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根据反满抗日救国的需要，党组织又派老曹同赵一曼转战到哈尔滨，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是因为，****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迁到了黑龙江省的重要城市哈尔滨。
赵一曼他们也就随****满洲省委来到了哈尔滨。赵被安排在省委领导下的省工会，担任****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
当下的哈尔滨，日寇早已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
老曹和赵一曼刚到哈尔滨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他们“担保”租房。因此，他们就不好租到房子。
我党在哈尔滨的联络员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向时任满洲省委领导的冯仲云报告了情况。冯就安排联络员积极想办法，为老曹和赵一曼解决好住房等问题。
当时，这位联络员也不便贸然直接联系，就以普通商贩的身份，恰到好处地为老曹和赵一曼介绍一处不用担保，就可租用的住房。
联络员就带着赵一曼，来到南岗区的一家俄国侨民家。这家女主人就向她介绍说：“我们这里可以随便租屋，住户不必向日伪警察报户口，只要交足房租，什么时候来住都行，进出时没人过问的。”
赵一曼经过实地观察，觉得这里隐蔽，利用俄国侨民的住房，开展工作、进出方便，只是房租很贵。但这里是他们最适合的居住点，当即就定了下来。
赵一曼就同老曹搬进了俄国侨民的房子。
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哈尔滨这座优雅美丽的城市里，高大的俄罗斯式的房屋，欧式建筑是很多的，几乎随处可见。整齐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新鲜。
而在这座城市里，侨居着几十个国家的人。据统计，这里的侨民多达30多个国家、10多万人。这些众多国家的侨居者，在这座城市里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做各种各样职业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也能见到。更多的是日本人。大多数日本侨民，不等同于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前者是民，后者是侵略者。
在那时，哈尔滨又是一个黑色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侵占了这里，实行法西斯统治，蹂躏中国人民。日寇、伪军警察横行于市，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像是一座大冰城，时刻让人感到寒冷。
赵一曼做地下工作十分谨慎。这时，她已经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作风泼辣的职业革命活动家。
他们来到这里居住后，在邻居眼里，这是一对普通的华人夫妇。白天，赵一曼以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身份，上街买菜、在家煮饭、洗衣服、操持家务活，样样在行。
有空时，赵一曼就坐在家门口，做起针线活、缝补衣服，机警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为“丈夫”等人的开展工作当好“守门神”。
每当晚上，他们就经常加班加点、起草文稿、油印文件和宣传品，往往忙到夜深人静。
当时，老曹担任满洲省总工会书记。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加之他曾被敌人捕去，受过酷刑，因而致残。特别是他的腿严重残疾，走路颠簸，行动不方便。
因而，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老曹开展对敌斗争中，往往是坐镇指挥，由他策划斗争方案，派赵一曼外出开展活动，执行任务。
在哈尔滨期间，赵一曼每天都是在日伪敌特、宪兵军警的眼皮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组织活动。
为了工作开展更加顺利，赵一曼就把在奉天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孙大明调来哈尔滨，仍然协助她的工作。
这年夏天。赵一曼组织几个同志，乘船到太阳岛一个同志家里开会。
这是一个靠近松花江边，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草房，屋里虽然很闷热，但同志们仍然紧闭门窗，一边装着打麻将，一边开会。
不料房东的小孩不懂事，把外面的门打开了就跑出去玩耍。
这时，正好有一个特务暗探在周围巡察，一下子就闯进屋里来了，特务掏出了手枪，凶神恶煞地一步步向桌子靠近，情况十分危急。
桌上的文件都没来得及收拾，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赵一曼急中生智，环顾了一下周围，看见窗边主人刚煮好，放在窗台上那盆滚烫的稀粥时。她镇定自如、若无其事地边摇动手中的扇子，边靠近窗边。
当特务举起手枪对准一位同志时，赵一曼伸手把这盆稀粥扣到特务的头上。特务发出狼嚎般的惨叫声，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感觉头脑像火烧一样，使他失去了反抗之力。
趁此时机，孙大明等同志，迅猛地围扑上去，把特务捆绑起来，塞到床下。到了晚上，赵一曼等人就将这个特务，秘密地扔到松花江里喂鱼了。
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在同志们间传为了美谈。看似平常的一盆稀粥，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却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记者，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话又从头讲起——
方记者是一个刚刚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青年人，党性和思想觉悟还不是很高，在采编副刊稿件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因此，老曹就安排赵一曼去做方记者的辅导老师，帮助他提高觉悟，提升思想，以求采编的文稿，更有利于激发民众、唤醒民众、吸引民众、团结民众投身到反满抗日的大潮中来。
一天，同方记者单线联系的同志，给方传递了党的指示，要他很好地利用报纸副刊这个窗口，来作为我党宣传革命、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
方记者那时刚参加党内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肤浅。
当时选用来稿和方记者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编审，完全由他决定。
有一次，赵一曼读了方记者写的一篇文稿，认为文笔可以，但在思想性上存在问题。她就请联络员联系方，叫他到滨河公园接头。
联络员立即到《国际协报》编辑部，通知了方记者，叫他去滨河公园，找一位赵大姐联系。
方记者按联络的时间，准时来到了滨河公园。他就看见在一个棵大树下的一石条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上身穿着时髦的红毛衣，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高跟鞋。坐在哪里很是亮眼。
那个美丽的女人，正若无其事地照着镜子，用手梳理着头发，不时用眼睛的余光，向身边四处扫描。
方记者慢慢地走近了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时，她合上了小镜子，慢慢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方记者：来者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协报》。
对上了接头联络暗号。那位女人才从石条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请问你是朱先生？”
方记者立即按接头暗语回答：“大姐，你咋把我的姓忘了，我不姓朱，我姓方。”
“对了，是姓方。”对上接头暗语之后，她就请方记者坐下聊：“你就是《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方记者？”
“是！”方记者向她点头。
“我姓赵，你以后就叫我赵大姐吧。”
方记者这才确认了接头的人就是她：“赵大姐，你是四川人？”他听出了赵讲的四川口音。
“我老家是四川的。”
赵一曼同方记者都是文化人，而且又是同志。两位一结识，就感觉相识恨晚。从此，他们就成了好同志、好朋友、好战友。
方记者住在《国际协报》社的一幢二层楼单人宿舍。赵一曼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约好来到了方的住处，两人就在一起聊天，谈形势、谈思想、摆家常、聊工作。
当然，赵一曼记得自己的任务，帮助方记者提高写稿编稿的水平。于是，赵就给方讲授一些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赵一曼讲课时，像一名老师一样认真。在听到赵大姐讲的这些新鲜“课程”内容时，方记者开始不太听得懂，偶尔会出现精力不集中，有走神的空白。
赵一曼就充分调动老师讲课的做法，不时抽问学生新课“内容”。
当方记者被抽问，不能完全准确地回答问题时，他就更加专心听课了。
当时，方记者正在学习俄语，赵一曼就给他纠正俄语发音，教俄语语法。
方记者懂日语。赵一曼就说：“方记者，我教你俄语，请你教我日语，我们互不交学费了。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习日语，有很多地方用得着的，行动也更加方便一些。”
于是，他们就互为老师，相互做学生。比学赶教，有时还比试谁进步快。
讲课的间隙，赵一曼就请方记者谈谈学习心得体会。当方的体会谈得不太深刻时，赵大姐就向方讲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共产党的理论知识。
赵一曼说：1927年9月，党组织派我们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月我因怀孕，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回国，只在苏联留学了1年多的时间。
那时，学校国共两党学生，斗争尚未结束，“斯托”（大林、洛茨基）两派学生斗争也很激烈。我们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刻苦学习俄语。所以在革命理论方面，我也没有能集中精力学习，所知道的还是不多，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也快要向你道完了，我的腹中也就空空了。
方记者听了赵一曼的讲述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而我却感到要学好党的理论，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望顶莫及啊。”
“我学的革命理论，好多都是在苏联学的，你将来如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回来后，我们如能在一起工作，那你站在我的面前时，才真正成了一座珠穆朗玛峰！”
听了赵大姐讲在苏联求学经历后，方记者就开始注意苏联了。于是，他经过多日寻找，四处借书，终于在一位党内同志家里，借到一本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的书，贪婪地看了一起。
一天，方记者正在宿舍认真地啃这本难懂的书时，赵一曼恰好来到方的住处。她看到方记者正在看《列宁主义初步》一书时，她问方：“这本书是从哪里借的？”
“在一个同志家里借的。”
“这本书以前我也看过的。可写这本书的作者，布哈林已经成了****，他的著作在苏联已被禁止阅读，只是作为研究参考，不能认为他写的都是正确，要一分为二地读他的书啊。”
从此，赵一曼就主动给方记者推荐书目，而且，还将自己的书和有关资料，全部借给方阅读学习。
1932年冬天，哈尔滨比往年要冷，大雪降了几尺深，天空还是冻云不散，经常北风呼啸，雪花飘飞。方记者的单身宿舍在一幢二层楼上，是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
这个邻居也是《国际协报》社的。邻居住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夫妻正好不在家，也就没有生炉火，宿舍就冰凉冰凉的。
赵一曼一进方记者的舍时，尽管身着一件皮大衣，但她感觉很冷。说：“小方，你好懒啊，宿舍里冻得像冰窖，寒气逼人，你也不生火烤暧。”
“赵大姐，我没有像你那样感觉冷的，我不会烧壁炉，如你确实受不了，我就学着去烧火吧。”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连壁炉都不会烧，还是我教你吧。”赵一曼就叫方记者在她的身边好好学着。
赵一曼先是把一把报纸点燃，放进壁炉里，然后在壁炉的旁边，用火钳夹了一个筐里的火炭，慢慢地放入壁炉，再用嘴对着壁炉，用力气向里猛吹了几下，火炭慢慢地点着了。
他们在温暖的宿舍里又开始了学习、聊天。当他们在“课间”休息时，赵一曼就问起了方记者的过往。
方记者就慢慢地回答了赵一曼的问话。他说，我生在辽河西岸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可父亲还没有满30岁，就不幸患病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4岁，母亲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的帮助。我在7岁时入私塾读书，家人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前程的人。
我读私塾8年，读的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的是孔孟之道，看到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穷苦百姓。后来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然后，进入日本学校，积极参加了反日运动，又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从武，入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军队。不久，发生了“9.18”事变，国家遭遇侵略，自身难保，率性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一曼听了方记者讲述后，她也讲起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赵一曼说，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喜欢读书，也读过私塾。在我10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了。大哥就当家作主，不让我外出求学，还要逼我嫁人。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帮助下，我加入共青团、入了妇救会，又帮助我考入了宜宾女子中学。我在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我就到武汉黄埔军校学习。在******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时，党又把我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9.18”事变后来到东北，在奉天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我也读过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唐诗宋词，学过作八股文，赋诗填词。可是我最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做小人，我对此极端痛恨。
在他们的摆谈之中，赵一曼还同方记者聊起了文学。她说：“在中国的作家中，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我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的作品。”
“他们两人我也认识，我还在《国际协报》上发过他们的不少作品。”方记者插话说。
“我就是在你们的报纸上，经常读他们的作品，我也见过他们的。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走在中央大街，迎面走来一对青年男女，朋友就说认识他们，说男青年是三郎，青年女子是悄吟。朋友就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了。这是我第一次同他们见面。以后偶尔也常在大街上相遇，相互打打招呼。”
赵一曼讲到这里时，方记者就补充说道：“三郎和悄吟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文笔也好，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
“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夫妇，已经同一些进步人士在一起，偶尔也看见他们与我们的同志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也没有说，我也不敢轻易地问，这是组织纪律。”
赵一曼听了方记者说的情况之后，她想了想，就对他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工作，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
聊过“两萧”之后，赵一曼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辅导上来，就对方记者说：“我们要将文学修养和政治素养、文学艺术和号召策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文艺创作，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激励人们的思想，丰富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鼓舞人们同反动官僚、日本侵略者作坚决的斗争。”
讲到这里时，赵一曼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说：我曾写了一篇诗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的，题目是《滨江抒怀》
“赵大姐，请你把《滨江抒怀》拿出来，让学生我先读为快，然后，拿到我们《国际协报》去发表。”
“好啊。”赵一曼当即就提起笔，这首诗就映然纸上：
誓志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定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兴故国
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这首《滨江抒怀》，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刊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