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嗣越来越觉得学习很重要，而且向有经验的下级学习特别重要。
领导人最忌讳的一个毛病心态就是，一当上领导人，就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啦，自己比所有的下级都强，还强的多，不然本大人为什么能够坐在比你们都高的位置上呢？于是就一言堂，就予智予雄，唯我独尊，狂妄自大。领导永远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错了宁可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也要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英明形象。
有的人当上了领导，就不愿意再在下级面前公开自己在某个业务上的无知，他千方百计遮遮掩掩，说什么也不肯让下级们知道，他觉得让下级知道自己在某个方面不如他们，自己就没法子在他们面前当上级了。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态，当然就谈不上向下级学习。他有时候也知道自己其实不懂，他一方面不懂装懂，一方面想通过别的渠道弄懂，反正就是不愿意去请教下级。
其实好的领导人的思维模式刚好与此相反。
他认为自己所有的下级都有特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全都是一把手，在他所管理的那一块儿，他就是最内行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他的发言权，包括他所有的上级，不然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他不够称职。既然是这样，那么作为上级领导，遇到了本属于下级岗位管理范畴内的事务，理所当然就认为那个主管者肯定比谁都更清楚些，那么向他了解情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与级别与面子风马牛不相及。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上级比这个下级还更清楚他管理范围内的事，那就可能同时出现了两个问题，这个下级不称职，这个上级喜欢越俎代庖干下级的活儿。
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睿去尚书陈矫那里想查看文书，陈矫就当面提意见说：这不是您应该做的事情，您可以考核我，罢免我，但不能直接插手做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儿。曹睿一听，觉得很对，就赶紧很惭愧的走了。汉文帝向两个丞相询问一些部门事务的具体数字，陈平不肯知道，直接回答说：这些具体事务归各个部门负责管理，主管人才知道。这实实在在的是一个正确的回答。当时另一个丞相周勃的级别还要稍高一点，他先是因为答不上来皇帝提问的全国一年的案件数字和国库收支数字而满头大汗，接着就因为没有人家陈平对管理关系中的职责定位更清楚而无地自容，其实这涉及一个必须干什么与必须不能干什么的问题，从职责划定上来说，下级动用了上级的管理权限是越权，上级自己干涉下级的管理权限同样是越权。有人认为上级就应该知道所有的下级知道的所有的业务，包括细节，胡扯，这样一定会变成一人管理，其他人都是员工状态。因为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每个岗位的设置都是有必要的，你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你自己的岗位职责上去，还未必能够做的让自己称职，让大家放心，你还光想插手下级的业务，说明什么呢？要么岗位设置出了问题，那个下级的岗位可以撤销，要么是你不知道自己那个岗位都有哪些更大的事务需要你专心致志去思考和解决。你的上级不给你派活儿，你就动不动没有事干了，看见下级那里人家还知道干啥，你就插手那里去了。汉文帝去上林苑，向上林尉了解各种禽兽的具体数目字，上林尉答不上来，旁边的虎圈啬夫却能够对答如流，汉文帝认为虎圈啬夫比那个上林尉更适合任职上林尉这个高级职务，张释之从正风气的角度提出反对，很有道理。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考核评价那个上林苑的一把手称职与否，是要看整个上林苑的全局管理成效，如果“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也就是整个上林苑，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的干活儿，所有的事都有条不紊的开展，大局好，那他就称职。一个熟悉具体数字的人未必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管理是要对自己所管范围的全局负责的，对全局的人和事负责。这样看来，上林尉应该就是称职的，上林苑整体管理到位，团队打造的也不错，成员用心钻研业务，专业达标。虎圈啬夫在他的岗位上也是称职的，他相当熟悉自己管理范围内的数字，作为基层管理人员，这是必须的，同时他关注其它数字，便于更好的做出自我判断。汉文帝本人可以记住皇帝该知道的国家大数字，以及数字变化趋势，洞察数字背后隐藏的规律性问题，而不需要把全国自上而下所有的数字都背会。他的管理职责是整个国家的人乐业，事有序。
既然每个称职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一把手，那么领导人当然要经常性的向下级学习了。
特别是一些领域的专门知识，向专业人士请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比如拓跋嗣想学习了解一下中国古老的文化，他就得问那些这方面知识渊博的人，他发现了一个，就是崔浩，这个职务为博士祭酒的人给他的印象很深刻。博士是学官的名儿，古代的学官社会地位是挺高的，博士祭酒是五经博士之首。崔浩这几年的官职在走上坡路。
崔浩最初引起拓跋嗣的注意，是他的传奇故事，他在父皇胡乱杀人的那段时间竟然若无其事，照常值班，在那个大家都朝不保夕的恐怖情况下履险如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后来崔浩就进一步引起了拓跋嗣的注意，这个人长相相当漂亮，他身材苗条，显得很是清秀，皮肤白皙，自然的闪着亮光，简直是放在美女们的群中也遮不住他的美貌。他服饰得体，气质沉静，举止从容，风度优雅，让人见了不由得就会生起羡慕之心。
而且经过观察，发现这个崔浩果然是上班做事有他的常规法度，外部环境的改变对其确实影响不大，不管皇帝在不在，情绪是好是坏，大家干与不干，他始终是有条有理的做他的分内之事。
他的分内之事一向都做的不赖，没有人说过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崔浩，人也可以，事也可以。
而且他很博学，好像什么都懂，有时候拓跋嗣咨询他个什么疑难问题，他总能够给出答案，听起来还头头是道，而且他还善于引经据典，有广度，或者条分缕析，有深度。
他的父亲崔宏就是一个博学的人，做起实际管理来也得心应手，很有章法，满朝文武都对他倍感尊重。可是现在大家经常评论说，这个崔浩似乎比他伟大的父亲更出色，更博学，更富有才华。他从小就博览群书，什么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全都学习的滚瓜烂熟，而且连那些看起来简直过于深奥的东西，或者那些很神乎很玄乎的东西，他竟然也能够学会，这就让人感到没法向他看齐了，大家只好酸溜溜的带着嫉妒心理来称赞了。
拓跋嗣问崔浩，要想管理好国家，最需要学习的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崔浩就向他推荐《易经》和《洪范》。于是拓跋嗣就让崔浩给他讲解其中的真理，这两本书都深奥的很，一下子哪里能够讲清楚，于是就像蚕食桑叶似的一点一点往下啃，变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工作，他也好像渐渐地有点像是皇帝的老师了。《易经》，从伏羲的八卦起源，这八卦博大精深，玄之又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全都弄懂了，有的人懂得一点，给别人讲时又把人家讲的晕头转向，神乎其神却干急听不懂，所以民间俗话说谁乱编故事就说他是编八卦。后来发展的内容是周文王父子演绎出的八八六十四卦，还分别带上了卦辞。这部经典历来被中国人认为是最高深的学问，表面上是说占卜的，实际上是谈宇宙间的根本原理的，也是谈修身的。因为太高深，所以太难懂，以至于所有的人都人云亦云的说它好，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读，就连大圣人孔子也是到了晚年才读它读出了感觉。河图洛书都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黄河出来的八卦图产生了《易经》，洛河出来的那个洛书后来就形成了《洪范》这本书。这本书是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上谈怎样管理国家的，提出了帝王管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种根本大原则。这两本书都带有极其强烈的神秘色彩，属于永远也不可能参透的东西，把这个作为对鲜卑族出身的年轻皇帝的教材，教和学的难度都是相当的不小。
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难道是可以提前预知的吗？从这些最伟大的经典里面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答案是肯定的，人类最伟大最高级的思想者已经明明白白的写清楚了，可以做到。竟然是这样。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崔浩熟读了这些经典，你应该就可以做到吧？那就试一试，用乌龟壳来预测一下，或者指着天上的星星来预测一下。行，崔浩很爽快的答应了，没想到他做出的预测竟然多次跟后来发生的事情能够对上号，早就让人不能不信，不能不服。当然这种神秘的和鬼神对话的法术是不会很容易就彻底掌握住的，所以有些时候不那么灵验也是正常的，有些时候完全对不上号也只能说明这种法术的奥妙无穷，神秘莫测，不是法术有问题，而是人们没有搞明白。甚至也不能去追究占卜人的问题，他也只是个凡人，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是令人佩服的了。
不光是令人佩服，而且令人敬畏。尤其是像崔浩这样的人，他不但能够看懂天上的星象和人间的乌龟壳，而且他还知道每天明里暗里发生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他还成天都有机会和皇帝说上话，这就更加可怕了。要知道每个人心里都会产生出一些暗念，不打算让人知道，每个人都经常会有一些没有让别人知道的错误，虽然鬼神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并不来揭发，我们还是可以堂而皇之的做个好人。可是现在有人竟然能够随时和鬼神直接对话了，这就太可怕了。
拓跋嗣感到特别高兴，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当然很愿意经常接近这个人才，也愿意把一些关键大事交给他去做。于是两个人的关系逐渐显得密切了起来，皇帝遇到了什么难以下决心的军国大事，就把崔浩叫来商量商量。慢慢的，只要一有军国大事，就总少不了崔浩参与了。
能够接近单位的最高领导人，是荣耀，也是实权。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拥有这种资格，这种资格要么是血缘关系，要么是功劳和职务。其他人挤占了这个资源空间，就会让那些人感到不对，感到不舒服。
当然，没有人把这种感受说出来，这是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必须服从，高高兴兴的服从，同时很要跟那个受到宠爱的人保持表面和谐的关系。
皇帝去郊外举行祭祀活动可是一件重大的国事活动，在相信上天、相信鬼神、相信祖宗神明的古代，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平凡的意义，所有参与的人都态度严肃认真，能够参与这种国家大事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你能够享有比较特殊的待遇，那就更加值得吹嘘。大家惊讶的看到，崔宏和崔浩父子俩竟然都乘坐着轩轺车来了，这可实在是万众瞩目的荣耀。皇帝给他们的礼遇优待可真是不一般呐。
公元415年，魏国的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辩论最终以崔浩的胜利而结束。辩论是由魏国出现了大范围没饭吃以至于饿死人的事引起的，云中和代郡地方饿死不少人是由魏国境内的一场******引起的，******是由魏国连年发生的下霜太早和大旱引起的，这早霜和大旱是老天爷安排的。按照大家全都深信不疑的说法，天灾全都是老天爷对人世间的事情感到不满而降下的惩罚，所以人们要赶紧进行猜谜语的游戏，根据前人总结出的种种规律，来猜测出老天爷的真实意图。这是太史令这个职务的分内之事。
于是太史令王亮和功坦就兢兢业业的进行了一番研究，然后提出了他们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应该迁都，迁都到邺城去。他们的判断根据主要是从谶书中来的。当然，就是不懂谶书的人也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因为邺城这几年的收成一直比较好，迁都到那里去，很多人都会随着去，大家的吃饭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但是这么说，显得太不庄重了，迁都是个大事，哪里能够这么随便呢。于是就搬出来了一些可以让人信服的理论，这里就是谶书。
谶书是记载预言应验的书，是秦朝和汉朝一些巫师和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提前就写出来了即将应验的东西，但是又是一些迷迷糊糊地隐语，也就是一些谜语似的话。这可见中国的算命大师比西方的高明之处，西方的算命的总是预言的特别具体清楚，所以就经常被证明虚假，而中国的预言却是谜语，这就很容易和很多事情挂上钩，也很容易被说成是正确的。谶纬之学也是以河图洛书神话和天人感应学说为主要理论依据，把自然界发生的偶然现象神秘化，说成是必然现象，而且是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
谶纬之学非常吸引人，西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出身低贱，并非像夏商周等等皇帝都是出身世家名门，刘邦他们就编造出许多天意神话，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汉武帝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领袖董仲舒又大讲天人感应，那么王朝的合法性就更加不容置疑了。后来大家越来越相信了这个，于是到了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就风靡一时。
结果，王莽就拿着谶纬之学当工具，结束了西汉王朝，创建了新朝。
刘秀又拿着谶纬之学当工具，推翻了新朝，创建了东汉王朝。
这样，谶纬之学在这些朝代就成为一种官方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直到了东汉末年才逐渐衰落下去。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没有断种。前秦苻坚有一件事做的与众不同，就是不准学谶纬之学，有人自学，被他知道了，立即杀掉，以后就没有人再搞这个了，这真是高人一等。不过其他的皇帝们却未必有这个判断力，比如魏国的皇帝，从入主中原的拓跋珪起，就很注意学习汉文化，可是好的坏的一齐统统吃下去，连这个谶纬之学也当作灵丹妙药了。
现在，太史令们就拿着谶纬之学当作工具，来建议迁都，解决饥荒问题。
这样的一套理论，一般人不太敢于反对，也不太容易反驳。
但是崔浩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他的分析也很有说服力，他说：迁都到邺城去，可以解决一时的饥荒问题，却不是长久之计。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人们，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和牲畜都多的数不清，被他们称为“牛毛之众”。如果现在迁都的话，肯定要留下一半兵马驻守平城，分出一半人马往南迁移，分到各个州去，各州也去不了多少人，让他们跟那些汉族人杂居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虚实，发现鲜卑部族人数并不多，他们就会产生轻视心理。全国范围之内如果有了这种轻视心理，后患无穷。而且我们迁都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救急，把那些饥饿的老百姓迁移到那里去，他们水土不服，就会不停地害病，甚至病死。同时，平城留下驻守的军队就会减少，和我们有仇的夏国和柔然，一定会乘虚而入，他们倾巢出动前来侵略，云中和平城一定会形势危急，我们的中央政府和主力部队都距离太远，远隔千里，救援不及，就会吃大亏。这样一来国家的声望和实力都会受到损害。如果我们坚持不迁都，即使东方各州发生了叛乱，我们派出骑兵南下，布满山野，谁知道有多少人马！他们一定会望风而逃，争相投降。这正是魏国威制中原的长远战略。至于饥荒问题，只要支持到明年春天，牧草茂盛，**丰足，加上还有苹果，就能够坚持到明年的秋收，饥荒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另外一个官员周澹跟崔浩意见一致。他们的意见相当有说服力，他们抛开了谶纬之学，不去争论那个，而是直接从实际事务出发来谈，听的大家心服口服。这个论证其实涉及了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迁都问题，在强盛状态下的迁都可以，在衰弱状态下的迁都等于示弱，将会更弱，为了发展而迁都，可能走向发展，为了逃避而迁都，终将无可逃避，积弱难救。论证又提出了救急的原则，就是不能动摇根本，因小失大。而应该放眼长远，以静制动。
虽然论证鞭辟入里，但是饥荒问题可是要人命的。于是拓跋嗣又问：现在国家的粮仓是已经空了，靠什么来坚持到明年秋收呢？如果明年秋天收成仍然不好，又该怎么办？
崔浩和周澹给出了对策，他们建议说：那也不用迁都，可以把那些特别贫穷的人家组织起来到东部各州去保障生存，这里饥荒的压力也会有所减轻。明年如果仍然歉收的话，可以采取其它临时性办法，只是不要迁都。
拓跋嗣被说服了，他感到很愉快，他夸奖说：“只有你们两个人和我的想法一样。”
于是拓跋嗣就组织挑选贫困户去山东三个州，让当地政府开仓赈济，还派出专人负责这件事。同时他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国家当前的中心工作来对待，皇帝亲自参加耕种籍田的典礼，给天下人带头，命令相关部门组织和督促农业生产。又一个秋天到了，魏国全国范围之内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国富民安，反过来说也对，民富了国家安。
国家度过了难关，拓跋嗣给这两个提出了好意见的人发了赏赐。
这一次危机应对中，最高领导人和他的管理专家们表现出了良好的大局意识，他们没有因为重大危机而动摇根本，而是把根本战略与具体事务区分开来，保证了大原则的坚守。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另外一场辩论，也很有意思。这一次是关于天文现象的，魏国的太史向皇帝报告说，天上的星象出现了异常，这种异常情况预示着人世间要出大事了。按照书上说的，有个国家就要亡国了，而且会先出现预示亡国的童谣和谣言，然后亡国。
这可挺吓人的，拓跋嗣马上召集了著名学者十来个人，跟太史一起开研讨会，看看这个异常的天文现象具体说明什么。崔浩结合《左传》上关于类似天文现象的记载，认定后秦要灭亡了。天上那颗移动了位置的星星，古人所说的荧惑，也就是火星，行踪不定，让地上的人类感到害怕，认为它是战祸的象征。现在崔浩说这颗火星将会向西移动，不久就会出现，预示着后秦要灭亡了。
这种论证是把天文知识与人间政治结合在一起来分析了。天文知识有研究，火星的行踪就可能预测比较对路，至于国家的灭亡，下这个论断还得有对于国家大局的整体感觉。后秦的国家政治隐患深重，灭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谣言四起，也是古代国家大乱的必然现象。当然，万一那个国家咋也不快快灭亡，还可以有其它多种解释呢。
当时听了崔浩的论断，大家都生气的说：“天上的星星不见了，人间怎么知道它去哪儿了！”
崔浩只是笑，没有反驳。
因为火星真的是捉摸不定，他也只是推断而已。
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给他说中了，过了八十多天，火星真的出现在了跟后秦照应的方向。后来呢？后秦大旱，昆明池的水都旱干了，后秦国内民不聊生，大家都盼着赶紧会管理的新朝廷，新领导人，于是谣言四起，全国都乱起来了，又隔了一年，后秦就灭亡了。
大家只好承认崔浩太了不起了。
至于当时，崔浩本人也不敢坚持，所有的听众也都将信将疑，不信的成分恐怕更多些，包括皇帝在内。不过这个论证至少把魏国的危险给排除了，皇帝可以如释重负，松一口气了。拓跋嗣虽然不能全不信，但是也不能全信。他还得按照常理来处理国家关系。他先前曾经派人向后秦求婚，以前他的父亲拓跋珪就曾经这么做过，没有如愿，现在他又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被接受了。后秦国王姚兴派人把他的女儿西平公主送到了魏国，拓跋嗣以皇后的礼节把她迎进了皇宫，当然他仍然按照魏国的古老风俗进行了占卜，就是铸造金人，在这个险象环生的环节上，后秦公主仍然没能够过关，她亲自参与铸造的金人没有成功。结果，拓跋嗣只好封她做夫人。后来，拓跋嗣对她非常宠爱，可是拓跋世家定下的皇家规矩必须遵守。
这种判断力必须以熟悉天下事务和善于抓住本质问题为基础。崔浩凭什么敢于判断后秦会灭亡呢？当时后秦的国王姚兴可是一位在五胡十六国中少有的仁德之君，也是一位算是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的前期，妥当的解决了他父亲姚苌遗留下来的那些难题，既避免了内乱，又把死在姚苌手里的苻坚的儿子苻登给打败了，消灭了这个最难对付的死敌。后来他一仗接着一仗打，打出了一个地盘广大的后秦帝国，国内经济也一度繁荣起来，文化事业也发展的很好，他亲自迎接一代高僧鸠摩罗什到后秦都城长安来，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但是到了后期，他就一个劲走下坡路了。一连串战争使得后秦国力江河日下，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姚兴又接连出现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失误，决策出错，他拱手让出了河西五郡，培养出了一个强大的敌国，他又拱手送出了南乡十二郡，便宜了东晋却削弱了自己，他又引狼入室，呵护扶植赫连勃勃，终于一手造就出了后秦最危险的敌人。而他最大的失策，则是没有妥善处理好接班人的问题，导致他临死之前两个儿子自相残杀，政局大乱。在这个危急关头，姚兴死了，一年后后秦就亡国了。他的继承人姚泓也被那个接受了他白白送上十二郡的东晋给抓了去处斩了。
现在，正是姚兴死去的前一年。
崔浩做出这个判断，有洞察力，也是相当大胆的。
不过，好在凭借天文现象来预测吉凶，从来就可以有多种解释，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全说对，偶然说对了就足够了不起了。
何况崔浩只是猜测了一番火星的轨道问题，并没有对后秦做直接的正面预言，因此就更显得有分寸。他听到大家的反驳之后，光笑不说话，这就没有多少后遗症了。
不久之后，拓跋嗣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心烦，那是发生在上党地区的胡人叛乱。
胡人推举了白亚栗斯为首领，各自为政了，不服从魏国的管理了，这怎么可以呢？
拓跋嗣派遣公孙表去讨伐白亚栗斯，并且事先给他交代，魏国和后秦是亲戚关系，要把这次军事行动提前告知附近后秦军队的将领，取得他们的配合，那样的话，胜利才有保障。公孙表答应了，可是公孙表觉得自己的军事水平是可以自信的，何况将军在战场上带兵打仗的时候可以不接受皇帝的具体指示，于是他就把这个指示仅仅当成了备用品。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听到了一个让他倍感惊喜的消息，那些叛乱的胡人又发生了内乱，他们把白亚栗斯给废掉了，另外推举了刘虎来当他们的领袖。公孙表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敌人送上门来的一份厚礼，不赶紧接受实在是说不过去。对方处于内乱之中，这个时机真是求之不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搞什么联合行动了，上！他率领着大军一路急行军，一到地方就发动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式打击。
结果是打了一场出乎意外的大败仗。魏军死伤惨重。
骄兵必败。
当初魏军前去讨伐叛乱，派出了五位将军，包括经验丰富的公孙表。而对方呢，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军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军官也是临时凑数的。公孙表轻视敌人其实也不是全无道理，更何况他们还在窝里斗，临阵换将。
只不过公孙表忽略了一点，叛乱的胡人军队虽然临阵换将，并没有因此陷入混乱，他们的战斗力基本没有显出下降的趋势。白亚栗斯当首领的时候所用的军师是司马顺宰，换成是刘虎当首领了，军师依旧是司马顺宰，换句话说，军队在管理方面保持了一定的一贯性。
起初，他们是一群饥民，为了活下去，聚集到了一起，成为一大群。后来，为了活下去，他们宣布独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再后来，同样是为了活下去，他们去进攻魏国的河内地区，好多抢一些粮食。现在，仍然是为了活下去，他们依托有利的地形，和魏军决一死战，把强大的魏军给打了个落花流水。
拓跋嗣听到消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这是个好习惯，重大决策之前先来个集思广益。他谦虚的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把他自己下不了决心的原因说了出来：“这次胡人叛乱去年发生，到了现在还没有能够讨平，参加叛乱的胡人越来越多，危害也变得越来越大。如今正是秋天农忙时节，不是征兵的时候，会妨碍秋收，那也是大事。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议论纷纷，打，肯定是必须的，招安政策对胡人来说是痴人说梦。征兵，恐怕也是必须的，叛乱的军队越来越多了，打败他们所需要的军队也相应要增多才行。妨碍了秋收怎么办呢？本来就在闹饥荒，就是因为饥荒引起了这次叛乱，如果饥荒扩大化，恐怕叛乱也会蔓延的更广，等等。这些议论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白马侯崔宏的一番建议稳稳地结束了这一场莫衷一是的争论。他的观点可以分为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他对这场叛乱给以了准确的定性。他认为：‘这次胡人叛乱人数虽然多，但是并没有一个好的统帅，因此成不了什么气候。“这个判断很重要，可以为以后的清晰定位打下基础。
第二层意思，他对军事形势做出了准确的分析。他认为：“国家派去的兵力已经足够用了，只是因为五个将军之间配合不到位，法令不够严整，指挥不够统一，才打了败仗。只要再选派一个有威望的大将，带上几百个骑兵，去负责统一指挥，就一定能够取胜。“这一下可算是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真正的病根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好像就谁都会办了。
前两层意思谈的很厉害，可是接下来的第三层意思也同样务实，他竟然准确的提出了一个可用的候选人。他说：“相州刺史叔孙建应该就可以考虑，他以前在并州的时候，不但胡人怕他，就连鲜卑人也都怕他，对他的敬畏感超过了其他将领们。派他去应该可以。“有用的下级就是这样，他不但能够提供思路，还能够提供具体方案，以供参考。
拓跋嗣心中感到豁然开朗，他就这么办。
叔孙建接到了朝廷的任命，他以中领军的身份前去督战，那些刚打了败仗的将军们抱着极大的热情听从他的指挥，他们马上就打了一个圆满的大胜仗，斩首一万多人，俘虏了十万多人。叛军的首领刘虎和军师司马顺宰全都在战斗中被杀死了。干净利落，一举成功，大获全胜，战果辉煌。
这就是崔宏的思维洞察力。人们不能不服气，尤其是很纯粹的由衷服气。
拓跋嗣对于人才的重要性体会的越来越深刻，要是有价值的人才死去了，他就会痛感惋惜。比如叔孙俊死了，他就难过得不得了。当年拓跋嗣逃亡的时候，身边只有两个人跟随，又受到了发动政变的拓跋绍的追杀，处境危险，幸亏叔孙俊和拓跋磨浑不惜身家性命前去救援，从此成为了拓跋嗣的亲信。后来，他又以极高的警惕性发觉了拓跋悦想刺杀皇帝的阴谋，成功的阻止了一次严重的政变危机。从此拓跋嗣对他更加信任，把军国大事都可以托付给他，由他来过滤后呈报上来。叔孙俊的性格温和而又正直，为人忠实而又厚道，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尊重。
没想到现在他竟然早早地死了，年方二十八岁。拓跋嗣悲痛又惋惜，当他看到叔孙俊的悲痛欲绝的妻子桓氏的时候，他就更加感到伤心了。
拓跋嗣对桓氏说：“你和他活着的时候共同享受荣华，现在他死了，你能继续跟他在一起吗？”
桓氏哭着点头答应，然后她就回到房间里面去，拿了一条丝巾，悬挂在房梁上，把自己的脖子伸了进去。
她和自己刚刚去世的丈夫合葬在了一起，在同一个墓穴里面。
拓跋嗣亲自前去参加叔孙俊的丧礼，哀悼痛哭，追赠叔孙俊为侍中、司空、安城王，给他追封的谥号为“孝元”，葬礼的规格也显得很是荣耀，赐给了棺材，使用了丧车，还让卫士们在前边引导。这种死后的荣耀，在古时候是有重要意义的。
最让人心烦的事情就是内部叛乱，这不？又一起叛乱消息上报到了拓跋嗣面前。这一次是丁零人造起反来了。
丁零，是中国古代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又叫作高车，也叫作敕勒，后来又繁衍出了薛延陀、回纥、突厥等等许多部族。丁零民族为什么又称为高车呢？因为他们特别善于制作而且普遍使用一种高轮大车。丁零民族为什么会普遍使用这种高轮大车呢？因为他们原来放牧的区域，牧草生长得特别茂盛，能够把牲畜都给遮住，所以他们就有了那首著名的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实在太美了，意境太阔大了，让人的心胸为之开爽。那里牧场上的草长得很高，人的行动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才会制造出这种高轮大车来使用。那里的地理状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积雪深厚，而且到处布满了沼泽，坐上这种高轮大车，可以减少阻力，使得通行更加便利。
魏国多次征讨丁零，或者叫作高车，打了胜仗之后，把无数的俘虏迁移到了魏国来居住，可是民族之间的问题历来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丁零人觉得日子过着不舒服了，他们就造反。
这一次带头造反的人是丁零的一个部落酋长，叫作翟猛雀，他组织起造反队伍之后，觉得人数不够多，声势不够猛，于是他就把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全都当作自己的部属来强制收编了，他派自己的士兵们用刀枪棍棒威逼着他们，让他们必须加入自己的队伍，可是平地之上很容易出现逃跑现象，于是他下令强行驱赶着这些人，进入了白涧山，这地方相对来说易守难攻，便于生存。
魏国当然马上派出军队前去平叛，不服从管理，这是不允许的。军队的带头人是内都大官张蒲，还有冀州刺史长孙道生。到了地方之后，初步了解了情况，长孙道生就决定准备尽快发动攻势。张蒲不同意。
长孙道生认为应该先下手为强，宜急不宜缓，而且他有足够的把握，不会打败仗的。
张蒲却从另外一个普通军官往往不去想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这些叛乱的人群中，有不少是并不想叛乱的，他们只是翟猛雀用武力胁迫了。现在咱们如果不分善恶，一并诛杀，那么这些人即使想弃恶从善，也会无路可走。到那时，他们只好跟叛军一起同舟共济，共同抵抗官军，以求保全身家性命。那样的话恐怕叛乱就不容易讨平了。不如先派人去宣布一个政策，不跟翟猛雀同谋造反的人，一律不予治罪，这样做，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马上解散的。“
这个主意不光是从军事战术角度出发的考虑，更是宅心仁厚的思维方式。所谓积阴功，就是指的有这种用心。
换了有的人，一味好大喜功，杀人越多、俘虏人越多就越功劳大，他只想把平民都当成敌兵拿去请赏。
还有的，懒得冒那个险，费那个劲儿。上级领导让打，打就是了，提出别的行动方案，既显得自作主张，又可能落个贻误战机的罪名。
但是这个张蒲就提出来了，那个长孙道生一听有理，也就接受了。
但是招抚可不是可以乱当家儿的，于是他们派人回去向朝廷请示。
这个张蒲，是东汉时期太尉张延的后代。从小就品德不错，读书虽然不多，但是有用的书还是读了一些。他的人品端正、做事谨慎是很有声誉的，曾经在后燕当过河间太守、尚书左丞等官，归降了北魏之后，从尚书左丞起步，做过东部大人，太中大夫，一直做到了内都大官一职。他正直廉洁，不接受别人的请托贿赂，参与审查判决各种案件时，公正无私。
圣旨不久就到了，皇帝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且指定张蒲去完成这个任务，张蒲很高兴，他马上前去，到前沿阵地上，对那些被胁迫的吏民们宣布政策，晓以大义。
果然不出所料，那些人马上惊喜交加，他们立刻想尽方法逃跑到这边来，高高兴兴的投降了。这就有几千家。
他们又重新成为了良民。
于是安排他们仍然回去安居乐业去。
翟猛雀吓坏了，这谁出的招儿啊？太损了吧。人都快跑光了，剩下的也受到了消极影响，士气低落得无以复加，而且带动得连自己原来的部下也乱开小差，这仗还怎么打？精心策划的基业土崩瓦解，那么自己也只好逃跑了，他就赶紧逃跑了，他的死党只剩下可怜的一百来人还跟着他。
于是又开始了一场长跑比赛，张蒲不但会思考，会讲道理，他赛跑的成绩也不错，他们成功的追上了残余的叛乱者，对于这些顽固到底、死不悔改的叛乱核心分子，可不能手软，翟猛雀的脑袋成了士兵们手里的一级战利品，他的剩下的死党也全部被消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