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节过后，各个公司就很快组建到位，并开始运行了。公司的组建和人员分流搞得相当顺利。
由于工厂出台了以承包指标核减接收人员数量的政策，各公司在接收人员方面都比较痛快。工作的难点是那几个身体不好、有神经疾病和基本上不能干什么活的人员，他们被分配到电器公司和机械公司都被无情地退了回来。这些人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公司与工厂之间来回地找，处境非常可怜。有两个是众所周知的精神病患者，有一个是需要花大量医疗费的肝硬化患者，他们被郑峰山、田左錜拒绝在公司外，甚至将调令扔出门外。对此黎蔚然生出了一些怜悯之心，当他与光学公司的其他几位领导商量是否接受这些人来公司时，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强烈反对。他耐心的说：“如果我们走在大街上，遇到有困难的人还会去帮助他们，尚且这些人是咱厂的职工。现在别的公司不要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在他的劝说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接收这些人的意见，接受了这些被人们视为“包袱”的人。在公司以后的运行中黎蔚然确实为这几个人分了不少心，光那个肝硬化的患者一个人的医疗费就用去了公司360人的总数中的80%。但是黎蔚然的这一善举，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他的看法，这几个困难职工总拿别的公司对待困难职工的做法与光学公司相比较，无形中成了公司新形象的宣传员，这在公司以后的形象建设和发展中多少起了一些正面的作用。
虽然光学公司被全厂职工公认为最缺加工手段和最缺乏发展后劲的一个公司，但令黎蔚然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干部和职工队伍。因为公司中层一级干部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到基本素质都比较差，尤其是几个在公司主要领导岗位上因过去被称为“吃喝团”职工意见比较大的干部。这些人并且对黎蔚然是持反对态度的。公司成立之后，就有两位主要领导找黎蔚然说自己准备只在公司干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他们就要到社会上去自寻出路，有一个甚至拿出己经担任社会上一个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黎蔚然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在思考，如何带好这支中干队伍？如何通过这支队伍带领导全体职工走出困境？
为了给这些中干以一个新的信号，黎蔚然本着联络感情的目的自己掏了300元钱，请这些人吃了一次饭，在端起酒杯时，他讲：“今天我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饭，一是为了说明今后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二是给大家敲个警钟；这是光学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自己人在一起吃饭，但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除去必要的来客应酬，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工作把光学公司搞好，把全体职工的生活搞好。”当时这些人以为黎蔚然在开玩笑，没把他的话当成事儿，嘻嘻哈哈，碰杯说行。但以后的事使这些人思想上产生了一次大的变化。
那天酒后，有人提议去唱歌。顺着大家的意思，黎蔚然没表示反对，但一进歌舞厅就后悔不已。这些人也许是多年己经养成了习惯，也许是酒后现出原形，大都熟门熟路的找到小姐跳起舞来。看着那个龌龊的场面，黎蔚然感到血在往头上涌，他想：这就是要带领职工走出困境的干部？新公司的出路难道就从这里起步？愤怒之余，黎蔚然拂袖而去独自一人回到厂里。
那天，天正下着小雨，黎蔚然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后就打伞到厂门口站着。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是在自责和气愤之中渡过的。过往的人中认识他的都来打招呼，他只能说在等人。天黑下来以后，黎蔚然看到那帮以后要在子领导之下工作的“兵”酒气熏熏地回来了。也许是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了，一时间见到黎蔚然以后不知道说什么。黎蔚然向前走了几步，只淡淡地说：“都回来了吧？”说完我就扭身离去，再也没有回头望他们一眼。
第二天，黎蔚然到公司以后，那几个干部似乎己经知道领导在生气，连招呼都打的那样勉强。应该说这些人的良心还没泯灭，也许己经知道他们的行为黎蔚然不赞成的。一会儿，先后都来到黎蔚然的办公室表示对昨天的事表示后悔，这多少让黎蔚然的气消了一些。暮地，黎蔚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利用这次事件变坏事为好事，于是决定召开民主生活会。会上黎蔚然讲：“我们身后有360名职工，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大家监督之下，如果我们只会吃吃喝喝，职工就不会相信我们，要把光学公司搞上去就是一句空话。”借此机会他也做自我批评：“这次问题责任在我不怪大家，但以后一定要汲取教训。”大家见黎蔚然的态度诚恳，也都纷纷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认真地做自我批评，表示一定改变作风。这次民主生活会开的非常成功，大家的发言都有详细地纪录。这也是黎蔚然参加过的效果最好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应该说，这次会议为光学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