿美元下降到17亿美元。失业人数在1929年5月是150万人，占民用劳动力总数的3．1％；到1932年危机最低点时达1283万人，超过民用劳动力总数的1／4。
如果统计数字还不能使人们对萧条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什么影响有一个鲜明印象，那么大街上的情形就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了。一度富裕的郊区人家靠吃陈面包度日，城里到处是施粥站；许多男人、妇女、儿童蜂拥着在争抢旅馆外面的垃圾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露宿在荒郊野外，冬夜垃圾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无数的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的垃圾上。有人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前是否有过这类情况，他回答说确实有过，这种状况持续了400年，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胡佛总统寝食不安，由于劳累和忧虑，他双眼发红，意志消沉。雕刻家格曾·勃格勒姆说：“如果你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里，花也会枯萎。”
胡佛是白宫里最后一位标准的自由派，是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学说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他认为，这次萧条是欧洲经济崩溃的产物，而不是国内弊政的结果，因此政府进行干预将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位朴素的个人主义倡导者也迫于形势，比和平时期任何一位前任总统更日益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联邦农贷银行得到10亿美元的资助，以便向农民发放贷款，防止抵押品赎回权被剥夺。联邦储备局扩大了信贷，复兴金融公司拨出了20亿美元给摇摇欲坠的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一些人指责说，这种“涓涓细流”的理论乃是对公司企业的一种施舍。胡佛反驳说：银行和公司企业恢复繁荣后，则将给经济带来活力。
这个曾经救济过欧洲饥民的人从未走出白宫去视察施粥站和看一看卖果小贩的脸孔。他并非对许多美国人遭遇的苦难无动于衷，他本人一向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但他反对给失业者以直接救济，他认为这是一种施舍。美国人始而感到迷惑不解，继而感到愤怒的是，一个能向公司企业施舍救济的总统竟对在垃圾桶里觅食的苦难者无动于衷。采取这种方针的领导人不可能保持住公众的信任，只能招致普遍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