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不仅是一项物质工程，同时也是一项精神工程。这项精神工程的核心，就是要以利益代替道德。而在最初，这种代替必须在舜帝的框架中来进行。
舜帝是黄帝列朝以来空前绝后的圣君。他不仅有道德的理想主义，也有道德实践的现实主义。既注重最终目标，又注重实现目标的方式。所以他因此也给了大禹机会，让大禹有机可乘。
而这种机会，就是舜帝高压道德下的民间反弹。舜帝先后流放三大势力四大凶族，这七个势力八个部落实际上代表着部落贵族的利益。镇压了八个部落，所以其他部落纵然心里有想法，却不敢表达出来，生怕下一个被镇压的就是自己，但他们毕竟不甘心失去在大洪水之后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特权。
其实我们往往将贵族想象得倒行逆施天怒人怨，没有民意基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贵族不仅在道德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往往是不能撼动的。这是因为两个原理：“目标看齐原理”和“道德自下而上原理”。
孔子说，国家财富的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观点一直以来影响了我们。的确，在社会财富很少的时候，孔子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寡”。正因为“寡”了，所以才患不均，因为你占用的每一个份额，都有可能让人饿死。别人活不下去了，你的财富就很可能被别人再抢回去。
而在社会财富有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不仅不会“患不均”，而且百姓还生怕太平均。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不仅不会追求平等，反而尽量追求不平等。这就是我在这里提出的“目标看齐原理”。
这是因为人类天生以来就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愿望，这种愿望有一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己一定要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水平线和精神水平线下面，必须还有其他人生存，才会认为自我已经实现了。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任何人都不怕有人比自己生活得更好，就怕没人比自己生活得更坏。因为每个人都认为，那些生活得比自己好的人，他们的现在就是自己的将来，只要自己愿意努力，迟早有一天会超过他们。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任何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等级。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容易解释人类的奴性。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奴性重，这是片面的。奴性是人类的天性，欺软怕硬，恃强凌弱，趋吉避凶，人人生来就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国籍而表现得更加严重。有的人之所以表面上奴性少，那是因为他在后天的生活中地位较高。但把他放在别人相同的环境中，恐怕他的奴性更重。
而所谓“道德自下而上原理”，则是道德的本质。真正的道德，必须先在民间成型，然后通过下层影响上层，最终获得确立。当然，很多道德家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样一来，道德家的作用就被颠覆了。我很同情道德家的想法，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道德家。但我不得不说，事实的确如此。道德固化的前提，必须是“百姓拥护”，这种道德才会拥有实现的基础。而道德家的作用，则在于道德的提纯和首创。经过道德家提纯和首创的道德，必须经过百姓的检验。百姓检验的过程中，道德家可以说服百姓，但道德家永远也不能压服百姓。甚至道德家提纯和首创道德的原料，也全都来自民间。
所以说，道德是自下而上的。任何强行推销道德而不是营销道德的行为都是必然失败的。对于这个问题，尧舜等圣君并没有完全看清楚。这也是黄帝列朝的道德体系最终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尽管尧舜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百姓对道德的建构，但他们一直以为，道德是自上而下的。这就让他们颠倒了道德的本质，对于道德的建构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却一直埋藏着隐患。而大禹出场之后，这个隐患终于被大禹和部落贵族利用了。
“目标看齐原理”让贵族跟普通百姓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因为每个人看着贵族，都仿佛看着自己在吃肉喝酒。回过头来，又能像阿Q一样，对其他人使用精神胜利法。在黄帝列朝，由于分封制的存在，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可能成为诸侯。而在部落内部，这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当然，也许在贵族的掌控之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集中于贵族手中，但普通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依然存在幻想。
正是这个原因，部落贵族有可能将部落的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好几代盛世，部落之间很少爆发战争，百姓对部落贵族的信任度直线上升。君主之所以还能对百姓有号召力，一方面是名声的积累，另外一方面也离不开部落贵族的拥戴。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大禹的串联，恐怕所有的部落贵族最终都必须生活在尧舜最终成型的理想主义道德中，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和私心，老老实实地按照固定的轨迹走下去。但大禹打破了平静，让他们心中的欲望得到苏醒，也让他们看到了打破尧舜道德牢狱的希望。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每到一地，先是表明自己身兼治水委员会主任和钦差大臣的身份，获得了指导部落发展的合法性。此后，他就利用这种合法性，想方设法为各部落谋利益。舜帝能够给各部落的，他毫不客气地以自己的名义慷慨施与；舜帝不能给各部落的，他也想方设法在体制范围内加以满足。一来二去，他就跟部落贵族打得火热，相互之间无话不谈。谈到最后，就结成了政治同盟。而部落贵族的欲望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大禹点燃。
这样，当大禹治水归来之后，他实际上已经怀揣着各部落贵族的梦想。天下诸侯真正有了“朝里有人”的感觉。此时天下诸侯百姓对待舜帝和大禹的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变。如果提起舜帝，所有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认为这是一个好人。但天下诸侯几乎一致认为，光做一个好人是不行的，因为好人并不能必然带来利益。而提到大禹，所有人不但同样会竖起大拇指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同时还心悦诚服，认为这个人可以给他们带来未来。
而大禹也没有让部落贵族失望。还没有回到朝廷，他就提出了制度改革的方案。这次制度改革的方案，主要是针对地方部落的。大禹将各部落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其中，甸服在天子周围五百里以内。侯服在甸服周围五百里以内，绥服在侯服周围五百里以内，要服在绥服周围五百里以内，荒服在要服周围五百里以内。也就是说，根据距离天子的远近，将天下诸侯分为五等。甸、侯、绥三服，处于君主全面管理之下，进贡物品，负担劳役；要服不需要负担物品和人力，只需要遵守法令，接受统治就可以了；而荒服，则完全实行自治，不必推行君主的政令。
这个制度几乎包含了黄帝列朝道德的全部内容，但从根本上，又是对黄帝列朝道德改头换面的前奏。我们前面说过，黄帝新道德的核心就是“等级制度”，但这种等级制度建立在对各等级民众的尊重上面。高等级只在地位上利益上获益，低等级在基本权利上面跟高等级完全平等。而大禹这次改革的方案，依旧是对“等级制度”的深化。但无形之中，百姓基本权利这一块，已经有了被割走的前奏。甚至在“荒服”中，已经被事实上割走了。
前面我们说过，黄帝列朝对普通百姓利益的维护，建立在君主对国家的绝对统治上面。而现在有了“荒服”之后，“荒服”部落只要不跟君主捣乱，君主将不再过问其内部事务。也就是说，“荒服”部落有了自主决定内部事务的权力。这样，“荒服”部落的贵族就拿回了失去数百年的绝对特权。共工驩兕等人干了几百年没有成功的复辟，在这一刻终于成功了。
“荒服”部落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跟黄帝列朝的新道德背道而驰的。而跟尧舜提倡的仁义道德，更是格格不入。但“荒服”部落的地位最终被制度肯定，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大洪水之后，曾经有过道德败坏的时期。说白了，这个时期就是当时尧帝的统治暂时的缺失的时期。也就是说，大洪水最严重的时候，洪水曾经分割了各处幸存的部落。跟尧帝分离的部落连尧帝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当然就回复了部落政治。而此后尧舜虽然极力恢复统一政治，但这个过程一直没有完成。虽然搞定了三大势力和四凶，但也只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跟其他部落之间，肯定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而现在被大禹改制肯定下来的“荒服”，恐怕一直就是事实上的“荒服”，只是现在才得到制度的承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