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分钟终于过了。阿琴拿出历史书、打开投影开始讲课，这架势是要班会“直落”历史了，没有中场休息。
中午我回了家。这么大张的漂亮照片不能挂起来真窝囊，就算找个地方藏起来也很麻烦。我清了一个角落里的壁柜，把里面的十几本厚书搬出来把相片放进去，然后再把书放回去。合上柜门我才放心。
打个电话给他吧。我打了很多遍。电话那头都传来同一种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烦死了。关机了。
我就没再理会。
过了两三天韩予才给我回了微信：
“最近好吗？”
“不好。”
“你别生气啊。”
“我都快气死了。月考考成屎一样。还被阿琴骂。”
“哦～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别的什么事不高兴了。”
“没有啊。”
“没有就好。”
“对了，那张照片很漂亮，特别喜欢，就是太大了，又不好挂出来。”
“嗯。那信你看了吧？”
“信？！”
“相片与相框的夹层。有封信。”
“你居然不早说！”
我没看他回了什么，又把那些发黄的旧书搬出来，把相片“请”出来，生怕磕到边角。
果然里面有封信。
我以为是一片雪，我伸出手去接，但是没料到是从万米高空掉下来的一块冰雹，本身很小却仗着惊人的加速度朝我的手心砸下来。在手心穿了个血洞。直坠入脚下的地心里去。
盯着这个血流汩汩的洞，我觉得我的世界再一次崩塌了。
我突然知道为什么韩予当时在Starbucks时的冲动。还有那些他觉得不会再出现的星光。以及那晚的拥吻。关了的手机。
我统统明白了。
他走了。
也许那将是最后一面。
在信中他说：“如果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你还戴着那枚戒指，我会来找你的。如果，你累了想把它摘掉，就不用等我回来了。Goodbye。”
我打开手机，现在已经接近下午两点，纽约也应该接近凌晨两点。我试着回了一句：
“如果我能等。您能吗？”
他居然回了：
“我不太敢确定。因为失约，总是不好的。”
“什么叫不确定？现在我就要你确定。Now，or／never”
“I／will”
“Really？”
“Maybe”
我关了微信。故事的结局因为一个“Maybe”显得不那么富有悲剧色彩。但却没有“Happy／ending”了。
那篇关于鸽子的小说被我删了个精光。我从此不打算再更了。这只灰色羽毛的鸽子总是写得像我自己一样。我为未来的自己编写了这样的结局，然后一语成谶。
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了。
四年，四十八个月，按每个月三十天计算足足有一千四百四十天。我才十七岁，四年之后我二十一岁。
我还有等的资本。
不。我不等。我也去。然后在背后抱住你说我们不用再等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林媛。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你可想清楚了？这条路不好走。”
“想清楚了。等四年不如只等一年。”
“唉。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就去吧。”
“你并不希望我去。”
“嗯。但是我不是个自私的人。你要加油。从现在开始。”
“一定。”
我开始买各种关于托福的练习、单词一本一本地背、上网搜罗留美方面的信息。
我觉得我的人生轨迹开始扭转了。被某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扭转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好是坏，努力到底有没有结果，但是我还是想孤注一掷。
从此我所有的课都成了英语课。准确的说是“自学托福课”。
余子陌有时候无聊起来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得闲”背英语单词。
“因为要考托福啊。”我回答他，连眼皮也懒得抬。
“你大学要考美国的？”
“嗯。”我依然没有抬头。
“加油。”他说完又转了回去。
我日复一日地背单词、刷题。不管上课还是下课。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我感觉到了一种从心底爆发出的力量，一种为自己而活的力量，一种挣脱束缚为自己的未来打拼的壮烈感。
直到有一天我向父亲“坦白”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从宽”。很简单，因为钱。这一点我和韩予是永远无法比的。我选择“抗拒”，任我哭得天昏地暗、就差以头抢地了，但是一道无形的鸿沟就这么赤裸裸地横躺在我和美利坚的国土之间，唯有用成堆成堆印着毛爷爷头像的纸片把它填平，才能让我踩着走过去。但是没有这种“特殊桥梁”的人只能望而却步。比如说我。这条横陈的“河”，隔断了我的梦想，和我的思念。幼稚却灼热的思念。
孟姜女哭长城，长城倒了，我哭了那么久，为什么那个人的背影却越来越模糊了。那兔毛口袋的温度，那大雪后的屋檐，那些纷纷扬扬的雪花，我都快要忘记了。
我一气之下把所有的托福书、练习册全扔掉了。
断了这个念想吧。让我断了这个念想吧！让我回到那个天天为数学卖命的苏亦寒吧！
回去后，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前些日子我没有好好听课，现在想跟上进度显得有些吃力。于是我更加努力地追赶。自学了一个星期前的内容，我才渐渐步入正轨。
但是这样高强度的作业下，我这台作业机器终于垮了。
从“被放弃”出国梦以后，我就习惯了上第二段晚自习。习惯了和韩予那一级的学长学姐同时放学回家，那些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神色麻木、行色匆匆的人，校道旁的黑杆路灯照在那些一天比一天显得“面露菜色”的面庞上，让我宛如置身于某部以“行”开头以“肉”结尾的热门电视连续剧的场景中——我真担心他们会突然转过来咬身边的人一口，然后发生“集体性变异”。
如果韩予也上学的话，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放学了。但是我再也不会见到那个穿着墨绿和白色相间的校服把外套的领子上的拉链拉到最顶端把领子竖起来、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笑容浅浅的男孩子了。
路灯的光有些刺眼。明晃晃的。像一排瘦高的人穿着挺括黑色的西装，显得苍白而滑稽。我有些目眩。这种晕眩感从下午不足的半小时的“睡眠”一直持续到现在。
“苏亦寒。”有人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韩予？”我不自觉地说了一句。
看来我真的是有些神智不清了。
余子陌不解地来了一句：“韩语？哦，苏亦寒思密达。”
我赶紧说：“啊？哈哈，开玩笑。”
余子陌笑了。然后快速地走了。他的步伐让我直想笑——手臂甩得特别大力，所以特别开——当初兰婧走他旁边没有被打死真是万幸。
“砰。”我的脚好像绊倒了什么东西，幸好我反应及时，用手撑在了地面上。一股热流从脊柱传到颈椎再从颈椎传到大脑皮层——眼前如流星闪过、如四下逃窜的发光的昆虫、把眼前的事物蒙上一层纱。继而拉上了大幕，意识变得模糊。
“怎么了？苏亦寒！苏亦寒！苏……”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惨白的墙壁、闻到的是医院特有的消毒水与酒精混杂的气味。还有父母焦急的脸。
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同一个画面中、同一个屋檐下，自从六岁时他们以轰轰烈烈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后，就没有了。这一刻，仿佛两个次元的世界突然重合了，我夹在他们中间，突然热泪盈眶。
他们的神色舒缓了一些。
“吓死我了，让你平时不好好吃饭！”
“这孩子，体质太弱了，听说你晕倒了，我立马就赶回来了。”
“行了行了，亦寒，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这一幕我觉得似曾相识——大约十年前，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发烧到四十多度，突然晕过去了，在医院重症病房大睡三天三夜之后才醒来。
期间医生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书。
父母几乎没有合过眼。
隔壁床的婴儿夭折在病床上。
各种各样的药物、不间断地打针、氧气瓶、心电图、甚至医生提议用电击……
我依然在病床上不省人事。直到一天凌晨，我睁开眼睛，身体慢慢恢复知觉，我像一个身披铠甲的上古勇士，浑身都像压了钢板一样动弹不得。除了眼珠和嘴唇。
护士走进来，伸出三根手指，问我：“这是几？”
“三。”
“这个呢？”她伸出四根手指。
“四。”
到底是我烧糊了，还是她烧糊了？
“这个人是谁？”她指着我妈妈。
“妈妈。”
“这个呢？”
“爸爸。”
“行了。脑子没烧坏。”她走到了一旁。
我又留院观察了几天便出院了。从那以后，父母都特别害怕我发烧，一旦有发烧的迹象就如临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