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你去巴西干什么,我听说长科在那边已另娶了,连孩子都有了。你去了也是白费心思。还不如呆在香港,我可以帮你另外找个对象……”长华堂哥的每一句话,都似是一根抽血的针,一点点将我整个人的气息抽走。离开扬州,闯过“鬼门关”才到了香港,本以为从此就是坦途了,不曾想又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到香港后的第二天,未等身体缓过劲儿来,我便忙去找长科的堂哥李长华拿路费。按照长科信里说的,他已经交给了堂哥一笔钱,是我们母子在香港期间的生活费和到巴西的旅费。
满心欢喜上门,迎接我的是当头一盆冷水。堂哥一口咬定,长科只有来信,并没有寄任何钱给他转交。后面的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听进去,浑浑噩噩走了出来。回到妹妹家,妹妹看我七魂丢了三魄的样子,上来询问,这时我才回过神来,多年的期盼与隐忍,都错付了,一路的艰辛与苦难,都是笑话吗?多年累积的泪水,似乎要在一日都落完才甘心,止也止不住。
妹妹费了很大功夫,劝慰我。但听得我讲明了来龙去脉,也是气氛异常。立劝我趁早打消去巴西的念头。一来那么大笔旅费,实在无法筹措,二来到了巴西,若长科真的不认我们母子,我一个女人家孤身在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岂不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还不如就在香港安顿下来,好坏还有几个亲戚可以靠。”妹妹说。
到了这步田地,我已是全无主张,心里苦得没了念想。连着几天,我似蔫菜一般,米水不沾,甚至想到了放弃自己。是永松渐渐让我找回了理智。八岁的年纪,比一般的孩子要懂事成熟,小小的人儿几天来,就一直在我跟前,拿着本书看。任凭外面多少新鲜的物件,似乎也比不上看了多遍的书吸引他似的。其实我知道他是在守着我,他已经能大略明白大人们说的事很严重,只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化解。
至少要让永松与父亲见上一面。再说有关长科的一切,堂哥说的和长科以往信中说的全部不一样,我没有亲眼见到,就不足信。我要打工赚钱,自己筹措旅费去找长科。家里人都认为我脑子钻了牛角尖,并不当真。妹妹这边为了让我少受苦,还开始给我张罗婚事。在我全无觉察的情况下,将我介绍给了一个大陆来的老板。妹妹告诉我的时候说,对方私下已经到家里看过了,只等我点头。我坚决不肯,妹妹觉得我死心眼,自找苦吃,心里很不痛快。加上看不惯妹夫的一些不当行为,我决定和永松搬出来住,问亲友借了些钱,在九龙找了一间小小的房子。幸亏表姐萧翠英和表姐夫李正义一直照顾我,才让我度过了刚开始的那段苦日子。
打定主意要做长期打算后,我申请了香港居留,找了差事。稍稍安顿后,我满怀希望给长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在香港的近况,和我去巴西的决心。那个时候,巴西香港来回一封信要三个月,翘首等待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梦到长科来信对我的鼓励和对团聚的期待。信来了,小心翼翼打开,没有问候,没有鼓励,当头映入眼帘的就是:“你们母子俩暂时留在香港不要来了……”
一句话就将我推入了冰窟窿,两眼昏花,信上诸如:“我在巴西生活艰苦,生意不好做,向人借了很多钱”等等解释之语,都变成了牵强的借口。他不给我们旅费和生活费就罢了,我自筹旅费要去,他还要我们不要去。难道长科真的已经结婚,真的完全不顾我们的约定了?难道他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气愤之余,倒是激起了我的犟脾气,他说不要我去,我还就偏要去了,我要把永松带到他跟前,亲口听他说。
那次回信,我只用了几句话,告诉长科,无论他怎么想,我都会去巴西。
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努力地赚钱。白天,到处给人打零工。香港人多,工作可选择的不多,洗碗、打扫、抄写,只要能赚钱的,我什么都做;晚上拿了做纽扣的代工回家做。除了睡觉吃饭,我没有一分钟闲下来,努力存下每一分钱。可去巴西的旅费,毕竟还是个天文数字,单靠我一个单身妇女打工,实难筹措,况且我还要养孩子。一时巴西之行变得飘渺无期。
一日,我坐船从九龙到香港本岛,一位穿着很有派头的先生坐到了我的旁边,一开口就问我是小姐还是太太。开始我以为是普通搭话,并不热心很冷淡地回了句:“是太太。”这位先生听了我的回答,一脸兴奋,忙追问:“我看你就像是大陆来的,听口音好像还是扬州人吧?太好了,没想到在船上还能遇到个老乡。”万里遇乡音,我也十分愉快地与他交谈了起来。他介绍说自己姓黄,是开贸易公司的。临下船,黄先生给了我一张名片,告诉我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可以直接去找他。
分开后,我也没有当回事,后来和朋友偶然说起,才发现这位叫黄焕芝的黄先生,在同来香港的上海人、扬州人圈子里很有些口碑。很多人来往的手续,遇到的难事,都是他帮忙摆平的。我要去巴西,朋友说,找他可能还有希望。
毕竟只是一面之缘,我也不敢前去相求。隔了个把月,实在也没有别的路子,表姐建议我去碰碰运气。那天表姐陪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一路找去,门房看我们旧衣破裤不让进。我拿出黄先生的名片,递给门房,说是黄先生让来的。门房打电话上去,没想到黄先生就让我们进去了。见了面,黄先生听我们说明来意,客气地跟我们:“对不起,今天要开会,你们隔一天再来。”
退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先就卸了一半劲儿。隔一天鼓起勇气再去,完全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没想到才坐下来,黄先生就让我把居留证、照片、地址、小孩子的照片等一起备齐了交给他,他会帮我们拿到澳门去办台湾的护照,然后再申请台湾的签证。
一切都是那么的意外。再见到黄先生的时候,我拿到了两本台湾护照,凭借着台湾护照,我顺利取得了巴西的签证。为了感谢黄先生的帮助,我提出想请黄先生和他太太吃个饭,黄先生一口答应了。真是神奇的缘分,吃饭那天,我与黄太太一见面就十分投契。听了我一路的遭遇,黄太太过来抱着我说,一定要帮助我早日去巴西,与先生团聚。
在黄太太的牵线下,几位香港的太太慷慨资助了我。她们没有一个人问我要何时还,要怎么还。我一直告诉自己,是他们不求回报的帮助,才让我能够去追求一个不可知的希望。未来只要我有能力,也当尽力助人。
在黄太太们的帮助下,我共筹到了8500港币的资金。这笔钱,在当时的香港,都够买一栋小楼了。支付了船费,还余下了四千多,我心想长科在巴西做餐馆,一定需要南北货,于是余下的钱,除了预留了一小部分路途开支,我都购买了南北货,打包了整整三十二件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