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座”与他从未见过的父亲周寒冰一样，对周玉成的成长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他与所有郑城的同龄人一样，按照国家规定从童年期进入少年期，在青年时代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然后在组织的指导下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周玉成跨入青年时代的第14年，那一年的春天很快就结束了。每年初夏，郑城黄灰色的“棋盘”就会逐渐被绿色所覆盖，各类植物在疯狂的抽枝发芽后，很快褪去了花瓣转为深绿色，开始一层层地包裹这座城市。地面的植物、藤蔓攀沿上各个交通轨道、站台、电梯和回廊，三级城区的植物则从上往下，覆盖着各家医院、餐厅、服务社、学校和居民楼。
在夜晚或是特别安静的清晨，当整个国家都在沉睡时，如果有一位监听者，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在各类昆虫鸣叫之外，各种植物生长的声音。如果将这些声音放大，有点像古时春节零点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脆脆在空气中炸响。每朵凋谢的花瓣、每片转绿的树叶和每只昆虫，似乎都在告诉还躺在床上的人们，夏天正式到来了。
玉成的感官并非缺乏这样的敏锐，参加工作后的他有很多更重要的事需要思考和应对。对于季节的变化，在他的记忆中只在童年时期有过关心。那个时候，他会问沈易华：“风是怎么来的？”也会问周爱群：“阳光的色彩为什么会有变化？”但自从进入国家教育期后，他理性的一面开始逐步苏醒，在他足够成熟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一切都是被规划与设计好的，为此而多愁善感更是没有必要。
在夏天来临的这一天，往常软绵绵的太阳像一只被突然充满气的气球，散发着无尽的活力，比往常更加耀眼。郑城上空的太阳，就像刚刚发现这篇绿色的城区顽童，带着一种过度的好奇心，从三级、二级城区中拔出一道道缝隙，仔细观察着郑城地面的样子。
室外陡然增高的温度，让周玉成感觉到一些疲倦。夏天突然到来的燥热，虽然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身体的感官方面，但在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难以按捺的浮躁，这似乎孕育着某些变化和不安，这种感觉让他一整天都有些心神不定。早晨出门时，玉成特地看了下手表上的疲倦指数，当时重达到了有120碳，“也许是昨晚的睡眠不够深，”他对自己说。
周玉成的工作是在郑城东大城区第7区区委会里做一名法律文书。工作五年后，他发现自己正向儿时的理想迈进。在他完成教育期刚从大学毕业时面临两种选择，多数同龄人会去参加军训，那样可以更快地进入国家行政管理者序列。但他没有选择军队，而是参加了地方基层干部的锻炼。他被分配到南大区第3区第9街道办做了一年的社区见习调解员。调解员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社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引发的争议做记录。比如因为宠物、垃圾、衣物晾晒等等琐碎的事情引发的各类公民生活矛盾。调解员会将这些争议做日常记录，然后然后录入到各个相关部门的信息处理接口。这些信息有时候是一段音频，或者视频。如果是正式的情况汇报，则要将录入的音频转换为文字，由调解员编辑整理后，附上自己的身份卡信息，以表示自己将对所汇报的情况负责。
这项工作对于耐心细致的玉成来说显得得心应手，在锻炼期结束后，便被调回东大区第7区区检察院做见习文书。在一年半后，经过东大区组织部官员考察和多次谈话，认定他的工作能力和思想状况是合格的，此后他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基层法律文书。
7区区委会位于二级城区东部的中心区，从他的家到办公室，需要乘坐20分钟的平面公交，然后换成10分钟的垂直公交。7区检察院大楼和区委会的其他政府办公楼一样，是一栋13层的正方形建筑，它与其他机构大楼一样排成一排，呈半圆形围绕着区政府广场。在广场开阔的另一边，则可以俯视一级城区。站在7区区政府广场的边缘，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5公里外的郑城市政大厦。那幢枣核型的大厦，身影虽然纤细，但显得比一些二级城区建筑物显得异常宏伟，大厦外立面的那层金色薄膜与他儿时的记忆相比，并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明亮。
按照组织上为他安排职业发展方向，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5年后升为东大区区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官、15年后成为正式区检察官。35年后，也就是在他进入壮年期时，有可能从东大区晋升为市检察院的一名城级高级检察官。那个时候，他的办公室会设在市政大厦中的某一层。每次午休时，他习惯沿着区政府广场散步，他已经习惯眺望远处的市政大厦——那可能是他58岁时的工作场所，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许那个时刻真的来临，他会被帝都的政治局委员们所接见，也有可能随时调任帝都。但他认为，能够在小米粒上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对于未来的这样一生，他认为自己应该觉得是幸福和充实的，也应该珍惜和感谢国家、组织、天元和云给予自己的所有机会。
夏季来临的这一天，周玉成的主要工作是为一桩私装、私改闹钟的案件梳理政策背景。
由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所核准的法定闹钟，是每一个家庭、机关、公共场所所必须配备重要设施的。就如信息屏、水表、无线输电记录器一样不可或缺。它们通常安装在每幢建筑物中经过严密计算得出的最佳位置，任何人都无权随意更改。这些闹钟在物理外观上和古典的钟表类似，但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其控制平台与各个城市劳动部门的云平台连接。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位的人群，分别对应有法律规定的闹钟时间，这些都是由国家云系统通过大量数据运算后自动完成。
系统所预设的法定的闹钟时间，在每年夏天会从冬令时自动调整为夏令时。在夏天或者冬天来临时，国家各个城市的闹钟都会统一完成年度调整。当然，这也纵容形成了一个地下黑市。三年前开始，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这个时刻，擅自修改程序。这类性质恶劣的案件在新时代的国家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中央对此类案件高度重视，每一年夏天或者冬天即将来临前，都会针对这类私改闹钟的违法现象，密集下发多份文件和学习材料。这些文件精神迅速传达到各个城级机构，各个城市也都会由劳动部牵头，组织了本地执法机构和社区单位共同抽查，如果发现有不法分子私自设定闹钟，便会立即立案调查。
比如玉成正在梳理的这个案件，就是被查处的一位济城的城级干部，私自雇人将自己家用闹钟的铃声取消，以便自己在身体正常睡眠饱和的状态中醒来，他没有走正规的渠道向组织申请，而是雇佣了黑市中的网络技术人员及钟表工，花了不菲的价钱。但当他享受了8个月后，事情败露了。他的太太和几户同在二级城区的邻居一共11人也受到了牵连。
如同国家所有的其他案件一样，涉及城级官员的性质恶劣的案件都需要经过异地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然后由最高检察院提出起诉，最高法院进行判决。正因为这样，对于郑城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有多少已经败露的情况，周玉成并不清楚。他更愿意相信郑城的居民和官员，都是正派的公民，这类事件决然不会在这里发生。
他所着手的这个案件中，济城的这位官员已经被收审了2年多，历经了5审。案件的证据都已经掌握确凿，但还需要继续审理，主要原因是中央检察院和国家最高法院都认为，判决具体所依据的政策、法律条款还需更加清晰明朗，这样才能准确地对此量刑，“我们要办一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曾对此做过明确批示。玉成已经为这个案件忙碌了三个礼拜。今天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整理办公桌上放好的一大摞打印出来的涉案卷宗及其相对应的法律条款，他需要做的是将这些文件的精神内容梳理清楚。这些文件每天都会由他的助理阅读者包文静在他来到办公室之前就为他整理好。
每当他希望尽快向前推进时，一些新冒出来的问题却迫使他不得不向后用力。比如前天他刚花费了一个工作日来研究50年前中央政府颁发的有关劳动时间的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帝国宣传部颁发的《遵守劳动时间、做文明负责劳动者的倡议》、帝国总工会颁布的《关于评选本年度劳动时间执行模范企业的通知》、帝国蒙古区特别委员会颁发的《关于各地方企、事业单位不得擅自调整劳动时间的14项规定的通知》、帝国东部特区行政首长签发的《关于高丽地区劳动时间与中央劳动时间换算的若干标准》等等文件以及这类文件的辅助文件，它们记载着上述政策、条文、法规出台的时代背景、适用范围和实施效果。
但他第二天又发现，早在85年前，中央政府工商业委员总会也颁发过《有关劳动时间法的修改意见及征求意见稿》，于是他又用了三天时间，带领着助理阅读者包文静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去寻找工商业委员会原始文件与出处。虽然他可以通过组织协调，对50年前制定政策的郑城高级官员进行走访了解（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他也必须要自己先梳理清楚，从帝国中央各个部门出台的这些文件精神和法律内容之间的沿革脉络，这样可以对自己所做的报告内容有精准的把握。
